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源于悲悯] 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小说笔法 按照《史记・伍子胥列传》(以下简称《伍子胥列传》)的叙述，楚国骤变来临之时，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获之后，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适逢宋国内乱，就与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郑”，之后奔晋。
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准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
阴谋败露之后，太子建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险遭楚人捕获，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
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村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
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
可是在列传里，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
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传和表白相矛盾了，也颇令人迷惑。
综上两点，《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在可信度上要打个折手口。
不可思议的是，费无忌和楚平王的对话，以及伯豁和吴王夫差的对话，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伯豁在吴王面前中伤伍子胥的那段话(“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愿王早图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挥笔就一大段。
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司马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
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钱钟书先生就以“非记言也，乃代言也”评价《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这一做法，对于《史记》此举，钱氏此语同样适用。
在《史记》中，类似这样的纰漏为数不少，前人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郭嵩焘的《史记札记》等，都是出类拔萃之作。
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能降低《史记》的价值，这是因为，《史记》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
无感情，不学问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
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
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报任少卿书》)，地位不高。
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
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
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
”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日：掌天时、星历。
凡岁将终，奏新年历。
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
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据此可知，在汉代，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掌管资料，记载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
在东汉，班固因在家私修《汉书》而下狱，随后才是“奉诏修史”。
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绝，可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
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朝廷设置著作郎一职，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又《太史公自序》谓：“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君子。
”从这两处自述可知，《史记》在当时并非官书，否则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为奔放。
他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一《史记》的伟大，有这一方面的原因。
其实，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
”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
《伍子胥列传》是复仇事迹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
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豁报祖仇，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
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
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
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
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觉到。
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
二子到，则父子俱死……。
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
俱灭，无为也。
”另一处是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应申包胥的诘难：“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两段叙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让人对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后者赞许伍子胥的坦荡。
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 悲悯情怀 “代言”这一做法，也有其历史原因。
唐代设立国史馆，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确立，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
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而对口述材料的引用减少，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
然而，人物对话的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
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
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
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
《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
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
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时代。
孔子如是，司马迁也如是。
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之所以会掺入小说家的笔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关：鄙没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他不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学者喜欢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为“文章”，然而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行文不具文学性，文章又如何传诸后世? 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
客观来讲，“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但后期的史书，在价值上无法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
对于《伍子胥列传》，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说成是：“弃小义，雪大耻。
”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
而通过这个注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描写屈原、项羽、韩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
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