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先生 巫九 小说【“记者之师”――忆陈望道先生】
在陈望道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办成了一个全国闻名的系科，他不担任新闻系主任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关怀新闻系，替新闻系说话，为新闻系出主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新闻系。
在它的历任系主任、院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有两位:谢六逸、陈望道。
他们任职时间都是9年。
1938年,复旦大学在抗日烽火中从上海迁至重庆,谢六逸因患胃病辞职回家乡贵阳任教,新闻系主任由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兼任。
1941年,因程沧波另有任务,陈望道任代理系主任,一年后任系主任,直至1950年7月因其他工作需要才请求辞职。
在陈望道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办成了一个全国闻名的系科,他的一些主张如以“好学力行”为系铭,他的一些做法,如发动师生募捐建造新闻馆,至今仍为复旦新闻学院师生所景仰。
他不担任新闻系主任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关怀新闻系,替新闻系说话,为新闻系出主意,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新闻系。
在学生时代,我多次在集会上听过他的讲话。
毕业留校工作后,我担任过系秘书,同他有过多次工作上的联系,还曾就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些问题,访问过他,向他请教。
因此,这里回忆的是一些我同他接触中的直接感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望道的主要精力用在主持复旦大学全校性工作上,同时社会兼职和社会活动很多,非常忙,但仍然关心新闻系。
他最关心的是新闻系任课教师问题。
他亲自出面邀请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恽逸群出任新闻系主任,邀请大公报的王芸生、文汇报的徐铸成这些新闻界名人来新闻系讲课。
在校内,新闻系的不少课程是各兄弟系开的,我们叫它为“外系课”。
在我念书的时候,是名师成群,如周谷城、周予同、郭绍虞、胡曲园、方令孺、漆琪生、贾植芳等名教授,都为我们开过课。
陈望道在校部办公,很少到新闻系来,但他常把新闻系的人找去,或者打电话给新闻系负责人,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195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由竖排改为横排,此前曾出试版,征求意见,他看过后,都交新闻系作为新闻史料保存。
更为难得的是,新闻系师生邀请他参加活动,无论规模大小,只要他能抽出身来,总是有请必到,到会必发言。
平时看起来他很严肃,但讲起话来却很幽默。
正如王中教授所形容:“仪态严峻而语颇风趣。
”在一次迎新会上,他勉励新同学要“继往开来”。
他说,“继往”犹如吃进去,“开来”犹如排出来。
对此,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吃草挤奶,这是最好的,前人的东西经过他消化,创造出新东西;第二种是吃草屙草,食而不化,只能起书橱、字纸篓的作用,这种属无益无害;第三种,好东西被他搞成坏东西,“吃饭拉屎”,是最不好的。
还有一次,在师生集会上讲他住医院的体会,说在医院里同医务人员、干部相处很好,他们像一群小鸡,软绵绵的,挤挤碰碰没关系。
然而有的人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层硬壳,像乌龟一样。
后来,王中教授将这两次讲话写成一篇杂文,题为《治学与为人》,发表在1956年10月1日的文汇报上。
我在前面说到他保护复旦新闻系,指的是由于他的坚持,复旦新闻系免于停办,安全度过存亡危机。
全国有名的两个新闻系――北方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斯诺任教的系),南方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院系大调整中都有生存与否的问题。
燕大并入北京大学后,没有办新闻系,而是在中文系中设置一个编辑专业,数年后才改称新闻专业。
当时有关方面也考虑复旦新闻系停办,陈望道不同意,向高等教育部提出意见。
在他的坚持下,新闻系保留下来了。
那时我是学生,不知底里,只看见院系调整大进大出,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并入了复旦新闻系。
直到1978年1月,我从“农村工作队”被调回学校,学校正在恢复正常秩序,校党委负责人同我谈话,要我担任新闻系革委会副主任,即副系主任,他说:“要认真把新闻系办好,这是陈望老的事业。
你知道吗?新闻系有可能停办,汇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说这是陈望道的事业,要问他的意见。
”原来,1952年院系调整仿照的是苏联教育体制,而苏联的新闻干部培训主要在党校,莫斯科大学没有新闻系,而是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设新闻专业(1953年才独立为新闻系)。
陈望道坚持办新闻系,不仅是基于他对复旦新闻系的感情因素,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新闻教育发展道路的体验与认识。
就这样,复旦新闻系继续开办,成为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院系。
陈望道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做了大量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他主持过《新青年》的编务,主编过《妇女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和《太白》、《黎明》等杂志。
他熟悉陈独秀、瞿秋白、于右任、邵力子等政界名人,也同新闻界的邹韬奋、袁殊有来往。
对于研究中国新闻史来说,他简直是一座史料宝库。
在20世纪60年代,我和教研室同事宁树藩老师,曾经打算对他作系统的、深入的多次访问,他也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还要我们将《新青年》、《向导》等刊物的影印本和有关的新闻史料给他阅读,让他事先有所准备。
1963年3月18日上午,他同我们谈了将近3个小时,中心是1920年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情况。
他介绍了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和《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伙友》等刊物的编辑出版情况,还分析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人的表现,谈得既广泛又细致,例如关于陈独秀,他说陈独秀办事很果断,有一个习惯――喜欢咬手指甲。
这次访问很成功,我记录得特别详细。
可惜此后不久,宁树藩和我先后下乡去了,原来计划的多次访问没有继续下去。
不幸中之万幸的是,这次访问的记录(宁树藩的和我的)都保存下来了,后来我们整理成文发表了。
“文革”中,陈望道靠边,偶尔在他宿舍附近看见他散步,他见到我也只点头不语。
1970年8、9月间,他患病住进华东医院,我去看望过他,他问起新闻系的情况,我说不招生、不上课了,但教师队伍没有散,图书资料也还在。
他听了,端坐不语,我也顿觉凄凉。
有的青年朋友问我:陈望道对新闻教育究竟有什么贡献?你头脑中的陈望道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时,我马上会想到两件事:一件是听来的,听人家说1949年4月,陈望道59岁生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送他一幅立轴,上书“记者之师”。
我想,这个称号对他是非常合适的,也最恰当地说明了他对新闻教育的贡献。
另一件是我自己经历的,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红又专”的口号风行,复旦校领导号召青年教师向老教授、老专家学习,有位领导说:“你们要有为老教授、老专家倒夜壶、端尿盆子的精神,向他们学知识、学本领。
有人说,陈望道是个能够做到“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人物。
我想,在学术上出类拔萃,在道德品行上令人敬佩,人们愿意跟着他做人做学问,这就是陈望道的形象,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