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作者排名的变奏]红岩作者
就像如今通俗歌坛上的“羽・泉”、“凤凰传奇”等形形色色的组合，“罗、刘、杨”也是一个由几个人组合起来的工作小组，不过他们的工作内容不是流行歌曲，而是在群众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和写作，三个人的全名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
这个组合中的罗广斌和杨益言，有点岁数的人都很熟悉，他们的名字和上千万册的畅销书《红岩》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曾经广为流传。
刘德彬，这个组合中的重要一员，却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有走到台前，虽然在重庆和四川，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但在更为广大的读者当中，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
研究当代文学的专家们能够隐隐约约地知道还有一个刘德彬。
1963年5月13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署名罗广斌、杨益言的文章《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提到：“1956年……市委给了我们三个人以半年时间，分头写出了五六十万字的书面材料。
”并且也说到了刘德彬中途“单飞”的原因：“最后几次改写和定稿时，刘德彬同志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先不说究竟是什么“工作原因”使得刘德彬没有参加最后几次改写和定稿，而说说“最后几次改写和定稿”前后的事情。
因为这个“最后几次改写和定稿”也就是从1959年2月到1961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两年多之外的更多时间里，刘德彬的工作和生活是和罗广斌、杨益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红岩》出版之前一直是“罗、刘、杨”，《红岩》出版之后就微妙地变成了“罗、杨、刘”。
除此之外，在不同的情境中，也有“刘、罗、杨”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些三个姓氏之间的不同排列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却大有深意。
“罗、刘、杨”的产生 “罗、刘、杨”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工作组合。
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还有三天，国民党当局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200多个政治犯实行了大屠杀，这就是日后著名的“11・27大屠杀”。
虽然经历了惨烈的火焚和枪击，但大屠杀过后，两处看守所仍然有几十人侥幸生还。
在这些人当中，就有身为共产党员而又被组织信任的罗广斌和刘德彬。
12月初，他们两人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后，随即被安排到“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开始进行一系列和“大屠杀”善后有关的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是编辑一本对大屠杀进行全面介绍的公开出版物《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
1950年2月，这项工作进行到后期，刘德彬介绍他高中同学杨本泉的弟弟杨益言参加这个特刊的校对工作。
烈士追悼会结束后，罗广斌、刘德彬一起到青年团重庆市委工作，随后，经罗广斌、刘德彬等人介绍，杨益言也被安排到青年团重庆市委。
“七一”前夕，重庆《大众文艺》杂志发表了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他们三人第一次共同署名发表作品。
不过，“罗、刘、杨”组合被人所熟悉并不是因为这篇作品，而是此后他们一起在机关、学校、工厂做过的不计其数的报告会。
据当年重庆团市委负责人廖伯康回忆：“其中罗广斌作的报告最受欢迎，其次是刘德彬，再其次是杨益言。
”作为从敌人的神秘魔窟中侥幸生还的当事人，他们的报告会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尤其是毅然背叛传统世家加入革命队伍而且博学多才、善于言辞的罗广斌，更是成为群众崇拜的传奇英雄。
由于出版社的约稿，他们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丛刊上发表了短篇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出版了中篇的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
这两个和此前发表的《圣洁的血花》一样并不算成熟的作品却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由于出版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在烈火中永生》成为共青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发行量达到350多万册，《北京晚报》还进行了全文转载。
但早在《在烈火中永生》出版之前的1956年10月，他们三个人就向市委申请了半年的创作假，开始了把他们的革命经历写出来的尝试。
这个尝试的结果就是1957年春天完成的几十万字的说不清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的一摞子打印稿《锢禁的世界》。
“罗、刘、杨”变成了“罗、杨、刘”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他们三人在前一年完成的这沓子并不成熟但是题材重大的稿子就成为各级作协完成跃进指标的重要砝码，同时，也引起了发表过他们稿子、因此对他们有所了解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的注意。
由于中青社的重视和四川省作协主席沙汀的过问，两年前完成的、保存在重庆市作协的那个《锢禁的世界》有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不过，刘德彬却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1959年1月，由于“工团主义分子”、“严重右倾”、“攻击肃反扩大化”等三条“严重错误”，刘德彬被划为“中右”。
2月，市委研究书稿修改工作时，就没有同意让刚刚受过处分的刘德彬继续参加。
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修改，但在罗广斌他们第二稿的写作过程中，刘德彬也经常抽时间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
1959年底，《锢禁的世界》修改本出来了，作者署名仍然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
1961年5月，《锢禁的世界》第四稿定稿前夕，罗广斌曾向市委请示两个问题：书名怎么定?作者是否仍署罗、刘、杨?市委书记任白戈指示：书名可定为《红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唐彬指示：“刘德彬暂不署名，以免被动。
”虽然在《红岩》出版的1961年重庆市总工会机关支部大会就撤销了对刘德彬的处分，但刘德彬的名字还是和《红岩》无缘。
1962年，在罗广斌的要求下，他们三个人一起调到重庆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廖伯康曾回忆：“他们常常是同吃、同住、同用，我曾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已经在过共产主义生活了。
’” 虽然还是那个三个人的工作组合，但是《红岩》出版后，他们之间的排名顺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很多时候和场合，刘德彬从排名第二变成了排名第三。
如1962年11月在《人民画报》发表的《血的记忆》，署名就是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
“刘、罗、杨”与“刘、杨、罗”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刘德彬排名第一的时候。
比如，1957年2月28日－3月3日《重庆日报》连载的《云雾山》，署名为“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4月4、5、6日在《重庆日报》连载的《江竹筠》署名也是“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5月1、2日在《四川工人报》连载的《工运书记》署名是“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
这些在报纸发表的文章就 是他们利用半年的创作假刚刚在重庆南温泉完成的《锢禁的世界》中的片段。
当然，除了这些刘德彬排名第一的文章，他们在《中国青年报》上也发表了《小萝卜头》、《江姐在狱中》等，署名则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
很显然，那些署名时刘德彬排在前边的文章是由刘德彬执笔写作的，其它的文章则是由罗广斌执笔写作的。
当年他们三个人在南温泉写作时是按照各自熟悉的题目分工合作的，署名虽然是三个人，但具体到某一段，实际写作的肯定是某一个人。
人们曾经把这些确实为刘德彬所写的段落和后来出版的《红岩》中的相应段落进行对读，发现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的确，《红岩》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的几次大修大改中，经过无数把关者的指点，和最初完成的《锢禁的世界》相比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没有多少改动的段落只能说明刘德彬当年执笔的那些段落是相对成熟的。
再比如，《红岩》出版两年后的1964年1月8日这一天，由罗广斌执笔分别给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的“道隆、张羽、维玲”也即编辑部主任阙道隆和编辑张羽、王维玲以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水华、于兰”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最后的落款都是“德彬、益言、广斌”。
相比之下，1963年12月18日，由杨益言执笔给“水华、于兰”的一封信的落款署名则是“罗、杨、刘”。
在1月8日给中青社编辑们的信中谈到罗广斌和刘德彬的身体情况时也是先说刘德彬，后说罗广斌：“刘、罗健康情况较差，不断治疗。
目前刘的高血压已经稳定，尚能坚持工作；罗血压未稳，心脏略受影响，近来均在家休养。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刘德彬由于错误的政治分类被强制解除了修改小说的工作权和在出版后的小说上署名的著作权，但在《红岩》出版后，由于罗广斌的努力，他依然参加了三人组合的各种活动：搜集素材，准备继续创作以地下斗争和监狱斗争为主题的小说；到北京帮助北影主创人员写作电影剧本；在作协党组领导下，总结小说《红岩》创作的成功经验，等等。
由此也可以看出，虽然罗广斌是他们三人组合中统筹全局的核心人物，但他在自己执笔的书信中还是很得体地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另外，在他看来，刘德彬虽然没有在《红岩》上署名，但他毕竟还是这个组合中的老大哥。
或者说，正因为有过实际贡献的刘德彬没有能在《红岩》上署名，所以才更应该给实际上是受了冤枉和委屈的刘德彬以某种形式上的补偿。
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的1967年坠楼身亡，从此，这个三人组合真正结束了它的使命。
但是，为了给死难的战友罗广斌恢复名誉，也为了维护他们的共同的政治资本《红岩》的清白，杨益言和刘德彬一起到革命中心北京上访申诉、四处活动。
这个时候，包括杨益言本人都是把刘德彬当作是《红岩》的作者之一来看待的。
“四人帮”被打倒后，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青社计划再版《红岩》。
1977年7月底，受中青社的邀请，杨益言到中青社又一次修改《红岩》，但这时罗广斌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刘德彬当年遭遇的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署名的情形有可能再一次落在罗广斌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