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管理学之父夏书章的医国人生】 夏书章行政管理学第六版pdf
1979年3月，春寒料峭，刚刚苏醒的中国百废待兴。
无数目光注视着中南海的红墙绿瓦。
在三月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番话：“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同小平同志一贯的语风一样，这段话观点鲜明，朴实而鲜活。
珠江水畔春来早。
而这一年的春天却由于人们急切盼望，让羊城人多了几分“怨春不语”的心情。
清晨，在中山大学的教工宿舍，一位比小平同志小15岁的老人，推开了窗子。
窗外浓荫静谧，几声鸟鸣划破树林中的晨曦，老人心情顿感豁朗。
这一年，他正好60岁，花甲之年的他有一种终于盼来第一个春天的感觉。
他，就是夏书章。
“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 夏书章，中国著名行政学家。
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今肯尼迪政治学院）。
自1947年起在中山大学任教。
改革开放时，夏书章是中山大学中历尽劫波后为数不多的资深教授之一。
作为熬过那场浩劫的知识分子，颠沛流离不在话下，直到“文革”后期的1974年，夏书章才又有了自己的一张小书桌。
而在书桌旁，又是数年的漫长等待，不知不觉间，两鬓已然斑白。
邓小平同志的“补课说”让夏书章振奋不已，搞了一辈子的行政管理，夏书章深知行政管理能力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意味着什么，1896年的时候，梁启超就曾经呼吁“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
然而，整整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内乱外侮，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对行政管理的忽视和轻视，导致中国的行政管理水平相当低下，以至于到了让小平同志感慨“连统计数据都没有”的水平。
夏书章为自己六十岁之后的人生做了规划。
1982年，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夏书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行文一向犀利的他这篇文章堪称痛心疾首――《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这篇两千字的文章无一赘字，从行政组织，人事管理，工作方法等方面将行政学的重要性阐述得明晰透彻，涉及到行政管理失当而出现的问题，夏书章可谓鞭辟入里。
铿锵有力的四字短语在文章中比比皆是。
最后夏书章写道：“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
所以，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
” 书生报国，壮怀激烈。
这篇如同投入死水的一块巨石，激起的浪花顿时打碎了中国行政管理学的沉寂。
如果说，小平同志的“要赶紧补课”是一声春雷，那么夏书章的这篇文章就是春雨的开端。
夏书章的夫人汪淑钧教授还记得，也就是从那时起，老伴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讲学、培训、作报告：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除应聘为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一年、同时在美国其他院校讲学外，忙于为中央部委司局长们讲人事管理、行政管理，在市长研究班、北京和天津等地讲城市管理，为教育部六大行政区培训中心讲高等教育管理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班讲课，还忙于筹建中国政治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以及后来呼吁创办行政院校和引进MPA计划等。
夏书章在大学站了半个多世纪的讲台，深知中国行政管理学的重建，首先要从教学入手，而教学内容和学科体系则是重中之重。
夏书章和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南四省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和骨干，集思广益，于1985年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行政管理学》。
这是我国行政管理的框架性教材，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体例不断完整、观念不断新颖、内容更加充实。
他1991年主编的另一本教材（曾获国家教委一等奖）至今已经推出第四版，几乎可以说，中国行政管理人才无一不是手捧这本《行政管理学》入门的。
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起“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的全国政治学第一期短训班，夏书章讲授行政学课程，吸引了大量学员，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如今活跃在全国政治学和行政领域中的中坚分子，不少人就是当年从该班学习后成长起来的学科骨干。
这期短训班被称作行政学界的“黄埔一期”。
1987年，在夏书章的倡导下，中山大学恢复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后发展成为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1994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1998年6月中山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行政管理学三个博士点之一。
在夏书章作为主要成员的积极参与筹备下，1988年10月13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了。
在此后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学会共换届四次，夏书章教授一直担任学会副会长。
多年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行政管理科学，发挥参谋咨询作用，在致力于促进政府管理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和现代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这样从一片荒芜中一步步成长起来，而其中的首席园丁正是28岁进入大学任教，60岁被激奋感召开始学术重建，一直到今天，93岁仍在耕耘不辍的夏书章老先生。
作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夏书章于2006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第一次在亚洲颁发的“国际公共管理杰出贡献奖”，同时由人事部和教育部合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时光荏苒，当年的花甲老人，已是93岁高龄。
今年7月，夏书章当选“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成为了“广东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广东社会形象的重要代表”。
2011年8月，93岁的夏书章老先生著八千字长文《行政管理学科研究顶层设计问题刍议》。
让我们摘录其中的一段文字，体味一位老知识分子的深邃与睿智，体会一位世纪老人对这块土地放不下的牵挂。
体会这些话，更像是处在舆论关注中心的忧心忡忡的公共知识分子――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句众所周知比较形象和通俗易懂的说法。
‘过河’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过河’的决心不能动摇。
但是，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尚缺其他可以利用的条件之际，‘摸着石头过’不失为积极、稳妥、可取的行动。
当然并非长远如此，而是在与此同时，逐渐弄清‘河’的深浅、宽窄等有关信息、数据，掌握游泳、建桥、造船、架构缆车、利用航空器等技术，‘过河’就会更方便。
可见，在具备相当好的基础以后，改革发展之路必将愈走愈宽。
这是渐入佳境的规律，还要进入更好的境界。
关键在于，所有各相关方面都要达成共识和继续共同努力。
” “上医医国” 读者应该原谅在此之前作者始终对93岁高龄的传主直呼其名。
因为，历史需要记住这个名字，我们的读者也需要记住这个名字。
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一个世纪的故事。
无需笔底再掀波澜，因为这个世纪足够波澜壮阔。
无需笔底恣情铺张，因为这个人，拥有足以打动所有人的情怀。
如果说小平同志1979年的讲话让夏老心底涌动起了浪潮的话，那么在1944年时印度洋、南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浪潮正是夏老“上医医国”志向发轫所必经的波澜。
抗战烽火正浓时，夏老自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毕业后没有什么门路，辗转到中学教英语。
他和他的同学，后来的妻子汪淑钧这一对“不懂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就靠当教书先生共度时艰。
当时，国民政府对人文社科学生出国留学控制甚严。
即使后来迫于压力有所放松，学生留学申请通过后只能自费留学，按照比市价低很多的官价标准换取少量外汇作为留学费用。
夏老留学申请通过后，却无力购买这点儿外汇。
最后，家境宽裕的同学许诺帮助其购买外汇，但买到后需分其一半。
夏老不忍留学机会就这样溜走，于是暂且放下这点外汇到国外如何度日的顾虑，揣着薄薄的一点儿美金，从风雨飘摇的国度踏上风雨飘摇的旅途，留下了对新婚妻子的牵挂和对战火中家乡的担忧。
尽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夏老至今回想起赴美求学之路，仍不禁感慨是如此的艰险。
当时，尽管在他的行囊中还浪漫地装着一只笛子和一只箫，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安全到达，重新吹奏它们。
当时，从重庆到美国旅途只有一条途径。
夏老先冒着被日机袭击的危险从重庆飞到昆明，再飞越喜马拉雅山，沿着著名的驼峰航线到达加尔各答。
他从舷窗望去，常可见在雪山中闪亮的飞机残骸，不禁有听天由命之感。
其实，这只是求学历险的开始。
夏老从加尔各答乘火车到孟买，由于战争，地中海已无法航行，而北太平洋又为日军所控制，只得取道南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进入巴拿马运河。
这一路，随时会遇到敌机的轰炸扫射，也可能遇到敌舰的炮火或者潜艇的攻击，还有水雷无影无形的威胁。
虽然沿途有军舰护航，大家还是非常紧张，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敢脱下救生衣。
最后终于平安无事穿越了这段危险区域，过巴拿马运河后的大西洋之行，虽然安全了很多，但风高浪急之时，也让人无法承受。
夏老到达美国后，一下子就被波士顿附近的哈佛大学所打动，同时他也无财力往初始的目的地芝加哥去，于是他将自己的成绩和简历递交给了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顺利获得了通过。
无论是在颠簸凶险的船上，还是在宁静的哈佛校园，夏老都曾自问，选择行政管理作为一生事业的方向，是否风险过大，毕竟行政管理是为政府把脉，与政局的风雨变幻息息相关。
夏老无需说服自己的家长和师长，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总是很“放权”的，夏老需要说服的是自己。
初到美国的日子里，有四个字始终在他脑海里回旋并最终成为烙印――“上医医国”。
“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兴旺，就需要医治国家的医生。
现在的中国，最缺的恰恰是医国之士。
”信念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夏老在哈佛学习时，思想不断闪回到战火中的祖国，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需要如何管理一个新中国，夏老诊断着，憧憬着。
有一次，他看到美国刊印的地图上赫然在我国东三省的位置标注着“满洲国”，不禁提笔向出版公司表示了异议。
对方回函甚是客气，在对爱国之情表示赞赏和理解的同时，却谓此乃“事实”。
夏老的心中更加明白，唯有医国，方可改变现实。
抗战胜利后，夏老学成准备回国。
在美国办理行李托运时，因为目的地是中国上海，保险公司拒绝保险，这让夏老对国内的混乱状况略知一斑。
然而，历尽千辛万苦回国后的处境却仍让夏老始料不及。
市场物价飞涨，人心浮动，好不容易谋到的教职也在风雨飘摇中。
正在这时，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到南京延请教师，夏老没有太多犹豫，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自此，夏老就没有离开过中山大学，开启了与中山大学跨世纪之缘。
然而，同全国各地一样，中山大学这半个多世纪也不平静。
夏老满怀抱负忽然无用武之地。
对此他“深深纳闷和念念不忘达30年之久”。
人的一生有几个三十年？如此想来固然令人悲从心来；但人的一生有几个三十年不变的坚持？夏老以行政管理行“上医医国”之道的梦想不变又岂止是一个三十年？ 回想在“文革”期间，夏老同样没有幸免，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同校毕业，那还了得。
抄家，游斗，下放他都经历过，他曾被“造反小将”打伤了胸骨，很长时间才痊愈。
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他海外的同学接到他的信都大吃一惊，因为“文革”期间，香港报纸上已经刊出了夏老“畏罪自尽身亡”的消息。
他给海外同学用中文写就，同学拿着他的中文信大惑不解，因为夏老明知他不懂中文啊。
还是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指点了迷津：“夏先生要是用英文写，可能会有误解和猜疑，乃至信件被扣留。
夏先生心有余悸啊。
” “文革”，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世界文明史的悲剧。
而在这场悲剧中，首当其冲的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每个经历过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记忆着这场民族灾难，在夏老的记忆中，这一页早已翻了过去，这一页也永远不会被忘记。
另外一个人生 中山大学一个大一的学生看到一个老人弯腰颇有些费力地把草坪上一架架纸飞机捡起来，放进路边的垃圾桶。
没有激动，没有愤怒，没有斥责。
几天之后，这个学生在系里偶遇老人，才知他就是行政学界泰斗夏书章先生。
感慨之余，这名叫单小海的同学写了一篇类似《一件小事》的短文《一个夏日的午后》，为我们记下了发生在1994年的这个温馨的片段。
可以说，60岁之后的夏老获得了另外一个人生。
中山大学陈瑞莲教授曾担任夏老的助手，她保留了一份1988年―1997年夏老研究成果的目录，那是一份长长的目录。
在十年的时间里，夏老共出版了十几部专著和教材，发表了100多篇论文，研究成果获得的奖项不胜枚举。
陈老师记下的是夏老丰硕的十年，也是一个老人从70岁走向80岁的足迹。
以笔者不够专业的眼光来看，夏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撒网，一是劈山。
所谓撒网，就是将广义行政学的学科网络交叉编织了起来，为学科的整体布局定下了基调，扎下了根基。
同时，为分支学科打开了思路，做出了示范。
比如城市行政学，已经是目前学术界的显学，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而城市行政学，恰恰是夏老一直非常关注且着力打造的重要学术分科。
所谓劈山，是指夏老在学术研究中劈古今中外之山，让山山相望，山山无阻。
在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时期管理的特殊性的前提下，提炼其具有共性的一般管理原理，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洋用。
就如同夏老所言，我们研究《孙子兵法》，“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一味在故纸堆中自我陶醉，而是抱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
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点的试点工作最早教委提出6校，由于各地积极性非常高，第一批试点就是24个。
第二批扩展到47所，第三批将达到100所院校。
在这样的发展速度下，夏老算的是另一笔账――就我国公务员人数而言，这个教育基数还达不到百分之一。
面对公务员素质低下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夏老说：“要真正吃好公务员这碗饭，其实是不容易的。
实际上，公务员的工作是不好做的。
管理就是服务，如果没有服务的方法和精神，只是混饭吃是不行的。
” “公共管理不改进，亡党亡国！”夏老在很多场合都痛心疾首地如是说。
夏老把自己毕生的学科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从来没有分开过。
一对“江湖人” 不走进中山大学，就难以触摸到岭南文化的掌纹。
孙中山先生曾经做过演讲的礼堂，依旧在榕树掩映中。
正可眺望不远处中山大学为先贤塑立的铜像。
名誉院长夏书章先生精神矍铄，微笑着等待着我们一行。
尽管在广东生活了六十多年，夏老一张口，还是带出了些许的江苏口音。
一攀谈起来，就发现原先拟定的采访提纲，太窄太局限。
老人的思路时如江河，挟带来几十年风云变幻，时而又如同藤蔓，从一件小事勾连到令人深思的话题。
一上来，夏老先教了我们两个新词：“考碗族”和“嫁碗族”。
“大家争相报考公务员这个铁饭碗，出现了‘考碗族’。
公务员越来越热，是好是坏？我看这未必是好事。
太多年轻人热衷报考公务员，不喜欢做实业，这对国家发展不利。
当然也有一点好处，竞争大了，选拔出现的公务员人才素质更高些。
有些女同胞成了‘嫁碗族’。
她们大多认为公务员工作轻松安逸，没有好好考虑人生啊。
” 话题说到了广东，夏老满口的网络新词：“汪洋书记就是好例子，他和网友的关系很好，网友都喊他‘汪帅’。
汪洋书记四次与网友拍砖聊天，这种开放姿态值得其他领导学习。
只有‘头头’拥有开放包容的思想，乐意交流的态度，广东才能走得更快更远。
” 为什么夏老和社会贴得如此之近？夏老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每天花多少个小时看报纸。
我的报纸上画满了杠杠，需要的就剪下来。
美国政府专门派官员和学者来清华研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自己对社会不关注不行啊。
凡事不研究，只是浮躁地抱怨，‘神马都是浮云’？我看不见得吧……” 每当回想夏老这些风趣的谈话时，我总是想提醒读者这是一位93岁的老人。
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大可不必，夏老都不知老之将至，我们何必又以年龄为沟通的羁绊呢？ 在夏老70岁的时候，家人就不让他骑车了；在他80岁的时候，大家建议夏老不要出国了；90岁的时候索性建议连上海北京也不要去了。
说起这些，夏老有些孩子气的顽皮，他说在88岁的时候，还自己打车，拎着行李箱到机场自己坐飞机呢。
“东校区的课，需要坐40分钟的车，我现在还可以上。
”夏老很自豪。
夏老和老伴一个江苏人，一个湖北人，老两口谑称自己是“江湖人”。
“江湖人”养育的四个子女都非常出色，成为了各自领域的翘楚人物。
说起夏老的家庭和他的子女，则是另外一篇同样篇幅的文章了……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