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的演绎与发展
它首先发轫于哲学界的呼唤，随后得到了界的回应，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双方大有携手联姻的趋势。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结论，但却取得了不少令人欣慰的成果。
讨论自身的影响和意义是巨大的、长远的，不仅对哲学自身是一种延伸和发展，而且对扭转经济学界的片面追求纯“数理技术化”的倾向，启迪、开阔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推动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进步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经济哲学自身的一些具体问题，学界专业人士已经论述了很多。
例如，什么是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与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范围有何不同？经济哲学是否要提出自己的基本概念、原理、理论，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等等，都作了较为深入的争论。
在此，笔者不再赘述，不想介入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只想就一些看似无关、但却重要的外围问题谈点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在我国目前会提出经济哲学问题？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怎样，是如何演绎的？国外存不存在经济哲学？经济哲学在我国怎样发展，前景如何？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哲学在中国出现的背景 在我看来，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一个是哲学在我国“贫困化”趋势强化、亟需寻找出路的直接结果。
先说第一个方面。
社会是一个复杂统一的有机体。
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转型，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在经历了建国后三十多年的闭关锁国、片面追求情结、饱受贫穷落后的煎熬之后，终于踏上了改革开放、通往经济的不归之路。
二十余年的探索之后，一些单方面的、表层的、相对微观的问题经过努力和“交学费”都基本解决了。
但一些综合性的、深层次的、关系到全局和方向的宏观性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例如关于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莫不如此。
而这些问题不是依靠某一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就能解决的，有赖于整个学界的联手行动、全社会的共同探索方能够找到答案。
因为，一方面，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深厚的基础，它就象一条经纬线贯穿到社会的全部生活领域，决定和影响着社会结构、结构、观念结构等，“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不能给予人们具体的实证知识，却能给人们提供认识社会发展的真切的理解力、批判力和判断力。
在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就是适应这种时代变革的要求而兴起的，它的提出就是要通过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的“杂交”优势，开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说第二个方面。
我觉得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催生”，主要是“贫困化”的直接结果。
经济哲学可以被界定为对经济生活、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功能、经济目标、经济制度及其相关过程的哲学评判，它所要探索的是那些根植于经济生活而又超越经济学范畴的问题。
因此，西方经济哲学最初主要是由西方经济学家主动关注而产生的，家则大都沉湎于他们自己的领域，相对被动地接受经济学家们抛来的“绣球”。
相反，我国的经济哲学首先是从哲学界作为应用哲学的分支提出来的，以至于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一些哲学学者不甘于哲学“贫困”的状态，而用哲学式归纳经济现象而已，以拓宽自己的生存范围，“混得一碗饭吃”。
这样说虽然有些偏颇，但我认为，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却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哲学的贫困化”，与马克思的名著《哲学的贫困》里的含义不同，专指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
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的“政治化”。
哲学是一门“智慧”的学问，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它的基本功能是教人如何去思考。
然而在中国，哲学已经异化了，变成了“政治”的依附，变成了的说教。
本来是教人如何思考，却变成了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因此，在中国，一提到哲学，人们自然的把它划归“政治”的范畴，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情绪。
（2）哲学的“一元化”。
中国的哲学长期以来是哲学一统天下，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多年来禁止西方其他哲学流派的输入，甚至连中国自己历史上蕴藏在传统中的辉煌的深厚的丰富的也视为“毒草”而丢掉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哲学，我绝无贬低它的意思，但它毕竟只是西方哲学思潮的一种，它也是吸收前人成果养料的产物，它本身也要发展。
正象马克思创立其哲学时对前人的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样，我们对待马克思哲学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我想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态度。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好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3）哲学的“纯学术化”。
哲学是启迪人们思想的学问，是大众行为的科学。
而哲学在中国被纯学术化了，变成了一门“玄学”，只是专业人士学术探讨的东西，只是圈内人士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东西，离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太远，离大众太远。
或者说，哲学在中国只是“贵族化”的学问，没有实现“平民化”。
正因为如此，使得哲学自身的路子越走越窄，陷入“死胡同”，缺乏大众尤其是其他学界的理解与支持，哲学的“灵魂”和“生命”丧失了。
（4）哲学的失败。
与以上几点相联系的，或者说与之有因果关系的是哲学教育的失败。
也就是说，哲学在中国变成了“考试”的要素，学生被沦为哲学的“奴隶”。
从中学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哲学始终都作为必修课通过一关又一关严格的考试，哲学教育被重视到如此的程度本意是好的，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结果如何呢？除了考试前机械地死记硬背了些概念和条文外，哲学的“精髓”和“灵魂”都丧失了。
试问一个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非哲学专业的博士懂多少哲学知识，会不会哲学思维，有没有“哲学味”？ 哲学在中国沦落到这种境地，不仅是哲学的悲哀，是哲学界的悲哀，更是学习哲学人士的悲哀，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如此境况，不由得使人对哲学在中国的命运产生怜悯和关怀。
正因为哲学在中国的“贫困化”或“异化”，使得哲学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在火热的改革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丧失了理应发挥的指导作用，甚至哲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连正常就业也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出路何在呢？在哲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主张从加强主体性、科学化、社会化等内涵研究角度为哲学寻找出路，如果能解决问题，这当然是一种办法；另一种主张面向现实、在应用中求发展，即从加强外延方面的研究来拓宽哲学生存的路子，这不失为一种更实用的思路。
既然存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哲学等交叉学科，为什么不能形成经济哲学这个新的生长点呢？正是基于此，一些哲学学者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经济哲学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