朽木不可雕也【两个孔子】

摘要:《礼记檀弓》中的孔子形象与《论语》颇有不同,以原壤丧母、子路之死、三年之丧为例,试见其歧异,并分析原因。

关键词:孔子礼记檀弓》 《论语》      千载之下,何止两个孔子

这位至圣先师早已成为包容海量信息的巨大符号,世人各据理解,人言人殊。

不仅历时层面如此,即使根据共时文献记载来看,孔子的形象也往往不尽统一,甚至颇有抵牾,《论语》与《礼记檀弓》(以下简称《檀弓》)就是如此。

论语》系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集成的,记载了孔子及诸弟子的言行,编者多亲炙乃师,加之后世尊之为经典,其可靠性自不待言。

礼记》是七十子后学者与汉代学者所编资料,某些篇章专记孔子及七十子言论,时代距孔未远,且编者系出儒家,对孔子的描述也不当有误。

但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对孔子形象的描述,二者却有明显不同。

原壤一节,就很可以看出两书的歧异。

论语•宪问》:“原壤夷俟。

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以杖叩其胫。

”   原壤孔子是故人,因此不拘礼节,箕踞以待。

孔子不悦,对原的一生进行了总结性批判:你幼年时不敬顺长者,成年后一事无成,年纪很大又不死去,真是祸害。

说完拿木杖打他平伸的腿。

由“夷俟”而引发如此恶评,孔子的态度不可谓不严厉。

但是,假如孔子所言不虚的话,那么原壤招致这样的责骂,也并不冤枉,因为他的不驯顺、不成器乃至不守礼,在被世人目为礼法维护者的孔子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亦云:“少称不弟焉,耻也;壮称无德焉,辱也;老称无礼焉,罪也。

”{1}可见,依照当时礼法,原壤罪过非轻,当得此骂。

所以,本篇中孔子的形象虽然有些刚硬过甚,却也在情理之中。

还是孔子,却在与原壤的另一事件中表现大不相同。

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

’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

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

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   原壤的母亲去世,孔子帮助他修治棺椁。

原壤登上椁木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把心意寄托在歌声里了。

”于是唱道:“野猫头上的花纹斑斓,握着你的手,你的手多么好看。

孔子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走了过去。

他的从人说:“您不能和他绝交吗?”孔子说:“我听说,亲人总归是亲人,老朋友总归是老朋友。

”遭逢母丧,本是人生大痛,可是原壤非但没有哀毁逾礼,甚至都并未守礼,反而扣椁木和节而歌,并且唱的是男女亲故聚会执手的欢歌,大大乖离儒家礼法。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伦理,而孔子所认定的伦理核心又是“孝”,故而对子女应当向父母所尽的义务要求非常严格。

可以说,孔子非常厌恶不守丧仪。

但是《檀弓》中他却佯装不知原壤背礼的行为,并且拒绝从人与之断交的建议――须知这个建议方才符合孔子的一贯风格。

那么,他到底因为什么对放浪形骸的原壤网开一面呢?   王元化先生说:“如果我们不是认为孔子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而是认为孔子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那么,这个问题或许容易理解一些。

”{2}笔者深为赞同。

孔子首先是一个人,他当然具有人的正常感情,可是由于数千年各类“曲儒”强作解人,一定要将之变为超凡入圣的仙家者流,绝对的严气正性,一丝不苟,结果反而失了本来面目,令人对之望而生畏。

孔子不绝原壤,正如郑玄所云“孔子无大故不遗故旧”,意即只要不是杀父弑君等恶逆之事,孔子就不会与故人旧交相绝,也就是“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的深意所在:人之为人,首先是有人性,有对亲故的无限深情。

所以,面对原壤丧母却击节而歌一事,孔子自行解除了他礼法维护者的身份,而单纯地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出发,深切理解故人此刻恣意忘形以纾解内心哀恸的行为,并给予了珍重的同情。

如孙希旦所言:“原壤母死而歌,与子桑户死,孟子反、琴张临丧而歌相类,盖当时为老氏之学者多如此,然壤之心实非忘哀也,特以为哀痛在心而礼有所不拘耳,故夫子原其心而略其迹,而姑以是全其交也。

” {3}   通过这种方式,《檀弓》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平和有情的孔子,令人动容。

正如扬之水先生所说:“(《檀弓》)孔门之文,很少表现纯粹的个人,只是把人所共通的普遍的情感道德与好恶,每每表现得沉着厚实,且使人能够会心于一片仁者情怀。

”{4}   类似的,子路的死在《论语》和《檀弓》中也有着墨上的不同。

子路之死是孔门的大事件,详见《左传•哀公十五年》。

卫国内乱,太子蒯聩出亡后又返国,挟持手握城池的外甥孔悝,与卫君抗衡。

子路是孔悝的邑宰,其时正在陈国。

他的同门兼同事,孔子的另一弟子子羔看到情况危急,立即逃离卫国前往陈国,巧遇正要返卫的子路,子羔警告子路:卫国情况间不容发,不可回去,子路却认为自己身为孔悝家臣,在主君危难之时应当效死尽忠,所以仍然返回了卫国。

他当面痛斥蒯聩,结果被蒯聩的党羽石乞和盂 击杀,时年六十三岁。

论语》并无对此事的直接记载,但在《先进》篇有一段相关描述:“闵子侍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贡,侃侃如也。

子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   在师生闲暇相对的轻松气氛之下,闵子骞庄重恭谨,冉有、子贡自在随意,独有子路雄壮昂扬。

孔子颇煞风景地预言:子路大概要不得善终了。

因为他看到子路即使在私下侍奉老师的时候,都带有一股刚猛之气,余者可知,所以才做出了上述论断。

应该说这段描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见微知著,而这正是圣贤的特点。

因此,这段小故事的着力点,仍然在体现孔子的不同流俗,超凡入圣。

檀弓》却直接记载了孔子子路横死的反应:“孔子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

既哭,进使者而问故。

使者曰:‘醢之矣。

’遂命覆醢。

”   孔子在中庭哭子路

有人来吊唁,孔子行拜礼答谢。

哭罢,孔子招使者进来询问子路死去的情况。

使者说:“被砍成了肉酱。

孔子就命令人把家里的肉酱倒掉。

文字很短,可是意味婉曲,感情深挚。

中庭,郑玄注:“寝中庭也,与哭师同,亲之。

”一语道破孔子的悲痛已经到何种地步:哭子路情不能禁,到与哭师相同的程度,只因为非此就不足以倾泻内心伤悼。

这是何等“失礼”!然而还没有结束,有人来吊丧,孔子又以丧主的身份亲自拜谢,这样做不仅不合于礼而且无疑是自降身份,但此时的孔子已经顾不得遵循他一向所尊崇的礼法了,他内心极大的痛苦使得他必须“逾礼”,才能承受子路之死。

在完成了所有这些恣肆的情感宣泄后,孔子才能稍稍克制,却又立即关心起子路的死况来,得知居然如斯之惨,他的情感再次决堤,命人倒掉肉酱,因为“痛子路之祸而不忍食其似也”。

⑤醢,朱彬云:“古食者必有酱,皆兼醯醢言之。

《仪礼》正馔有菹醢,则每食有醢,明矣。

孔子子路之故,适食坐设醢,故不忍食也。

”{6}   这段描写正如孙邃人所云“伤心惨目,虽不露一哭字,而有无数哭声在内”{7}。

至此,子路之死对孔子情感所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终于也在孔子自己一次又一次失礼的情况下才得纾解。

孔子一生守礼的惯性,崇礼的理想,在情动于衷的巨大伤恸面前,节节败退。

此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孔子,是一个面对自己钟爱的弟子惨死时倍感痛苦的人的反应,而不是一个似乎参破世情、无嗔无喜的圣人所有的面目。

所以扬之水先生称道《檀弓》对孔子的描述:“无意于文法,却独厚于有情……差不多篇篇讲到礼,而说到礼的故事,总未免有情”{8},斯言得之。

论语》与《檀弓》中类似的对比之处还有不少。

仅从以上两例,就可看出两书中的孔子形象的不同。

那么原因何在?这就要从孔子的神化开始讲起。

首先要澄清一点,孔子从未自我神化。

论语•子罕》:“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非常明确地自居君子,并未称圣。

王元化先生曾说:“孔子一向被视为不苟言笑的圣人。

他本人也常常宣扬做人要居恭色庄”,可是“他并不总是这样道貌岸然。

相反,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也和常人一样,在失望时也会发感慨。

在不满社会黑暗时,也会发泄愤懑,也有感伤,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可惜,“孔子身上这些赋有人性的色彩,被后世《论语》注疏者设法冲淡或掩盖了。

从而孔子被尊崇为神化的至圣先师”{9}。

事实的确如此。

正是孔子门人及其后学的代代努力,才把他尊奉到了超凡入圣的神的地位。

最先对孔子进行神化的,正是为他编纂言行录《论语》的那些亲传弟子子贡居首。

他在《论语•子张》中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将孔子比作太阳、月亮、苍天一样高不可及。

同时,子贡还身体力行,游历陈、鲁、卫等各个国家宣传孔子的伟大,极尽颂扬。

所以太史公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谓一语中的。

子贡之外,曾参、子夏、子游、子张、宰我等人,也都将乃师奉为偶像。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孔门弟子在择取先师言行编纂成书时,自然会尽力挑选那些更加彰显圣人之道的,而裁汰掉那些与凡人无二的。

这样一来,孔子的圣人面目就树立起来了。

既然《论语》对孔子的神化源于弟子们的尊奉、修饰,那么《檀弓》对孔子的平实记录又是什么原因呢?   秦到西汉前期,儒家并未处于统治地位,而是基本和其他学派相颉颃,有时甚至处于下风。

秦倡法治,法家一枝独秀;西汉前期重黄老,道家颇为荣显。

这个时期,儒家并不占优;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渐渐定于一尊。

耐人寻味的是,《礼记》的成书年代,正处于儒家在政令上确定独尊地位未久的宣帝时期,建汉以来形成的浓厚的黄老气氛只是趋于式微而没有消散殆尽,因之孔子也还没有在压倒性多数的人群中成为偶像。

处在这样的氛围里,《礼记》的编者思想就较为宽松清明,基本没有树立偶像的企图。

另一方面,《礼记》的编者距离孔子,较之他的亲传弟子,时间上已有足够间隔,从而有了更为理性打量孔子的可能。

所以,《檀弓》中的孔子更像一个亲近的普通人。

我们认为,总的来讲,《论语》与《檀弓》所记孔子的不同,是编写者立脚点的分歧造成的。

前者更倾向于塑造一个高大至圣的形象,完美无瑕,万世所仰;后者则基本只是平实记叙,描摹给大家一个相对真实的人的形象。

显然,后者更加动人。

{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页。

{2}王元化:《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3}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3页。

{4}扬之水:《先秦诗文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⑤陈 :《礼记集说》,嘉业堂吴兴丛书本卷三。

⑥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0版。

⑦孙邃人:《檀弓论文》,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4版。

⑧扬之水:《先秦诗文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版。

王元化:《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作 者:张艳,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 辑:杜碧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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