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人民法院处理纠纷解决方式的探析
内容摘要：以审判之外的方式解决纠纷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其重要意义已得到广泛认可。
作为以审判工作为“主业”的人民法院，对纠纷的替代性解决方式应持怎样的态度，以及如何回应，在目前尚未有较周详的论证，尤其是没有具操作性的方案。
笔者聚焦基层人民法院，从其法定职权入手，通过分析其受理和处理案件的特点，理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要求，对法院在合法的前提下丰富纠纷解决方式作出了探析。
关键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 一、引言 以现实的知识和经验为判断基础，纠纷——不论其发生范围是广泛或是狭窄，参与主体是复杂或是简单等等——应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
纠纷的不断产生破坏着人类生活的秩序，对纠纷的不断解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着不竭的前进动力。
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倦探索，成为人类社会追求更加和谐地自我发展、从文明走向更高文明的重要课题。
纠纷解决方式在广义上应当包括解决纠纷的场所和机构的设置、解决纠纷的程序规则和实施过程的设计等等内容。
在现代法治文明社会中，纠纷解决方式可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个大类。
对后者，世界上比较统一的称谓是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一般缩写为ADR），中文通常从其字面意义译作“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从其实质性意义则可译作“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法学视野下，关于纠纷解决的理论广涉法社会学、诉讼法学、比较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比较法学、法文化等诸多范畴，成为法学的一个专门领域，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
尽管如此，从研究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历程看，实践的探索和经验的总结在这一领域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先行地位。
并且，“毋庸置疑，法院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是解决公民之间纠纷的场所，而且也是解决公民与国家之间纠纷的场所。
”;因此，在一种程序严密、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审判之外，主要通过自身的司法活动参与和规范社会实践的法院，应当激活并不断丰富其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强化其纠纷解决的功能，以此折射其所处社会的纷繁复杂，彰显其定纷止争的特殊权威，为纠纷解决的研究提供更加鲜活的实践素材。
但是，“法院能否担当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主体”、“怎样担当好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主体”等等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在试图赋予“法院丰富纠纷解决方式”这一课题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过程中，具有前置的、不可跨越的意义。
本文据此立论，在考虑各级人民法院法定职权有一定差异的基础上，聚焦于基层法院，作出相关探析。
以期在我国能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司法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而切实发挥司法在适用法律、解释法律、统一规范方面的作用。
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担当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主体 这里所说的“担当主体”，系指在纠纷解决方式所包含的场所、机构、程序等诸元素中，注入以下内容：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主持机构，在法院办公场所或其他一切有利于纠纷解决的场所，运用与诉讼程序可能截然不同的、但仍然相对固定的程序规则甚至特别的程序法，解决各种纠纷。
由法院担当主体，必然涉及对法院原有工作内容的创新和改革，法院自身的改革又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除审判案件外，并且办理下列事项：（一）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表明，基层人民法院在以审判程序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同时，本身就有运用非诉讼的、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处理民事纠纷甚至刑事（纠纷）案件的法定职权。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三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1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在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后，可以迳行调解”等规定也进一步说明，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甚至实际上正运用审判以外的替代性方式参与纠纷解决。
由法院担当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主体在国外称之为court—annexed;ADR即法院附设ADR.尽管其解决程序区别于民事诉讼法，但二者在程序上往往又有制度上的联系。
在一定条件下，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甚至可以是诉讼程序的前置阶段。
实践中的范例包括日本的民事和家事调停、美国各种法院附设ADR;，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法院的大法官与省检察官的负责人共同宣布实施的、以法院为基础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服务。
;在我国，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尤其是调解方式本身就兼具司法与替代性两种性质。
我国80—90年代在法院设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实际上也大致属于这种类型，目前许多法院（主要是基层法院）设立的便民法庭、速裁法庭等，虽名称各异，从其功能着眼，也可以看出是略具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法院附设ADR在许多国家发展迅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程序与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动向，这一领域实践活动的高度活跃再次吸引了研究者关注的目光，也必将促进实践的再次跨越。
这里所说现实空间，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基层人民法院……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的规定，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授权。
在设定合法、科学的甄别条件、有效限制决定权滥用的基础上，法院可以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处理大量的纠纷。
另一方面，通过对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和处理案件的特点及隐藏其后的规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证明，即使是那些原本已通过或正在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纠纷，其实也包含着大量的、可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处理的情形。
分地印证对后一问题的判断，笔者对某基层法院1995—2002年民商事案件总结案数和以判决、调解、撤诉等不同方式结案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和对比显示，虽然几年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许多法院的案件质量评价体系曾出现过度渲染庭审功效、片面强调直接开庭率、当庭宣判率等诸多以提高公正与效率程度为良好愿望，实际却不尽恰当的指标，但调解达成协议、当事人撤诉等纠纷解决方式;仍然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在受调查样本中，两种方式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
不可否认，这里的调解、撤诉绝大多数是在正式的诉讼程序之中进行的，但进一步抽样分析显示，这一部分案件所涉及的纠纷复杂比例不高，解决纠纷所需成本还可以继续降低。
在受调查样本中，法律关系相对简单的纠纷占据绝大多数，3个月内得到解决的达总数的63%，再加上法律关系相对复杂的纠纷，3个月内得到解决的更高达总数的84%.因此，笔者认为，在适度延伸和扩展证据展示功能的基础上，由法院主持作好纠纷所涉事实及法律关系的中立评价后，许多纠纷在进入正式诉讼程序之前，就应该可以得到顺利解决。
三、基层人民法院担当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主体的途径 “法院能否担当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主体”的问题明确之后，担当主体的途径问题是使笔者试图提出的方案具备现实意义的又一项奠基性工作。
在开展这项工作之前，必须理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一些基本要素，才能在法院进一步构建符合基本要素要求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工作模式。
与民事诉讼“实现权利保障、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等多重性、层次性目的相比较;，;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型，其最主要目的是帮助当事人在正式诉讼程序之外解决纠纷。
从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互动和互补关系出发，有学者归纳出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要素;： 一是替代性，即对法院审理及判决的替代。
包括当事人借助第三者介入后达成的自行协商和解，各种专门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包括法院附设机构）的裁决等。
其性质分属自治性的“私了”、利益共同体内的“半公了”以及法院附设机构的“准司法”。
因为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法治的价值取向决定、并将继续决定社会的基本模式选择。
二是选择性，即当事人的选择是启动此方式的基础。
选择，可以是对程序或结果的选择，但归根到底是在法院判决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选择。
选择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可能基于当事人法律意识、对权利保障向往和利益实现追求的程度等等。
如对农村公民法律意识的调查表明，他们在纠纷的解决方面，80%以上的人会选择“打官司”以外的方式。
选择权的行使往往又是决定性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将决定诉讼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生命力的长久与否。
直面这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设计两种制度时，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态度。
三是功能性，即解决纠纷是任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功能，并因这一基本功能区别于一般的管理性、职能性活动对问题的纵向性解决方式，突出表现为通过促成当事人的妥协与和解来达到纠纷解决目的。
此基本功能也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可能与诉讼程序衔接与互补的根本联结点，使二者最终构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纠纷解决方式的丰富多样。
根据基本要素的要求，各国在实践中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工作模式。
;基于不同标准，大致有以下类型： 以工作主体为标准：除前面提到的法院附设ADR之外，还有由国家行政机关或类似行政机关附设的机构，如消费者协会、劳动仲裁委员会等；由民间自发成立的机构，如日本的交通事故纷争处理中心、美国的邻里司法中心等；由律师主持的咨询或援助性质的机构等。
以启动程序为标准：有当事人双方合意决定启动程序；有主持机构根据一方申请启动程序，如消费者到消费者协会对商品质量的投诉可启动纠纷解决程序；有把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设定为解决某些类型纠纷的前置性条件而启动程序，如我国劳动纠纷的解决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方能进入诉讼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