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华基金周毅:“本土化”尝试量化投资
“谢谢这么热还跑到我们公司来，有点感冒，我尽量局限说话范围，以免传染给你。
” 毕业论文网 寒暄已毕，坐定后，银华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周毅用他惯常的平缓语速说道。
《投资者报》记者第一次采访周毅在2010年3月，那时，银华基金正推出国内第一个杠杆指数基金，作为产品的设计者，基金经理也由他担任。
谈及国内基金产品创新，在华尔街做了11年量化投资并参与过房地美等资产抵押债券设计的周毅自谦道，只是将国外的产品移植到中国市场。
从北大计算机系到华尔街操盘手，1998年到2008年期间，周毅亲身体验了互联网泡沫的“过山车”以及次债的摧枯拉朽。
前一次危机“迫使”他转身做了金融，后一次让他下定决心离开华尔街回国。
传统上人们认为，有完善的投资、研究体系才是投资的内涵，但周毅看来，这是投资的一小部分。
“与传统的基于投研平台的投资不同，量化投资更多依靠模型和程序，所以有时候在华尔街，量化投资交易员的地位比较高。
高中毕业后，他被保送北大，选了当时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四年后，在留学热潮中，又赴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继续深造。
但求职之路并不平坦。
1998年毕业时，互联网空前繁荣，华尔街互联网人才紧俏。
周毅和他的同学们赶上了好时代，不费力就找到了一份薪水不菲、让人眼红的职业。
但此时，互联网泡沫依稀传出咝咝破裂之声。
2000年，泡沫终于破灭。
回忆至此，周毅说：“像坐过山车。
” 互联网繁荣带来财富以及身处行业的成就感顷刻消失。
巨大的落差袭来，周毅的很多同学被迫改行做了律师，而周毅把职业的方向盘打向了美国发达的金融业，主要做计算机量化投资。
投资生涯由此起航。
1999年，他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金融，与此同时，利用计算机强项，在普华永道金融服务部做一些量化模型。
在普华永道的八年里，他曾参与了包括导致次贷危机的房地美、房利美等资产抵押证券产品的设计。
普华永道的客户涉及华尔街各大投行和机构，内容囊括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各种衍生品，这对周毅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不仅让我的职业方向转到金融，而且让我全面接触到各类金融产品。
” 但他也意识到，必须有深度上的提高。
2006年，周毅加入在金融衍生品方面领先的巴克莱银行，并在该部门做量化投资，与在华尔街名声凿凿的李祥林共事。
李祥林现任中金风险管理总监，在加速华尔街资产证券市场化方面贡献卓著。
有人说，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爆发，李很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间接说明巴克莱银行对金融衍生品的重视。
研发、利用先进的量化模型，发现定价有偏差的产品，用巴克莱银行的低成本融资赚取差价，这就是周此时的主要工作。
2008年，周毅以巴克莱亚太公司副董事身份转战香港，做相对简单的股票及债权衍生品投资。
此后，为照顾亲人回到北京。
把海外思路带回国 对一个长期与衍生品打交道的人来说，回国能做什么？ “当时直观感觉，自己能做的其实有限。
”对A股不了解，在华尔街擅长的东西也用不上。
量化投资方法是相对于定性投资而言，后者主要靠人力，前者主要靠计算机以及数据模型。
2009年底，周毅加盟银华基金，当时银华量化投资还是一片空白。
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该从哪里切入。
“既然不了解A股，我不大可能直接把美国或中国香港市场用的量化投资模型直接应用到A股投资中，这从逻辑上讲不通。
根据华尔街的经验，周毅深切地明白，指数基金的产品研发、创新、先发优势最重要。
然而，当时国内跟踪沪深300等优质标的指数基金已经很多，在跟踪标的上难以获得先发优势，产品形式创新成为不二选择。
“看到这种情况，我在想，在形式上要有别于国内其他产品，做别人没有的东西，才有取胜的可能性。
” 结合国内证券市场的条件及A 股的特征，周毅把目光放在了国外已经流行的杠杆指数基金上。
虽然在周毅看来，这算不上什么创新，但在国内首次吃螃蟹，总免不了一些曲折。
先想到国外普遍采取与券商做互换的方式做杠杆，然而，由于潜在的信用风险被他否定。
“这条路堵死之后，我们选择了当时国内已经有的分级基金，这虽然不能做完美的杠杆指数基金，但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我的想法。
”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2010年3月，银华深证100分级基金发行，在随后的7月到10月，该基金让市场见识了杠杆基金的魅力。
其间，银华深证100锐进份额上涨了109%，而其跟踪的指数深证100上涨了50%。
2010年4月，股指期货推出后，引进做空机制成为现实。
目前，用对冲策略做创新是周的一个着力点。
“具体做法就是用股指期货空头做等量对冲，其实就是做减法，比如，把超越沪深300指数的收益，通过等量对冲变成绝对收益，尽量降低风险。
” 从华尔街复杂的衍生品投资到国内简单的指数投资，周毅并没有觉得有多大落差。
相反，在他看来，把海外的想法“国内化”是件很快乐的事。
“过去从事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海外一些思路引到国内来，并努力适应A股的特点。
”周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