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或者不可言说的余怒] 不可言说
余怒作为一个源头性诗人,按照我的理解余怒是在进行一种曲线型写作,他的策略是拒绝抒情,尽量提供诗歌的“多重歧义”。
读余怒的诗歌会觉得所有的语言都变得陌生和游离,存在的事物都在变异,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面或者事物在诗歌中的另一种“存在”。
就如毕加索的绘画对美术界的意义一样,余怒的写作是汉语写作里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至今为止也许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地阐释一个真正的诗人的作品,应该说对余怒文本作出具体的阐释是徒劳的。
因为歧义性诗歌写作是他的手段也是目的,这就注定了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余怒比较彻底地颠覆了惯常的汉语言系统,他把汉语切割、分解、挪用再拼贴组合在一起,这需要一种有机的智慧,而不是纯粹的才华和对传统的颠覆。
对词语的怀疑是从对世界的不信任开始的,余怒是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这种怀疑。
在他的诗中,语言的不确定性遮蔽了他本质上的动机:他是动摇的。
如果说别人是要用语言建造一座诗歌的堡垒,他则是要摧毁这一切。
“它用一声尖叫/使一堆废墟/再晕眩一次”(余怒《乌鸦》)。
读这样的诗歌会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好像他过于隐晦,或者他的挣扎过于徒劳。
“我一生都在反对/水泡冒出水面”(余怒《苦海》),即便他反对的事物,也如“水泡”一样虚弱和无力。
在摧枯拉朽地破坏和反对这一切之后,他依然是两手空空的。
在“藐视规则”之后,余怒似乎进入了一种更大的语言的空白地带。
而真正的诗人几乎都是两手空空的,谁能说自己真正拥有了语言?余怒是否掌控着自己的语言系统?在我看来他是清晰地在使用一种类似“巫术”般的语言,为自己的每一首诗歌“布局”,他非常乐于在这类似于游戏的写作中享受着自我的快感。
事实上他本人知道自己每一个词汇的指向和要到达的地方,把阅读者引入歧途是他的乐趣也是他诗歌上的“阴谋”。
这样的阴谋是完全遵从于他自己的诗学主张的。
从风格上讲余怒诗歌显然有过于浓密的“技术”痕迹,他的诗歌和九十年代盛行直白的口语诗歌完全是背道而驰,这也是他遭至批评的原因之一。
的确余怒在语言的歧义上走得太深远了,他从来没有在诗歌中敞开地出过场,似乎迷恋于这种语言的“太极”和“捉迷藏”中不愿意抽身出来。
就如藏在深山中的城堡,要想去造访余怒的文本,必先通过他语言的“迷宫”和文本的“地道”。
所以有很多人会直接拒绝其文本和甚至简单地批判他。
但是真正进入余怒的文本迷宫,你会发现里面暗藏着无数峰焰和沟壑,会有一种诡秘的风景(余怒本人是乐于藏在这个迷宫并享受迷宫中的一切,他不像博尔赫斯进入了迷宫,然后找到出口再走出迷宫)。
尽管余怒在九十年代就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诗学体系,他受到广泛关注和批判的作品也几乎出自九十年代。
但在近年来余怒的作品经过多年的探索后进入了完善和成熟期,其作品少了语言的锋芒而多了内在的平和。
他近期的作品少了早期给人的新奇感和怪异感,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不解”体之后,还需要更强大的后续力量来保持这种文体的持续燃烧。
所以近期的余怒似乎在做一种努力,要让他的诗歌在不显痕迹的状况下达到变型的极限,让阅读感在极限中破裂,继而留下巨大的空洞: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实在的?“当人们对我说‘冰块里的水珠’时/我心里一惊。
我一直没有怀疑过/存在我这么个人。
”(余怒《轻信之年》)“做到有的放矢,做到不伤感/是很难的。
我住在六楼,夜里我常常/滑到四楼或二楼。
”(余怒《平日里》)。
很显然现在的余怒没有用过于荒谬和过于夸张的变型语言,而是更贴近平实的事物出现在他的诗歌中。
也许很多人都会记得《猛兽》中那种排山倒海的荒谬感和恐慌感。
“现在我回来了/那个少年却没有回来,花园里/找不到他的骨骸。
两个人/埋伏在同一个人身上,多少年不发一语/他们想干什么?由此我肯定/我是一只混蛋月亮/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在草丛中/在堆放着旧轮胎的小径上”(余怒《目睹》)。
余怒的“语言之马”一直在是与非之间徘徊――一种看似多歧义的写作,应该说余怒是比较彻底拓宽汉语写作的第一人。
“不发一语”的余怒把什么都看在眼里,目睹了个人在时代中的经历和时代在个人身上的缩影。
余怒存在着,有时我在想小说中的卡夫卡和诗歌中的余怒是不是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关联?或者说毕加索的绘画也对余怒有着某种影响和联系。
几个极度极端的人在各自的作品中封闭着,最终却因为人们的不同阅读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甚至面目全非。
荣光启说:“余怒对于余怒本人是一个词,可能我一旦说出,这个词就如一只受伤的鸟,离我而去。
”((荣光启:《解开身体的死结》)而作为一个阅读者对于余怒诗歌的阅读,我是非常受限的:其一,受性别不同的限制,视觉可能与余怒诗歌的本质南辕北辙;其二,受自己的经验的限制,用自己的经验阅读别人本来就是一种误读,或者说从“一滴水”中见到大海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但是余怒对汉语诗歌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而作为诗人余怒,他一如既往地隐蔽在自己的诗歌和文本中进行着自己的创作和更深刻的探索。
“他们转而/望着他的手指”(余怒《短诗十四》)。
余怒的确是一种诗歌的现象,他用文本为诗歌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方式,也许世人过多地关注的是他的方向而不是他的诗歌。
在目前中国现代诗歌中,当余怒通过思考确定自己要从事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写作并研究出一种迥于传统诗歌的“不解”体时,他为中国现代诗歌界提供了一种思考上新的方式和写作上新的可能:即语言的自我言说和多种歧义在同一首诗歌中的重现,仅仅从这一点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