试论芥川龙之介《上海游记》
摘要 芥川龙之介的上海之行及《上海游记》历来是评论家们评介的热点,但以负面评价为主,鲜见正面评价。本文试图结合上海当时特殊的社会情况,对《上海游记》进行梳理,重新评价芥川龙之介的上海之行。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旅行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了上海作为殖民地都市的一面,而且还对日本人的西洋观进行了批判。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20年代大概是日本作家和上海之间的交流最为兴盛的一段时期了。乘着来中国大陆旅行这股热潮,很多作家来到上海,以其游历上海的体验为基础,创作了以上海为舞台的小说和游记。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3月至7月“游历了中国的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地”。回国后先后发表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等。1925年10月将这些作品和《杂信一束》一起,结集出版了《中国游记》一书。
仅就《上海游记》(以下简称《游记》)而言,也是毁誉皆有。村松梢风对《游记》大加肯定,认为“上海旧城游记的描写极为细致,把纷繁复杂的事物和景象一一展现”。而柳田泉等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芥川“看到的还是上海的殖民地氛围,一种异国情调。就象是过去的艳史文学里描写的那些东西”。丸山升对芥川和三位政治人物之间的会面没有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样的会见记根本不必劳烦芥川先生”。再看一下近期的评论:芥川“对上海当时杂乱不洁的状况颇有轻侮之意,故意无视上海的政治、经济现状”,因此“没能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看待上海”;《游记》“不过是作家主观、猎奇、肤浅的感觉世界的再现,是卖弄文章毫无意义的文字的堆积”。也就是说,《游记》虽然在描写和文章技巧方面得到肯定,但是作家由于受到厌恶感、优越感等个人情感的制约,没能认真的面对上海的社会现实,诸如此类的评论仍占主流地位。
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蔑视中国的论调逐渐增强,《游记》中芥川龙之介对上海杂乱不洁、充满喧躁的生活环境也不无轻侮之意,这也表现出了大正时代日本人中国认识的一个侧面。比如,刚刚上岸的芥川就不断的用“不洁”、“怪异”、“恐怖”等词语来形容蜂拥而至的人力车夫,又将“贪婪”的马车夫、“厚颜无耻”的老太婆作为他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印象。在城内参观时,看到一个向池中小便的中国人,甚至写到“在这个低级的地方写起游记来,如果不时时打破礼节的束缚,就无法作出生动的描写”,其蔑视之意表露无遗。但是,尽管如此笔者仍认为仅用“蔑视”一词似乎无法概括作家对上海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社会现状也并未被作家完全忽略。本文将以《游记》为中心,对芥川的这次上海旅行加以论述。
中国旅行前,作家熟读汉书,并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对想象中的中国进行了描述。但中国旅行则促使芥川龙之介的眼光从文本中的中国转向了现实中国。关注一下《游记》的细节部分,认真解读作家独特的充满讽刺意味的表达,我们就会发现作家对现实的关心和其敏锐的观察力。比如舞场和西式公园等,在以上海为舞台的游记和小说中常被描绘成上海的欢乐场,而芥川与这些殖民地都市的欢乐场却总有些格格不入。抵达上海的那天晚上,在咖啡馆目睹的一幕让作家仿佛看到了报纸里的插图。
三、四个英国水兵和几个脸颊涂得很红的女人一起跳着下流的舞蹈。入口的玻璃门边站着一个卖玫瑰花的老太婆。老太婆买花的请求被“我”拒绝后,就一直呆呆地看着里面人跳舞。我仿佛在看报纸里的插图。插图的标题当然就是“上海”。
舞动着的英国水兵和贫苦的中国老太婆无疑就是这副以“上海”为主题的图画的构成要素。跋扈的英国水兵把玫瑰花踩在脚下的情景又让作家想起了杜米埃的画。一边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肆意妄为的水兵,一边是虽为城市的主人却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中国老太婆,这种奇妙的对比让作家想起了法国现实主义讽刺画家的画作。
这段叙述不正点明了上海这个殖民地都市的本质吗?此外,公共花园(现在的黄浦公园),这个门前竖着一块写有“除西方人以外,中国人一概不得入内”的牌子的西式公园的矛盾之处也没逃过芥川的眼睛。作家不仅在《游记》中写道“外国人可以进,中国人不能进。可是却号称公共花园,这个名字可真是奇怪啊!”,而且在写给冈荣一郎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奇怪的名字”这一句话不仅抓住了上海存在着歧视问题的现状,更是对给上海带来歧视问题的殖民地政策的一种揶揄。
此外,上海旅行期间芥川龙之介还分别会见了3位持有不同政见的历史人物。关于作家和章太炎的会面,关口安义曾指出,小说《桃太郎》的创作就是受到了章太炎的启发,这篇小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绘制的一副漫画。这可以说是近年来关于芥川龙之介中国旅行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中国旅行回来后的第3年,芥川在随笔《偏见》中披露了这次会面给他带来的感受。
“我在上海的法国街拜访章太炎先生,在挂着鄂鱼标本的书房里和先生谈论日中关系。先生当时所说的话现在还时常在我耳边响起。——‘我最讨厌的日本人就是征伐鬼之岛的桃太郎了。对喜爱桃太郎的日本人也多少有些反感。’先生真可谓贤人啊。”。
在芥川小说《桃太郎》中,主人公桃太郎化身为带着贪婪的喽罗们攻入和平的鬼之岛,把那些毫无罪过的鬼们残忍杀害的侵略者。这无疑是受到了章太炎的启发。在关口安义论述的基础之上,我们再重新来看这段关于会面的叙述,似乎就会明白烟瘾极重的芥川为什么会面时竟然忘记了吸烟,让这位日本文坛的大作家感到寒冷的大概也不只是恶劣的天气和单薄的衣服吧。在作家这种异常反应的背后,暗藏的不就是其对借桃太郎讽喻日本侵略者的章太炎的敬畏之情吗?热中于讨论“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章太炎对芥川造成了多大的震撼,仅从《游记》的字里行间来看似乎无法得出结论。笔者认为《游记》是一部隐晦的作品,如果仅是拘泥于字面含义,似乎无法把握芥川对上海的认识。
此外,在用书信体写的“罪恶”这一节里,芥川列举了犯罪、鸦片、卖淫等,将上海定义为中国第一“罪恶之都”。关于私娼云集的茶馆“青莲阁”,芥川做了如下描述。
“如果去茶馆青莲阁,就会发现从傍晚时分开始那里就聚集了无数的娼妓。她们见到日本人嘴里就会喊着‘SAIGO’。这‘SAIGO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才知道这起源于日本军人在日俄战争中抓住中国女人往附近的高粱地里去的时候说的‘走吧’。这听起来就象是在说相声,可是无论怎么说,这对我们日本人来说,都决不是件光荣的事。”。
“青莲阁”作为色情场所,在井上红梅的《中国风俗》和村松梢风的《不可思议的城市——上海》中都有过描写。但是芥川却提出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军人不光彩的一段逸闻,用谐戏的笔触对所谓的“帝国军人”的无耻行径加以讽刺。此后,在沈阳游览时,作家又用“高粱地里匍匐的一只百足虫”简洁地讽喻了南满洲铁路。南满洲铁路是日俄战争的“战利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头兵,可在作家的眼里却是一只侵入东北腹地的毒虫。中国旅行之后芥川以日俄战争为背景创作了小说《将军》,从中也能看出作家对战争的批判。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旅行,作家就不会写出《将军》、《桃太郎》这样的作品,这也是作家中国旅行的成果。
芥川龙之介在《游记》中不仅对上海西化的一面表示反感,对那些在西方面前充满自卑感,一味地追逐西方的日本人也进行了批判,这也多多少少论及了日本的近代化和日本与西方关系这个问题。在用戏曲体写的“徐家汇”一节里,作家着眼于明万历年间、清雍正年间和中华民国十年,分3个时代描述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如果将天主教看作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比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叙述的背后,隐含着作家对社会风潮的讽刺。先是明代的僧人云水堂而皇之地去和传教士做禅宗问答。但是,“什么处来?”“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这样的问话传教士自然无法领会其意。云水被传教士看作是疯子,传教士在云水的眼中也只是可恶的邪教徒。两种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结果云水被推倒在地,连如意也被折断,完全处于劣势。墙内颂经声响起,这也宣告了西方文化的胜利。到了雍正年间,天主教被禁教,村里一个瞎眼的老人无意中挖出十字架,虔诚地做着祷告。接下来又到了1921年,出场的是包括同文书院学生在内的五个日本人。在一座既镶有石柱和石兽,又镶有十字架的坟墓前,引起日本人兴趣的只是旅行指南上的介绍。
“甲 那个教堂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乙 据说是道光末年。(一边翻开旅行指南)内深250尺,宽27尺,塔高169尺。(中略)丙 (远方传来喊声)别动。给你们拍张照片。
四个人站在十字架前。接下来是几秒尴尬的沉默。”。
仅靠指南上记录的高度和长宽等数字是无法抓住西方文化的本质的。最后拍张纪念照便心满意足,这种对西方的理解方式与前面的老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正是对日本人肤浅的西方认识的一种讽刺吗?。
此外,在用两个日本人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的“西洋”这一节里,回答者也就是芥川对盲目崇拜西方的日本人进行了讽刺。在那些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看来,上海不属于中国,而是西方的一部分,上海的魅力就在于那些西式的公园和西方人来来往往的街道等。在风俗习惯方面也有用西方的标准否定东方的倾向。但是,在芥川看来,西化并不等于进步。
“问: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总把别人看到自己的肌肤不当一回事。
答:就算觉得怎样,那也是这么想的人太猥琐了。
问:那你是说西方人很猥琐了?。
答:当然从这一点上说来是这样的。只是遗憾的是风俗这个东西总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现在的日本人也觉得光着脚出去显得自己很下贱了。”。
这不正是对那些以西方为尺度评价优劣,随意丢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却毫不在意的盲目的西方崇拜者们的揶揄吗?回答者称自己死后“宁愿躺在土坟里,也不愿长眠于大理石做的十字架下面”,也表达出作家逆社会风潮而行的态度和其对东方的归属意识。在“日本人”这一节里,记述了日本人X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居留民对上海中的西洋的态度。X以上海中的西洋为自豪,常常催促自己的朋友们“与其呆在日本忙忙碌碌,不如早一天来上海”。可是这个狂热地爱着西方的日本人的遗书却意味深长——“我的骨灰无论如何都要埋在日本”。这不正暗示着即使人们被西方迷惑,丢弃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但总有一天会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拾起来吗?邂逅中国现实中的西方,为芥川的旅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主题。
结语。
《游记》没能超越一个日本作家的优越感,这点是不可否认的。但笔者认为芥川龙之介的上海认识并不仅限于“蔑视”。在这次如急行军般的旅行中,作家“不管去哪里,记事本和铅笔都不离手,把所见到的景物全都记下来”。由此可知作家是如何认真地对待上海的现实情况。
“你能想象三角形的房间吗?想象不到吧。但是,你到上海去就会发现三角形房子确实存在。那里有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村松梢风就是受到芥川这番话鼓动,来到上海,最终赋予了上海魔都的形象。“三角形的房间”表明作家对上海现实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的认识。此外,横光利一也在《静安寺的碑文》中写到“让我来上海看看的就是芥川龙之介先生。他在去世那一年跟我说一定要去上海看看。所以第二年我就来到了上海”。在上海芥川龙之介不仅亲眼目睹了他从小耳熟能详的那个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甚至还捕捉到上海这个殖民地都市特有的矛盾。而且在上海特殊的历史状况下,作家还对日本人的西方意识有了一定的思考,论及了日本的西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也成为作家映照自我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2] 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三省堂,1942年12月。
[3] 菊地弘等编:《芥川龙之介事典》,明治书院,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