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ＦＢＩ监视下的婚姻】fbi监视下的婚姻
做媒的是我幼年时期一位女友。
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练英文嘛!” 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
听到叩门，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
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那么一种下落。
更没想到，这个随意的相会在我和劳伦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么戏剧性的一笔。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
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
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
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 “绝对不是因为我。
”他微拧眉头，身子凑我近些，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 我又对着他瞅一会，才认定他不在开玩笑。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瞅住了我。
我是系里惟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
然而这回却不同。
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
的确是他“供”出了我。
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
在他对我们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诚实!”他答。
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
”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
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
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
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
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
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
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
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劳伦斯在电话中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
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分量质量自然都不足。
不久，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
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结局，那么就忍吧。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
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
我仔细地一一答对，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成谎言。
谎言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
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
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十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 “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communist party?”(“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
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
我在母语上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
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 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抢白道：“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劳伦斯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 “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瞪圆眼睛，向我张开两个巴掌。
我长吁一口气。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
矮个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 我说我明白。
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
我拿出笔，用力瞅他一眼。
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灯闪烁。
我打开它，上面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
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我自愿的时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
二十世纪末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一九九二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
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
日子是宁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摘自《爱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