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安德门引发的治安保卫的思考
摘 要：江苏南京安德门既是城乡结合区，也是城市软肋区，拥有一个地面与地下的结合点――地铁中转站枢纽安德门地铁站，容纳了一个驻场职业机构100多家的劳务市场，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离家打工人群，另外，安德门周围的几所学校为安德门地区吸引了大量城市居住人口，农贸市场、餐饮业、旅馆业等逐步兴起，用水、消防、供电安全、道路交通、环境秩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成为了绝大部分违法犯罪可能发生的社会因素。以这个人员复杂的特殊地点为研究点，通过对安德门地铁站的治安保卫状况与周围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深入探讨研究治安保卫工作可以起到很好的点—线—面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员多、范围广、变动快、情况复杂，生活环境、社会管理、人口管理等方面问题多多，成为地区平安建设的一大难题。孟建柱提出在江苏建立平安中国示范区，就是要求我们不仅要把目光放在重点城市的社会治安保卫的问题上，还要研究在外来人口流动密集区的治安保卫工作存在的诸多不足，更要深度挖掘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各种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实行治安保卫。
江苏南京安德门既是城乡结合区，也是城市软肋区，拥有一个地面与地下的结合点――地铁中转站枢纽安德门地铁站，容纳了一个驻场职业机构100多家的劳务市场，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离家打工人群，另外，安德门周围的几所学校为安德门地区吸引了大量城市居住人口，农贸市场、餐饮业、旅馆业等逐步兴起，用水、消防、供电安全、道路交通、环境秩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成为了绝大部分违法犯罪可能发生的社会因素。以这个人员复杂的特殊地点为研究点，通过对安德门地铁站的治安保卫状况与周围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对于深入探讨研究治安保卫工作可以起到很好的点—线—面的作用。
城市软肋是多数学者提出的治安保卫必须直面的难题，如：影剧院、大型购物点、步行街、汽车交通工具、地铁、加油站等都属于城市软肋的范畴。它们构成城市生活重要部分的环境和设施，其空间开放、人员拥杂且防范措施难以过于严格，容易成为实施犯罪的主要场所选项，一旦发生违法犯罪，灾难后果难以预料，造成的社会恶劣影响也不言而喻。
安德门位于江苏省的省会――南京的南大门，容纳了一个驻场职业机构100多家的劳务市场，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离家打工人群。同时，安德门地铁站作为中国药科大站与奥体方向站的中转站，连接南京站与南京南站两大火车站点，本身客流量就极大，加之与民工就业市场相连，大量民工涌入地铁站内将其作为生活、娱乐场所，对地铁内部行人的通行以及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另外，安德门周围的几所学校为安德门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居住人口，农贸市场、餐饮业、旅馆业等逐步兴起，导致用水、消防、供电安全难以保障，道路交通拥堵严重、环境秩序杂乱无章，街面违法犯罪现象频发。[1]。
从治安保卫措施方面来说，治安保卫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到位。在地铁站内部，监控应急措施并不到位。因地铁处于地下，这一特殊性更是对它的应急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在紧急情况下应急照明系统不能很好开启发挥其应急作用，后果必是不堪设想的。而且地铁站内部的很多死角监控系统并不能监控到，仅是在出入口地方设置了摄像头，这对出现问题后的情况排查是非常不利的。以地铁站为中心点向外扩散的话，周围的治安保卫措施更是问题多多。首先在民工市场附近，只有一个警亭，在很多时候是根本看不到巡逻人员的，地铁站外的黑车、霸王出租车根本无人管辖。十字路口处行人、车辆抢行更是司空见惯。农贸市场处路口因小摊贩堵塞也一直是无人问津。由于安德门市场的存在，给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此外，大量民工露宿地铁、公交枢纽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影响了安德门民工市场周边治安环境。
从城市与外来人口本身存在的矛盾方面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城市经济不断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城市的交通、住房、看病、上学等资源本就紧张，外来人口的增加更是为当地人带来了恐慌，大家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和谐相处，而是如何保护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资源，甚至是抢夺更多的资源，因此从外来人口进驻城市的一刹那，各种将他们与当地人隔离开的户籍管理等方面的制度随之展开。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的治安等方面的管理，却也无形中在他们之间竖起了一道墙，为外来人口获得城市的整体认可加大了难度。户籍身份绑定公共服务政策，及其本身决定的个体面临公共服务政策情况，而通过这种渠道影响到居民。[2]就连与他们接触较多的民工市场的中介机构人员在给他们介绍工作时也是带上了一层有色眼镜的，只拿钱不办事的现象比比皆是，即使找其进行理论也是无果，求助也是无门。就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人的恐慌、不认可;另一方面是外来人的不信任、无归属感，互相之间对立现象的出现当然也就不足为奇。加之外来务工人员接受的文化教育并不是很系统全面，经济方面也是落后城市当地大部分的人口，文化经济上的差距更是阻碍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当情况类似的人走到一起发泄不满，当感性越过理性，犯罪也就在一念之间。城市里的社区治安搞得有声有色，现在最不缺的可能就是大妈了，大妈们可以说是社区治安的主力军，而在成为主力军的长久过程中的态度问题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严厉的态度或许会产生威慑力，但也是矛盾的爆发点，世人在关注一件为民好事时是否还忽略了某些细节?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中，如果仅凭单纯的科学性并不能发现其真实原因和解决办法，往往要靠人文性才能找到原因和解决之道，即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3]。
1.2 治安管理部门的窘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意识、法律制度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变革诱发了新时期的犯罪因素的迅速增长，并造成了治安犯罪问题增长这一特殊阶段。一方面，国家面对社会上诸多涉及百姓生存的问题已经是头大;另一方面，发展经济的政治性冲动和巨大压力，使政府始终觉得资源不足，因而无暇、无力也无心为治安保卫方面分配足够的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财力、政策，更包括制度。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安德门与其他大多数地区的治安管理部门几乎都在面临着这样的窘境：首先，一直以来，治安保卫的工作都是被动的。不管哪一个部门还是个人都是将治安保卫的工作聚焦于违法犯罪的现象上，严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长期的严打不仅使严打部门处于疲惫状态，如公安部门作为主要严打力量已经习惯跟在犯罪现象的后面走而忽视掉产生犯罪的社会因素;而且严打本身也步入了一个疲软的状态，其震慑效果已经在逐步下降，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阶段性的犯罪份子的配合状态。其次，治安较差时找领导要求增加相关投入，领导会说，治安形势不好说明你们干得不好，这时增加人力和经费，其他部门肯定有看法，当下经济建设特别缺乏资源，财政十分紧张，只好对你们的困难表示理解。治安较好时对于社会治安增加人力和经费的请求，领导又会说，治安形势这么好怎么还要增加人力和经费呢?没有哪个部门的人钱不少，财政这么紧张，希望你们顾全大局。这些窘境其实是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留下的后遗症，大家都可以认识到经济建设占用了大量资源，治安保卫的资源当然就会比较紧缺。这就需要各部门之间找平衡，然而怎么找好平衡?标准是什么?就是需要我们另外好好思考的问题了。平安建设的提出似乎是给我们带来了曙光，当它不再是纸上谈兵的时候，或许就是我们找到解决治安资源配置的一种良好新模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