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在西南联大旧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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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百年发展历程中，曾经有一所堪称是独一无二的令人高山仰止的丰碑，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神话，它就是1938年至1946年，由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为躲避日寇的战火，南渡西迁至云南昆明市而合并组建的一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于是，在昆明出差的我，结束了繁忙的事务之后，决定挤出一段时间，忘却当下与世俗的喧嚣，去寻访那片圣地。云南，有很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但是我对西南联大颇有兴趣。所以，在昆明“落地”之后，我就问起当地人西南联大旧址的情况，回馈是没有什么。

尽管“没有什么”，但我还是很有旧址一观的冲动。

一。

第三天的下午，我来到了位于当年昆明城西北部地台寺附近的西南联大新校舍——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址。大门右侧是朱光亚先生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字样，左侧镌刻着当年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当年联大的大门，由于道路扩建早已不复存在。不过，2004年，云南师大根据校门原始比例在校内联大的遗址上重建了校门，再现了联大昔日风貌。现在，集中西南联大光辉历史的旧址展示地，更成为海内外所有联大学子心中的圣地。

从西南联大历史沿革来看，校园被一条铁路一分为二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出身显赫，如果以前后为界，那么铁路线以前则是大学本部，为教育功能区，包括西南联大旧址。而铁路线以后，则是运动区与学生公寓。在昆明，唯一流淌着西南联大血液的，非云南师大莫属。

走进校园，先是见到西南联大纪念亭，然后顺着校道，经过文学院大楼，见到了闻一多先生塑像。瞻仰闻一多先生的塑像，夕阳之下，那种深邃，那种刚毅，令人起敬！

再往前走不远，一座门匾赫然在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站在校牌门额之前，油然而生崇敬之感。

据统计，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京津相继沦陷后到1938年8月底，中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国家文化教育的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

7月下旬，为了华夏的文化科学与人才传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8000余名师生，先至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2月，日军占领南京，战火逼近武汉、长沙，仅维持了4个月的长沙临大被迫于1938年2月再度西迁至离战区较远，并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通往国外，交通较为便利的昆明，4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上述三校复员北返，而其师范学院单独留在了昆明，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50年，改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1999年，与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进修学院合并重组云南师范大学。

学校的成就成之于大师。进入当年的校门，也就走进了西南联大原来校园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联大的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半身塑像，顿生敬仰之心。

在那战事频仍，轰炸不断的西迁流亡岁月里，他们像老鹰护雏一样，含辛茹苦地护佑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竭尽全力地对教育的大爱，使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其学术特色却达到了中国高校历史的最高巅峰，书写了那段在物资和知识极度匮乏的动荡年代最为耀眼的光芒。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如复旦大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陈立夫曾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

西南联大为后人称道的，不仅仅是大师云集、桃李满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坚持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制度。西南联大设立了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原校长为校委会常委委员，主席相当于校长。

虽然按照学校制度规定，校委会主席由常委轮任，但蒋梦麟、张伯苓二位校长在推举了梅贻琦任首届主席后，为保持校长责任制的权威，均转入重庆任公职。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教授会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从未中断。所以，联大的实际校长一直是梅贻琦一人担任。梅贻琦是联大建设的第一功臣。

二。

只存在了短短八年的西南联大，在此执教过的教授有300余人，打开联大教师的名册，其阵容之豪华，叫人瞠目结舌。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汤用彤，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吴有训，钱穆，华罗庚，朱光潜，李楷文，林徽因，叶企孙，张奚若，冯至，卞之琳……随意报出一个，都足以进入中国现代各个门类的历史，而联大的文科类，更是巨星闪耀，其中就有朱自清、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冯友兰。他们在联大校园里，书写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教授们不光教书育人，很多教授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在此期间产生，钱穆的传世名著《国史大纲》即是一例。

联大不但师资力量强大，教学成果也硕果累累。从这里走出来的人们，许多都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栋梁。汪曾琪、殷海光、王佐良、许国璋、任继愈、朱德熙，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诚可谓数不胜数。这是一种何等的奇迹啊！

西南联大艰苦办学的证据恐怕只有现存于校园内的一间铁皮顶教室了。这是怎样的房子？眼前看到的当年这间长16米、宽5.8米的东西向长条形房屋，铁皮顶、木格窗、土坯墙的联大教室，真的是不能再简陋了。

就像云南卫视台首席主播耿嘉女士曾经给我介绍的一样：下雨天，教授讲课，学生就听不见了，有时候就说，咱们停课赏雨吧。其实好多人并不知道，这叮铛作响的铁皮顶（据说后来铁皮顶也给卖了，因为铁皮比较值钱，后来也变成茅草的顶。），周围用土坯砌成的校舍，是出自两位建筑大师之手———他们是梁思成夫妇。

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到了昆明。他们借住在尼姑庵里面，在这里，梅贻琦就请梁思成领衔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该方案被否定了，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他再作一次调整。梁思成以为自己听错了：茅草屋？你跟我开什么玩笑？这样的房子，连农民盖猪圈都能做到，还用得着我来设计吗？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贻琦的面前，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国难当头，用茅草来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们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尽可能好看点，好用点？这还得靠你们支持……梅校长说不下去了，哪位校长愿用茅草盖校舍？梁思成默默无语。梅校长俯身将摔在地上的方案捡起交给梁思成说：“等将来战争结束了，我们迁回北平了，请你来设计世界一流的清华园！梁思成什么也说不出。“国难当头”四个字揪得他的心生生发痛。当晚，他和林徽因按照建茅草校舍的思路修改方案。林徽因一边改一边流泪，说不清是为她的国家，还是为她的专业而悲伤。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推开教室一道缝，里面只有那种带有扶手可以写字的椅子，据说是为了节约课桌经费，扩大空间。有人还就造型特点为这种椅子起了一个雅号，叫做“火腿椅”。

这些，和它身旁的一幢幢现代化教学楼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正是这样简陋的教室里的火腿椅上，却走出了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171位的近现代中国脊梁，还有王希季、朱光亚、屠守锷、邓稼先等数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蜚声中外的一流顶尖科学家。

三。

耿嘉还告诉我，战乱中的联大人，经过四季颠沛、万里跋涉，终于在昆明，这座四季如春的高原古城，找到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然而，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里，这里的和平与宁静，对于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联大人来说，依旧是那么艰难。

1942年至1946年间，昆明的物价飞涨了几百倍。为了能吃上饱饭，有的教师不得不当卖衣物、书籍；有的无法维持生计，狠心把新生儿送给别人抚养；师生兼职的工作包括会计、中学教师、家庭教师、报馆校对、编辑、邮电员，甚至电工、擦皮鞋匠等十几种。赵忠尧教授在乡下靠制肥皂来维持全家生活；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潘光旦夫人赵瑞云和袁复礼夫人廖家珊等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己推磨做糕出售。这种糕点，原型是上海点心。她们进行了改造，带上了天津的传统风味。糕呈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准备其他原料。韩咏华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韩咏华送到昆明老牌的糕点铺“冠生园”食品店去寄卖，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卖糕时，她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知道了校长的夫人挎篮卖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