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概述
摘 要 概述抗战时期图书馆机构和图书馆界名人在陪都地区的广泛活动,揭示战时陪都地区图书馆事业一度成为战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中心,领导和推动着全国图书馆界在困境中艰难发展的历史进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亦称为陪都。随着重庆“陪都”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大量的图书馆机构和图书馆界名人迁至重庆,形成战时陪都地区图书馆事业逐渐兴盛的局面,一度成为战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心,领导和推动着全国图书馆界在战乱困境中的艰难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的众多知名图书馆及图书馆界精英为保存并延续国家民族的文化命脉,避战火之灾,纷纷撤迁到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以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武昌文华图专为首的一大批图书馆机构在陪都地区或筹备开馆提供阅览服务,或教育办学为战时国内图书馆事业培养专门人才,或举办图书馆界年会以备战时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
1933年1月2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南京奉命筹建,由著名图书馆学家蒋复璁先生出任该馆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建工作。抗战爆发后,该馆筹备处于1937年11月18日奉命西迁,于1938年2月12日迁至重庆,借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大礼堂为办公处,5月在重庆成立参考阅览室附设抗战文库公开阅览。1939年3月20日,因日寇大规模空袭重庆,该馆筹备处迁至江津县白沙镇,与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联合开设国立中央图书馆白沙民众阅览室,设置图表室、阅报室、儿童阅览室、书库、西文参考阅览室、杂志室等,向当地民众提供部分抗日建国图表、地方日报、儿童书籍、西文参考书和各类杂志等,另外举办儿童读物展览、总理诞辰日报杂志展览会等活动。1940年8月1日,国立中央图书馆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由于重庆为战时首都,为更好地满足陪都地区各政府机构、机关团体及普通民众利用图书馆之需要,国立中央图书馆开始筹建重庆分馆,于1938年10月10日在重庆市区两浮支路奠基开工,1941年2月1日起对外开放阅览,设有普通报章阅览室、儿童阅览室、中文与西文参考室、图书影片室及三民主义研究室,另辟有小型学术演讲厅和文物展览室等。1946年,抗战胜利后,该馆复迁回南京。
作为民国时期仅有的两个国家级的国立图书馆之一,国立中央图书馆自1938年迁入陪都重庆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迁回南京这段时期的发展,主要工作有:(1)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组织条例》搭建内部组织结构,开展各类型文献编目,图书征集交换、书报借阅服务等工作。(2)先后编印全国图书总目、战时国民知识书目、抗战史料书目、重庆各图书馆所藏西南问题联合书目等,编辑《图书月刊》等。(3)培养战时图书馆专业人才,该馆于1942年7月在重庆举办了为期10周的图书馆学补习学校,授课课程为图书馆学概论、图书分类、图书编目、目录学、版本学、参考咨询工作等。每周24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周日另设有专题讲座。(4)该馆通过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兼办教育部国际书刊交换事务,先后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书刊交换关系。(5)配合战时抗战需要,举办各类型展览会等社会活动,为陪都地区民众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带来了难得的精神食粮。如1941年4月11日至13日举办的“重庆劳军模范摄影展览会”;1942年12月25日至1943年1月10日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1943年12月25日举办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
国立北平图书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图书馆和民国时期仅有的两个国家级图书馆之一,在抗战爆发后,为保存珍贵的古籍文献,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重庆等地广设办事处,以图事业复兴。1939年战火烧至昆明,为使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珍贵文献不致受到损坏,该馆将较有价值的文献运至重庆沙坪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内,并在此地设立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负责该馆在陪都地区的各项工作。在渝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除了开展正常的馆务外,还广泛采购图书,印制馆刊,领导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陪都地区继续开展工作。另外,该馆重庆办事处派专人负责采访各地出版或市面发售的有关中日战争问题的报纸、杂志、小册子等,以补充抗日战争史料,同时积极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联系请求支持搜集抗日史料工作,先后收集多部解放区出版的书刊文献。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重庆两办事处直接与延安解放社、延安新中华报出版社、延安新华书店、重庆新华日报社建立了经常性联系。从此,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公开收藏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书刊文献。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脑溢血阖然长逝。为纪念罗斯福总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为促进世界和平进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讨论通过了“为纪念美故总统罗斯福,筹设罗斯福图书馆”的议案。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由著名图书馆家严文郁先生为筹备秘书,开始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的筹备工作。1946年9月5日,国民政府决定罗斯福图书馆馆址设于重庆。10月初,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西迁重庆,以两浮支路原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馆址为办公地点,具体实施罗斯福图书馆的各项筹设工作。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一直未正式成立,但在筹备期间即已开始对外服务,1947年5月1日,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阅览。至1948年4月,该馆共藏有中西文图书、期刊、报纸等各类型文献16万余册,典藏量在当时全国仅有的5个国立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而且还形成了抗战版图书、古善本书以及联合国寄存资料为主的馆藏特色,为日后重庆图书馆形成抗战文献、古籍善本、联合国文献三大特色馆藏打下了坚实基础。
国立西北图书馆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南”计划和实施文化教育战略大转移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1942年9月,国民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创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1943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由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任筹委会主任。经过刘国钧先生及筹备处职员们几个月的努力工作,1944年6月1日,国立西北图书馆宣布成立,7月7日抗战七周年纪念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图书设备初具规模,馆藏图书1万余册,除《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关中丛书》等古旧书籍外,还搜集地方文献200余种,金石。
拓片约百种,汉简30根。国立西北图书馆从开始筹备到向公众开放,仅用了15个月,在国难当头的艰难时局下,推动了战时西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享誉海内外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是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从事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育的专门人才,开创了我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抗战爆发后,武汉沦陷,1938年,文华图专西迁至重庆,先后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江北相国寺廖家花园等地办学。1946年3月,文华图专返回武昌复校。在渝期间,文华图专沿袭该校传统,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模式办学。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中西融合,如中/西文参考书举要、中/西文书籍编目学、中/西文书籍分类法、中国/西洋图书馆史略、图书馆行政学、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建筑学等。重视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除开设英文课程外,还设有德、法、日文等选修课程。另外,文华图专在渝办学期间正式成立档案管理科,专门培养档案学人才,开创了我国现代档案学正规教育的先河。文华图专在渝办学期间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事迹曾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嘉许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生人数不多。成绩尚优,堪称为国内图书馆教育之最高学府”。
由武昌文华图专创始人韦棣华女士于1910年创办的文华公书林是我国最早实行巡回文库的图书馆之一,文华公书林借鉴美国近现代图书馆制度,采用开架管理方式,为文华图专师生和武汉各界公众服务,成为我国第一所美国式公共图书馆。自1914年起,文华公书林增设分馆,开办巡回文库(Circu—lating Library),将文华公书林书籍送到武汉三镇的茶肆、工场、商店、医院、监狱、兵营、孤儿院、小学校、会社、住宅和乡村,给公众就地借阅。1938年,文华图专奉令迁渝,该校师生仍不忘己任,用巡回文库为难民和伤兵提供方便。文华图专迁至重庆求精中学进行全面整理后,首先在重庆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内筹设了难童图书馆阅览室。文华图专将校内生员轮流派往附近各伤兵医院任巡回借阅工作,兼有代写书信的服务。文华图专迁至江北相国寺廖家花园后,巡回文库以平民夜校和壁报等形式提供服务。在战火纷乱的特殊时期,文华图专所办的巡回文库在陪都地区的各个角落发挥着服务社会、方便民众的作用,更有振奋人心、令人自立自强的功效。
1.6 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渝之活动。
中华图书馆协会自1925年4月成立后,一直推动着中国图书馆学建设,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抗战爆发后,中华图书馆协会随国立北平图书馆迁至昆明开展工作,另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内设理事会通讯处。1943年9月,协会由昆明迁到重庆,依托国立北平图书馆重庆办事处办公。在渝期间,中华图书馆协会开展的工作主要有:(1)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图书分类及编目、图书馆立法等热点问题开展研究。(2)人才培养。积极为战后图书馆事业的恢复、重建培养人才,通过有关高等院校、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以各种专修班的形式,推动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1941年8月,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积极倡导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成立于四川璧山,设有图书馆学系,由文华图专教授汪长炳先生任系主任,开设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馆史、图书编目法、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检字索引法等课程。该校成为陪都地区与文华图专并立的两大图书馆学专门教育机构,为陪都乃至西南地区图书馆事业专门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3)对外交流。坚持与国外图书馆界广泛联系,征集采购图书文献和仪器设备。(4)举办年会,于1938年、1942年、1946年在重庆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在战事频繁、内外交困的时局下,艰难推动着战时中国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活动。
抗战爆发后,因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内大多数教育文化机构相继迁至陪都地区,艰难地开展服务活动。如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央政治大学图书馆、武昌中华大学图书馆、南开中学图书馆等,威为抗战时期陪都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时期西迁至陪都地区的大批图书馆机构:保存和发展了我国的图书馆命脉,为大后方文化图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国内图书馆界名人活跃在陪都地区,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为抢救和保护民族珍贵文献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勉力维持着。
蒋复璁,著名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毕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长期主掌国立中央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蒋复璁在重庆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期间,一方面设立阅览室供公众阅览,并致力于出版品的国际交换工作,与60多个国家建立出版品交换关系,一方面亲赴沦陷区上海、香港等地收购散失在坊间的善本古籍,广泛收集各类珍贵图书,既弥补了战时馆藏,又避免更多的珍贵文献落入敌手。受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派,国立中央图书馆在两年多时间内先后收购了一批非常著名的私人家藏,如江苏吴兴张氏适园藏书、刘氏嘉业堂藏书、金陵邓氏群碧楼藏书、番禹沈氏藏书等。此外还另获宋版书20余种、六朝及唐人写经40余卷、《永乐大典》15册。金石、拓片、舆图方面,1942年购得番禹沈氏所藏金石拓片700余种,1943年又购得天津孟氏旧藏金石拓片1500种。
严文郁,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处工作。1946年,受命任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秘书兼筹备主任。由他主持的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自1946年11月中旬在重庆接收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馆址及书报后,即因陋就简,开辟普通图书、期刊、日报等阅览室及参考室、专家研究室、儿童阅览室等,全部采用开架形式,向读者开放。除了上述主要工作外,严文郁先生还组织开展文献分类、编目、考订和馆藏珍本、善本图书展览等工作,进行了颇具特色的抗战版图书专藏整理,并协助各中小学校充实图书室,试办馆际互借,供给学术团体及文化机关研究参考资料,举办中等学校特约借书,在各小学设置巡回书库及在市民中举办专题学术讲演等工作。罗斯福图书馆在严文郁先生的带领下从1947年开馆到1949年11月重庆解放近三年时间内,对陪都地区公众积极开展服务,各个阅览室终年开放,嗣后又开夜馆,还在广播电台和《和平日报》增辟了“图书评介”节目和副刊。综观严文郁先生在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期间的工作,其在该馆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馆舍布置、图书接收和收集方面不辞辛苦,为建国后的西南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国钧,中国图书馆学家,曾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1943年2月20日,刘国钧先生被聘为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备建馆工作。由于当时处于抗战最困难的阶段,经费拮据,时局动乱,交通不便,但刘国钧先生仍积极奔走,克服重重困难,在筹备期间做了大量工作:(1)馆址方面,择定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及重庆的国立中央图书馆为通讯处,商准甘肃省教育厅暂借兰州中华路民众教育馆处房屋数十余间为办公处;(2)人事方面,广招人才,相继聘任职员20余人;(3)经费方面,拟定预算计划书,经常费20万元,临时费(年度开办费)40万元,并将计划书呈奉核准;(4)图书方面,与重庆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接洽,使国立西北图书馆成为兰州地区图书胶片阅览所,并赠送放映机两架,图书胶片54种。刘国钧在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期间,将国立西北图书馆定位于“西北文化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对推动大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沈祖荣,著名图书馆学家。抗战爆发后,由于武汉沦陷,武昌文华图专奉令西迁重庆,作为文华图专的校长,在渝期间,沈祖荣带领汪长炳、徐家麟、毛坤、汪应文、皮高品、沈宝环、何建初、昌少骞及粱建洲等一大批图书馆界名师坚持办学,为陪都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培养大量的图书馆专门人才。3陪都地区当地图书馆的发展。
随着诸多图书馆机构迁至陪都地区,一时壮大了陪都地区图书馆的力量,也间接推动了重庆地区当地图书馆的发展。
重庆市立通俗图书馆于1935年3月成立,1939年4月奉命改组为重庆市立图书馆。1939年5月25日因日军空袭,馆舍全部被炸,图书损失惨重,6月被迫迁至江北红沙碛办公,12月迁回重庆市区陕西街三元庙中央公园原址兴建新馆舍,正式面向民众开放阅览。另外,该馆还与市郊各教育文化机构协会在沙坪坝、市女中、南温泉青年馆、李子坝小学等十余处合设阅览场,提供读书阅报服务。为方便普通民众在茶余饭后享受读书阅报之服务,该馆曾先后在中央公园长亭茶社、化龙桥中心茶社、观音桥茶社等5处设立书报流通处,供给书刊、月报、杂志等,以供民众阅览。该馆曾先后制定图书馆借书办法、借书登记规则、阅览场管理办法、图书流通管理协议书等管理制度,并起草重庆市立图书馆协会简章草案,图书馆协会会员大会记录等文件,在艰难时局中,该馆作为重庆市的地区图书馆中心,在重视本馆业务建设的同时还努力推动着本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协调发展。在该馆的带动下,重庆地区的江津县立图书馆、巴县县立图书馆、璧山县立图书馆、北碚图书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国立重庆大学图书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等也在努力维持着艰难发展的局面,为抗战胜利后乃至建国后重庆本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 彭道真,国立中央图书馆白沙民众阅览概况,中华图书馆协会公报,1940(4):5——7。
2 罗德运,抗战时期的三大国立图书馆,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1):44——47。
3 胡昌健,故宫国宝在陪都,红岩春秋,1995(04):56——57。
4 宋风英,袁同礼与北京图书馆,文史月刊t2007(03):29——31。
5 董隽,刘国钧任职国立西北图书馆时的业绩,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128——130。
6 廖洛纲,文华图专毕业生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对四川地区各图书馆做出的贡献,图书情报知识,2007(1):110——111。
7 彭敏惠,文华公书林与文华图专的巡回文库,图书馆论坛,2008(4):115——117。
8 李彭元,八年抗战中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论坛,2009(5):42——45。
9 彭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简史,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3):97—100。
10 杨玉麟,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馆事业,四川图书馆学报,1999(5):59—65。
11 王秀粉,绍往开来文明有道,诚中弘外部德无疆——记图书馆学家严文郁教授,图书馆论坛,2009(3):179—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