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教育的晚清总督端方
“小学堂不分贫富贵贱，可施共同教育”。然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少地方却开办所谓“贵族学校”，出之端方来，这些贵族学校的创办者们是否落后了?。
端方是清朝末年的一位传奇人物，曾任湖北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对于清朝，端方死力效忠；对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他又毫不犹豫地予以镇压，直接指挥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主张捕杀秋瑾。但同时，端方又是一个较具维新观点的人，善于接受新事物，对于各项新政十分热心。端方是晚清新式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力主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对于端方这个人，郑孝胥评价甚高。郑孝胥曾经把他和当时大名鼎鼎的朝野大僚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做了一番比较，有过“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无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的评语。
奏请废除科举制度。
清末，北京流行这样一句话：“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就是荣庆，小那就是那桐，端老四就是端方，三人中数端方最能干。端方从小喜好金石书画，特别是对金石版本有很深的研究，收藏的金石版本达数百种之多。他能拉能唱，会吟诗做对，颇有古代诗人骚士的遗风。他不拘小节，善于结交，特别好客，他的幕府总是高朋满座。
端方1882年中举人，捐员外郎，后迁候补郎中。端方支持戊戌变法，但在变法失败后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未受株连。1898年，端方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端方召还主持局务。端方趁此机会上《劝善歌》，受到慈禧的赏识，被赐三品顶戴。此后，端方陆续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1902年，端方代理湖广总督，1904年代任两江总督。之后，他调任湖南巡抚。在历任上述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实行“新政”。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措施有：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兴办学堂，递减科举取士名额，废除八股文程式等。然而由于科举制度依然存在，不可避免地对新式教育的发展造成阻碍，学生即使在新式学校学习，仍然是为了追求科举功名，从而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连同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至此，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富有进步意义的大事，标志着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完全终结。近代教育制度逐渐确立。端方在废除科举制度，推动兴办近代新式教育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创办幼儿园第一人。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宣布派端方等五大臣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对政治政体方面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端方作为清末地方督抚中立宪派代表人物，在考察西方政治制度时，让他感触最深的，是西方先进而完善的教育制度对于实施立宪制度的影响。因此，他在鼓吹立宪政治时，始终把创办与推广义务教育看做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基础。端方在《条陈学务折》里一再强调，预备立宪首先必须推广小学，普及教育。“夫两等小学者，即各国所谓义务教育，全国之民，无人不出其中，政府以强迫之法干涉之，其所注意在国民之资格，与其谋生之技能，西人称之为庶民教育”。清末倡导义务教育主要指普及初等小学教育。在端方考察的西方诸国中，德国的义务教育最具代表性。其特点是，由地方筹集款项办理义务教育，国家适当给予补助。端方对此曾经大加称赞：“于义务二字，公认公信，一力担任，不稍诿也。”端方进而建议，应在中国推广这一义务教育模式。
1837年，德国勃兰根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19世纪末，中国留学生为了挽救危难中的祖国，把幼儿园引入中国。为了落实“新政”、“兴学育才”的内容，清政府在1901年8月“上谕”中，命令各县州“多设蒙养学堂”。
在湖北任巡抚期间，端方把兴学作为最急之务，在省城城关内外设立了60所小学，各道府设立了师范学堂。1903年9月，端方在武昌阅马场创办幼稚园一所，其教育任务是：“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性德，以备小学堂之基础。”端方聘请户野美知惠等三名日本保姆经办，由户野美知惠担任园长。户野美知惠等三名日本保姆，是日本来华的最早的幼教工作者。1904年，户野美知惠拟定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其中涉及到教育宗旨、招生对象和课程的规定等，现在看来也还是比较合理、进步和科学的。幼稚园收5—6岁的儿童，共80名，学制一年。每天三小时的托收时间里，学习行仪、训话、幼稚园语言、日语、手技、唱歌、游嬉等七项，服装、图书、物品都由院方免费供应，但不负责伙食。凡符合入院者，全部免费。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发《奏定学堂章程》，定学前教育机构名为蒙养院，湖北幼稚园遂改名为武昌蒙养院，也叫武昌模范小学蒙养院。“蒙养”二字是中国的传统说法，所谓“蒙以养正”，就是重视人生的正本慎始，主张当婴幼儿智慧蒙开之际就施加正面影响，开发其智慧，促使孩子更好地成材。湖北武昌蒙养院是我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学前教育机构，也是中国第一所幼儿园。1905年，端方在湖南巡抚任上又办了湖南蒙养院。这是湖南的第一所幼儿园。此后，一批官办的幼儿教育的专门机构相继出现。
1904年，根据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清政府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是中国第一部学前教育法规，对蒙养院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办起了学龄前幼儿教育机构蒙养院，先是湖北、湖南，然后是京师、上海、江苏、广东等地。创立蒙养院，按照1905年制定的《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的说法，就是要达到“将贫贱家儿童养成美材，富贵家父母当不虑其子弟同处染坏气习；有此感情，将来小学堂不分贫富贵贱，可施共同教育”的目的。
1908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又在粹敏第一女学中设立了一所附属幼稚园。同时，他对一些私立幼稚园也给予很大的关注。例如，他曾专门上折，奏请给周青鏣、曾铸等人筹办的上海贫儿院立案，该院就包含有学前教育。在端方的大力支持下，江苏的学前教育得到很快发展，到1909年，南京、上海、无锡、句容等地均建有幼稚园。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宁(南京)创办了暨南学堂，是今天暨南大学的前身。这是我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校。
南洋是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委派刘。
士骥前往南洋视察华侨教育，他遍历英荷两属各埠，大力鼓吹侨民兴学。1906年9月，清政府学部又遣南洋查学委员钱恂和学部专门司董鸿林，到荷属东印度爪哇等地考察华侨学务。钱恂是一位思想开通，于旧学新知都有所了解的人物。他早年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1905年又作为端方的随员出洋考察宪政，与端方关系密切。1906年12月，钱询等从爪哇拍电报给端方，称爪哇岛学生三十人殷切希望回国读书，希望能在江宁办一所官办学堂，食宿免费。端方立即上奏朝廷，呈请在江宁建立一所华侨学堂，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暨南”一词源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思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以中国为中心辐射、传播到四面八方，其影响遍及于四海。当时的江宁提学使陈伯陶受端方委派，筹办学堂事宜。他考虑到学生主要来自南洋，又同为炎黄子孙，他建议偏取南方一义，将“暨”(有“及、至、到”之意)调至南方之前，用“暨南”做校名。端方对陈伯陶提议用既深且僻的“朔南暨”一词将这所华侨学堂命名为“暨南”，欣然允诺。这与该校的办学宗旨及生源特点是相吻合的，可见，“暨南”校名由陈伯陶所拟后，端方积极地予以采纳。端方不仅是暨南学堂的创办人，而且还是校名的主要命名人之一。从此，暨南就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交往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的文化纽带。
端方对办暨南学堂倾其全力，他请旨岁拨江海关银5000两，作为办学经费(以后又由闽粤海关增拨)，委派在江宁学务处工作的广东人士郑洪年等主事。侨生不仅学膳宿费全免，还有零用钱可领，而且还发新式海军型制服。学生穿戴起来，令人有焕然一新之感。华侨子弟就学路途遥远，端方还特派军舰专程接侨生归国学习，可见对侨生的重视。当时南洋归侨学生，服饰既奇异，言语又不通，到校外去时往往被人围观，甚至有人对侨生施以恶作剧。端方得知后，就给侨生每人发一柄白纸扇，上有端方手谕，如遇军民人等对侨生无礼，准用此扇扑击惩罚。这就像尚方宝剑一样，从此无人敢欺侮侨生了。
作为暨南的创办人，以及中国华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端方在暨南校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是与暨南紧紧连在一起的。辛亥革命后，暨南中学迁往上海真如，1927年改组为暨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暨南大学并入复旦大学。1960年，暨南大学作为一所独立大学在广州创办。
1909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后因在安葬慈禧太后时，他派人在沿途拍照，并在风水墙内的树上安设电灯电线，结果以“大不敬”的罪名被免职。皇族内阁成立后，1911年5月，端方被派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带领新军从湖北武昌前往镇压，11月27日，端方在四川资州被新军所杀。
端方的教育实践，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作为晚清封建旧教育的改革者，近代新式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端方理应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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