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实践的多维分析
摘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壮举。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实现了军事转移的战略目标，而且在沿途地区广泛传播了工农红军所承载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治文化”，是“革命政治文化”遵循政治社会化传播规律的一次空前的伟大实践。本文立足于政治文化传播的逻辑理路，以政治社会化理论范式为研究视角，紧密结合红军长征的历史史实，从政治社会化理论的主体、客体、内容、路径和功能五个维度对长征时期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实践从学理层面作了系统探析。
关键词：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政治传播；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071—05。
引言。
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形塑而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的总和。作为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理念，它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具有直接的价值导向作用。所谓“革命政治文化传播”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革命者在某种价值观念的引领下为实现革命的目标而努力传扬其所信奉的政治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基于崇高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汇集而成的革命政治组织，必然会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宣传中国工农红军所拥有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意识和政治理念，并努力实现大众化和社会化。这种“革命政治文化”的政治传播路径与政治社会化理论范式的意蕴存在着革命逻辑上的耦合，即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传播扩散的动态实践的过程，是以革命政治文化实现社会化大众化的路径依赖的支撑形式。
基于以上考量，笔者认为8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战略大转移，更是一次“革命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的伟大实践。中国工农红军承载的革命政治文化随军而动随军而行，以一种流动行军的历史姿势因地制宜地在长征沿途地区播撒，使得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政治文化广泛传播开来。这种因特殊时期而具有特殊性的“革命政治文化”传播路径契合了政治社会化的逻辑进路，造就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在主体刺激推动与客体反馈吸收的双向互动下所形成共荣共赢的革命政治生态环境，在这种革命政治生态环境下，革命政治文化不仅为红军将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且在民心上获得了民众的认可拥戴，在行动上更是动员了民众积极参加红军献身革命事业的爱国壮举，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社会化理论主体即为政治文化传播主体，是政治文化的传播者、倡导者和推动者。通常是由处于社会之中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人格的政治人充当，或者由众多政治个体组成的社会组织、团体机构和大众阶层等构成。但不管政治社会化理论的主体是政治个体或是政治团体，其中政治人的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作为政治社会化理论主体的政治个体和政治团体的政治素养、政治传播策略、政治传播路径选择等主观因素都会对政治文化传播效能产生直接影响。在长征途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尚为一个革命党，在未取得国家政权的情形下，通过传播革命政治文化的方式和政治社会化的努力实践来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显得更为紧迫也更为必要。这样，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体，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赤色工会、抗日救国会等各种外围革命团体为辅助的政治社会化主体格局业已形成。限于篇幅，这里着重对中国工农红军为主体的革命政治文化传播主体特质予以分析。
1.组织性。“政治生活的主体，历来是两极、四大要素所构成：一极是人；另一极就是制度。在这两极中间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人的观念，可概括为价值；二是作为制度基础的组织。”[1]处于革命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以共产主义政治价值观为导向聚集而成的政治组织，其所具有的组织性是红军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本质属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86如果组织性是所有政治组织的共性，那么对于善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支部建在连上”便是红军组织性的个性所在。长征途中，红军各军团、师、团、营都设立了党委，并且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各排、班中都建有党的小组。红军通过这样一种基层党组织组织性和结构层级性的运行机制，能够及时有效地把党的路线方针和纲领政策广泛深入地贯彻到广大工农红军和工农群众中去，使得革命政治文化传播的速度快、力度大、幅度广。
2.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3]工农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严明的纪律性是其在革命动乱年代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也是红军作为一个革命政治组织获得民众内心政治认同的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源泉。长征时期工农红军以其严明纪律性扭转了“贼过偷一半，兵过全不留”的以往旧式军队过境的恶劣形象，“严格执行三条纪律”，“特别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喝碗水，吃块粑粑，都要付给比价格多一倍的钱。请群众缝补衣服，磨青稞面，也给报酬。”[4]这些严守三大纪律的生活细节、作风举止正是红军严明的纪律性的真实写照，是一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2]101的有效途径。同时，红军的这些举动使民众深刻感悟到：红军的确与国民党军队不同。革命军队崭新形象的塑造和严明纪律的践履增进了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的实效性。
3.革命性。中国工农红军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具有崇高政治信仰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强调阶级斗争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的一大鲜明特征。因此，处于阶级矛盾尖锐对抗时代而选择“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理论指导和现实追求是时势必然，也是理所当然。“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5]通过革命，“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可以承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2]86革命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现实选择，也是红军宣传党的革命政治文化的有效渠道。长征途中，红军所到之处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政治运动，这些政治活动旨在废除“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中心”，坚持“以解放劳苦大众为目的”，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为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济贫，镇压地主恶霸，打击反革命集团等，广大工农群众通过这些革命政治运动获得了政治磨砺和政治历练的机会，提升了工农红军崇高政治信仰的政治认同感。
所谓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客体即为政治文化传播的对象，简而言之就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受众。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6]处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使人们习得政治文化，掌握政治技能，熔铸政治人格。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受众因其智识水平、政治立场、自我取向等个体性的差异而使得政治文化内化的效能因人而异。这种政治逻辑要求政治社会化理论主体在推进政治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政治社会化理论客体所具有的特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势制宜，合乎情理地传播政治文化，这样才能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最大化。工农红军长征突进徒涉我国广袤无垠的中西部地区，沿途老少边穷地区的广大群众成为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客体。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区群众的整体特质予以分析。
1.民族的多样性。红军长征途经赣、湘、桂、黔、云、川、康、藏、宁、陕、甘等11个省份，纵观长征行军轨迹，中西部地区是主要地带，而这些地区历来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或杂居区，民族色彩浓厚，民族多样性明显。据统计，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征行程共371天，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达125天之多，占全行程天数的337%；红二方面军长征历程19个月，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就走了5660里，约占总行军里程的1/3；红四方面军长征历经19个月，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停留的时间长达15个月之久，约占3/4。[7]红军的长征，先后经过了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羌、回、东土、土、裕固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这些地区民众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决定了革命政治文化传播要充分尊重民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地推进革命政治文化社会化。
2.阶级的复杂性。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无产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行动指南，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注重阶级成分出身并以阶级成分的归属情形来凝聚革命的动力，壮大革命的队伍，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传播革命政治文化内在规定性的必然要求。长征途中，既有各省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也有开明宗教部族首领的慷慨解囊和鼎力相助；既有广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被压迫阶级的全力支持，也有地主恶霸、官僚资产阶级的仇视打压；既有城乡开明中小知识分子的同情，也有保守土豪劣绅的谩骂。不同阶级对待工农红军的政治态度与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客体内化程度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途径地区民众阶级的复杂性也是政治社会化理论客体所不容忽视的一大特点，这一政治社会化客体所具有的特点给工农红军革命政治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严峻挑战，需要我们从理论分析与实践运作两个层面予以关切重视。
政治社会化理论范式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播的动态理论形式，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过程，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即“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传播过程，政治文化传播是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政治社会化是形塑政治文化的手段，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内核内容，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实现的外在方式”。[8]按照两者辩证逻辑，政治文化作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其自身逻辑的科学性、真理性和自洽性对政治社会化实现程度具有决定性导向。因为“政治信息传播活动是紧紧围绕着传播的政治信息来展开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决定着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容”。[9]中国工农红军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具有崇高革命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信念的群体，在长征途中除了传播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之外，还有爱国主义和自由平等主义等。
1.共产主义。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军队，革命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种革命远大理想的感召下，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86因此，宣传共产主义是工农红军作为具有共产主义崇高政治理想并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革命军队的应有之义，红色五角星作为共产主义的一种象征已经成为这支革命军队的政治符号。红军的“红”本身就有共产主义色彩意蕴，红军与“白军”的不同，不仅是军装样式设计和穿着打扮等外在形式不同，更深层面的不同表现在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信奉追求的主义、信念和价值观等精神信仰与国民党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各自政党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工农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即便是在艰难卓绝的长征时期，也丝毫没有放松宣传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信仰。《红军是什么》便是红军长征时期广泛印发向沿途群众宣传红军性质宗旨信仰的一本小册子，通过这些小册子政治传播功能的发挥和红军言行一致的实际行动，使得沿途群众既“耳听为实”，也“眼见为实”，反共势力事先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不管穷人富人一个跑不了”等政治谣言不攻自破。从红军长征贵州遵义等途中张贴的大量标语可以洞见红军矢志传播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的努力，诸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惟一领导者”，“共产党是唯一为解除弱小民族痛苦的政党”，“红军是工农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红军是工农，不拿枪打工农！”这种大众化通俗化简约化的标语有力地传播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促使民众在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上找到了依归，增进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归属感。
2.爱国主义。近代中国是在备受内忧外患煎熬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而爱国主义是贯穿近代中国从被动现代化走向主动现代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一条主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导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出于自身执政党利益诉求，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而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坚定不移地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蕴涵爱国主义的民族责任和历史担当在艰苦卓绝的长征时期彰显无遗。“北上抗日”作为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一直是红军向沿途群众推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0]219随后由方志敏率领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携带的宣传品达300多担，包括中央印制的“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160万份以上。[11]67—67长征路上，红军所书写的标语鲜明体现了红军抗日救国主张，根据福建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燕山红旗》记载，红军留下了大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标语，譬如“白军士兵要抗日就要到苏维埃政权下来”“全中国抗日的工人农民士兵团结起来，实行对日作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福建”[10]230等标语落款全部是“红军”，部分标语末尾还可以看到“1934年”的字样。可见，爱国主义是红军长征时期推进革命政治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