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彩业六大公司 澳门博彩业的恒久博弈与政府选择

[摘要]本文借鉴博弈理论的内容,研究澳门博彩经营权适度开放后的对策选择问题,从讨论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出发,通过指出两者与政府选择的关系,探讨政府选择如何使非合作博弈最终逐步转向合作博弈的转化过程,并以博彩税率调整为例,论证调低博彩税率是加速博彩业由量变向质变方向迈进的其中一个方法。

[关键词]澳门博彩 博弈寡头垄断 经济适度多元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93—04      基于澳门市场的行为主体对博彩业的供给与政府监管间存在着的博弈以及这个博弈的长期性决定了澳门政府必须适时地作出政策的选择。

从世界博彩史看,由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政府公共政策选择起了重要的作用。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澳门博彩业由完全垄断(Monopoly)走向寡头垄断(0ligopoly),亦即笔者所指的政府博彩经营权适度开放作出的公共选择。

这种政府选择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博彩业的供给能力、社会控制能力有限;其二是与澳门市民对博彩业社会效应和风险利弊的认识存在的差别有关。

所以只有正确认识博彩业合作博弈及非合作博弈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政府选择的利弊,才能有效地在博彩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寻求突破,并将突破的成效辐射至其它行业,真正做到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适度多元。

一、非合作博弈      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在于行为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属于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

人类历史上赌博的泛滥和政府的严禁之间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一直以来,赌博虽然广泛地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但仍然历久不衰。

至于公共选择,可看作是公共资源的博弈问题。

公共资源博弈的结果表明,在公共资源的利用、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政府的组织、协调和制约是非常必要的。

实际上,由于社会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和个体、群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上存在矛盾,政府为了有效利用和保护公共资源,就必须制定监管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

以保持对某些个体和群体追求的制约和规范。

历史证明,赌和禁的博弈一直处于恒久的持续状态,若得不到制度化,赌徒就会以不断寻求突破制度化的方式参与,从而造成博彩活动的地下行为,或称之为地下经济活动。

虽然地下行为比没有一点管制的泛滥相对稍好,但地下活动的发展必然会千方百计逃脱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久而久之成为一大顽症。

为此,如何有效治理博彩问题,自古至今一直困扰着政府社会

随着澳门博彩业适度开放,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富者更富,穷者相对感觉自己更穷的社会心态事实存在。

博彩业本身就带有投机的性质。

基于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由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而直接或间接打击、挫伤社会上勤劳守法、默默耕耘的人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间接证明了社会对“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思想和行为的默许和纵容,一定程度上也刺激社会风气向投机方向转化,形成了道德失范的现象,这亦是今天澳门社会人们对博彩业,以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出现偏差的原因。

事实上,对于博彩业的负面因素,一方面社会应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判断;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则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和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

因为社会上对博彩问题的博弈是持续存在的,如果不正视其影响,必将直接或间接对社会安全和秩序造成更大的隐忧。

二、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是指行为主体相互作用时,能够形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人们可以通过相互合作取得共同利益的增进,它强调的是效率、公正、公平。

合作博弈理论对博彩业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博弈的角度看,澳门博彩业适度开放是经过社会多次博弈之后逐步形成的。

假设在特区政府没有任何政策选择的情况下,专营垄断下的博彩业就会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利益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化,特别是回归前治安问题的严峻局面更令投资者却步,经济未能发展,澳门人的综合生活素质亦必然同步下调。

这种情况决定了特区政府博彩经营权适度开放这项重大公共政策方面须作出必要的选择。

博彩经营方式、思维模式的转变,以至适度开放政府选择,使政府博彩经营者及民众间形成合作博弈,从而将博彩经营权适度开放这项社会工程达至全面合法化和社会化。

回顾世界各地的博彩业,特别在欧美国家,几乎都出现过严禁一开放一再严禁一再开放的循环(cycles of government prohibition and promotion)经历,期间争论的核心,仍然是利弊问题。

结论大致有三层意思:其一,活动在地下,由民办,有弊无利;活动在地上,由官办,有利有弊,利大于弊。

其二,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集资手段,博彩业的集资功能不利用,就必然会被非政府力量利用,置于困境状态的政府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治理措施,则易被人们指责为不明智。

其三,不道德的因素要用道德的力量去克服,新的道德旗帜是援助弱势群体,即通过博彩业所得的收益,用于社会救助性事业,包括慈善、救济、文化、社保等等,这样政府就可以用新的施政理念减弱道德失范的情况,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博彩业的管理和相关社会福利的制度建设是否与社会发展同步。

合作博弈最终逐步转向合作博弈,用过去人们不认同的价值判断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持续博弈过程中的转化过程,然而,必须要承认一点,合作博弈只是社会博彩业价值判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不是全部。

归根到底,博彩业确实对社会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负面效应,这点必须要承认,若不正视问题的存在,是无法让政府寻找到发展过程中的新对策的。

三、政府选择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博彩活动一直存有争议。

这种争议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难以避免,争议可以影响但代替不了政府选择,不少国家的博彩业就是在争议中一步一步发展的。

作为社会公共福利的提供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在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后,澳门特区政府适度开放博彩业后实行了相对较高的博彩税政策(税率为35%,美国与澳洲的税率见表1)。

毋庸置疑,高税率,能令政府收入增加,以博彩的毛利收入不会减少为前提。

澳门自2002年博彩业适度开放以后,若与美国内华达州作比较,可以发现,澳门税率较内华达州要高,整体博彩税的收益亦高。

在2002至2006年期间,税收不仅增长,且增幅亦高于内华达州(见表1及图1)。

在一般情况下,税率的增加,而其它因素不变,无疑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税率提高的话,赌场为了保持其边际利润不减亦会相应减少扣除率(赔率),这亦会相应影响赌客在博彩过程中的赌注额,令营业额大减,造成得不偿失的局面。

这样税率纵然增加了,但若投注额(赌注)大幅减少,就会令政府的实质收入减少。

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澳门赌场每张赌�的日平均收益呈下降的趋势。

2003年澳门每张赌�的平均收益为 22962美元,相当于拉斯韦加斯金光大道的10.4倍。

至2006年,澳门每张赌�的日平均收益下降至6766美元,仅相当于拉城金光大道2853美元的2.4倍。

今年上半年,澳门每张赌�日平均收益回升至8278美元,也仅相当于拉城的2.8倍。

然而,澳门赌场各自情况不一,但赌�的日平均收益呈下降趋势是相对明显的。

事实上,税率下降并不意味着博彩税收减少,因为只要纯利大了,基数大了,即使税率低了,亦未必令政府博彩收益减少,而且更可能加速博彩业由量变向质变的方向迈进。

而调整税率的最重要前提是要加强政府监管,杜绝博彩业内的违规行为,全面提高政府监管的技术水平和素质,堵塞有可能出现之偷税瞒税的漏洞,这样博彩税收政策才可以真正成为调节博彩市场结构的有力工具。

所以对特区政府而言,关键问题是在于如何真正提高博彩业的营业额。

只有将饼做大,才可以分到更多的利益。

澳门博彩经营权适度开放后,特区政府发出了三个正牌和三个副牌,博彩经营出现了新的局面。

2007年12月18日,美高梅金殿的正式营运,标志着澳门一分为六的博彩市场竞争正式展开。

然而,澳门博彩市场不作寡头勾结(Oligopoly Collusion)经营,而是竞争促销,诚然,税率的提高并不利于增加营业额,但由于市场的开放效应产生了正面影响,且大于高税率的负面影响;再者,内地开放自由行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潜在的客源,故此,在澳门博彩业适度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特区政府博彩税上的收入仍会超逾过往最好的年景。

另一方面,纵然博彩业的营业额没有增加,甚或比开放市场前减少一成,但由于税率提高达两成,则博彩税收入仍是增加的。

不过经济理论以及实证皆说明,高税率博彩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故此,从短、中期而言,高税率澳门整体发展有利,但长远而言,特别是面对其它亚洲城市相继准备开设赌场后,特区政府宜慎重对税率等整个博彩业的制度作出评估及相应的调整。

从美国的经验可知,博彩税越低的地区,赌场之间的竞争越是充分,而博彩业对其它相关行业的利好辐射就越大。

税率令投资者(赌商)只注重从赌�上赚快钱,而不愿兼顾配套行业的经营和发展。

偏高的税率也必然会使产品的价格高居不下。

当然在博彩业适度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的开放令客源扩大,导致博彩产品的需求曲线向外移,故在一个时期内,博彩产品的需求量仍呈增长之势。

但由于澳门博彩业寡头垄断(Oligopoly)市场,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某个企业的策略和行为将影响到它的竞争对手,反之亦然,故每个寡头在决策时,都非常注意这一决策对其它寡头的影响。

这是因为各企业在作出价格与产量决策时,都要考虑到竞争对手的反应,而竞争对手的反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难以准确预测。

故此,寡头企业之间的博弈和相互依存性,使博彩企业趋向于某种内在形式的勾结。

澳门博彩业适度开放的局面稳定,为使其高速发展并有效带动相关的服务性行业,促使澳门特区成为真正的综合性旅游城市,博彩经营方式的改革必须放在寡头市场的框架内进行,那么,我们应当以法律制度、政策诱导,形成一个寡头垄断竞争市场(Market of Oligopoly Competition),而不是一个寡头勾结市场(Market ofOligopoly Collusion)。

因为前者的效率高于后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开拓市场、增加行业的产出,真正带动其它行业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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