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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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居。

1927年8月，专司为蒋介石筹饷的“苏沪财政委员会”解散，陈光甫总算喘了一口气。蒋下野约一星期后，财委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对外宣称，这个临时机构的全部卷宗账目移交国民政府财政部，其全部职能和若干未尽事宜，也都转交到了财政部。

陈光甫明白，财委会只是政府结构未臻完备时的一个过渡机构，而自己，也未始不是过渡年代里的一个过渡人物。现在财委会已作鸟兽散，能够这般安全着陆，全身而退，在他看来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革命事业方兴未艾，回头的潮水总是要卷走一些人，想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曾经急火流星般的心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但这世界又哪里能让他真正安生下来呢？刚刚过去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春天，他经手数千万元款项，供给隆隆开动着的革命机器，却已无意中得罪了政府里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宋子文。想当初，身为中央执委、财政部长的宋，衔着统一财政之命，从武汉来到上海，短暂的合作后，蒋抛开桀骜不驯的宋，打着苏沪财委会的旗号命他筹款，现在宁汉已经合流，下野的蒋总司令也重新归来，成为蒋的姻兄的宋子文以国府委员身份再次出任财政部长，俨然新政府的新贵，陈光甫已经隐约感觉到包围着他的敌意。

此时的宋子文为蒋筹款的劲头，已大非往昔可比。北伐之初，他对蒋并不怎么服气，对前线催款也是推三阻四，此时已今非昔比，蒋在宁汉角力中胜出，他只有把所有的宝都押在蒋的战车上，任其驱策了。宋子文一上任，财政部就大发公债，以供二次北伐之需，短短几个月间，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1600万元，卷烟税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军需公债一千万元，并以高利率、大折扣吸引银行购买。

而陈光甫认为，去年发行的数千万元公债尚未偿还，旧债未清，再发新债，很容易会使银行掉入循环式的陷阱里去。因为新债可以一部分抵充旧债，各银行为了维持旧债，就会不断购买新公债，致使公债积累越来越多，而政府只顾借钱应付眼下，根本不考虑偿还，如此一来，债务偿还遥遥无期，造成不少呆财，就会动摇银行信用。

此中关节，身为财政专家的宋子文岂会不知，只是眼下政治挂帅，革命第一，他不会坐视任何人的反对，更何况，持反对意见者，又是来自他一向对之耿耿于怀的陈光甫。几个月前宁汉对峙时，陈光甫就一直与自己对着干，眼下社稷一统，戮力北伐，难保陈没有觊觎财长之。宋陈之间的罅隙日甚一日。

于是，借着上年故去的父亲在武汉有一笔遗产有待处理为理由，陈光甫决定去汉口一行，也好躲个清静。在这急景流年的乱世里，他没想到，在汉口竟然逗留了整整半年。

促使陈光甫下决心远走汉口的，是他刚刚吃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宋子文不知何处打探到的消息，说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藏有一批硝石。硝石是兵工厂专用于制造炸弹的，属军用物资，私藏即为违法。满心以为抓到了把柄的宋子文想借此狠狠敲打一下陈光甫，当即委托沪上著名律师章士钊，以私运军火嫌疑向法院起诉上海银行。虽然事后证实，这场沸沸扬扬的起诉只是乌龙，这批库藏的硝石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持有军政部的正式关文，但陈光甫无端受此诬告，留在上海已是兴味索然。

预订的是日清公司的瑞阳号轮，为候潮水，直到元月9日方始启碇。仆人九芝，带着大箱小箱伺候一切。副总经理杨敦甫、上海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诒等朋友一大早都来码头相送。八时半，船准时启行。这日天气不佳，至中午，出吴淞口时，已风浪大作。同舱有一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官员，与之略谈时局，说起上年3月北伐军下南京时，南军北军混作一团，甚或有人趁火打劫，杀死外交官员，酿成列强军舰炮击南京城的惨案，都觉恨恨。

舟中无事，惟有读书看报，以作消遣。时风所及，他带的旅途读物中有一册俄国革命书籍，其中内容，多从俄驻北京使馆文件中辑出，对于苏俄帮助中国革命等事实记述颇为详尽。俄人对华经济及军事调查之精密，让他“惊骇不已”。忽而联想到前年曾赴南满调查，见日人南满铁路调查课组织完密，侦探队对我国军事、地理、政治、财政乃至风土人情的刺探，也是无比精细，在他这个受美式教育影响甚重的银行家看来，这两个近邻，一虎一狼，都是别具用心，“帝国主义与第三国际之赤化，皆属不怀好意” （《陈光甫日记》，2页。上海档案馆编，邢建榕、李培德编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对陈光甫旅汉半年的记叙，大多根据该日记整理，同时参酌了何品、宣刚编注的《陈光甫日记言论集》）。

水路漫长，他又是个脑子闲不住的人，正好把沪上银行界情形细细推演一遍，以作脑力之操练。至他西行的1928年元月，上海银行公会的二十五家，在他看来可分四派：“镇江派”，“北四行”领袖多出其中（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时人合称“北四行”），谨惕者少，思借地位而营私者多，社会不甚推重；“官派”，即享有国家银行之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历史上与镇江派势不两立，多接近绍兴钱庄，行员舞弊严重，其舞弊方法，是把行中之钱存入关系较好的别家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藉分余利；“学生派”，或者叫“新派”，行事上较上两派干净，主事者多有留学背景，想做事业，多读了几句书，却不知谋利之法，“南三行”兴业、浙江、上海可为领袖（兴业即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即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相互关系密切，时人合称“南三行”），东亚、工商、广东、和丰等行附之。“杂派”，如永亨银行，因其办法接近传统钱庄，最无势力。

陈光甫自忖在这四派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居于想做事业的第三派，亦即被人讥作“学生派”或“新派”的。新派总有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银行必须脱离政府的羁绊，谋金融地位之独立。眼下国民政府对银行界的态度，如农夫驱牛，一味蛮赶，终非良策，也只能希望渡过了这一阵的难关，俾全国财政统一，再有好转。而各派只要抱定了共用提携之智识，多多辅助工商实业，前景应该还是可以趋好。

到得汉口，经过大智门火车站，记忆中，这车站还是二十年前那般崔巍坚固，远远一见，却大失所望，其寒碜破败，几近破窑。坐车子进入闹市，经过汉阳县衙署，前清时，这县衙的外观还有点森严气象的，现在看去也是倒却了架子。但比之喧嚣的上海，农历尚是丙寅年的武汉毕竟肃静了许多。这里喧闹一时的工会已被政府一律取缔，满街残红碎绿，都是破旧的标语，经雨一淋，字迹漶漫，无从辨认。年前春天，上海的血腥还让陈光甫余悸未消，这突然降临的安宁，让一心避世的他尚觉还差强人意。 相关热词搜索： 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