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摘要：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域外文化文学的传入与译介是关注重心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中国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欧美文学的译介和出版问题，忽略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文学创作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如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创造社并创办刊物、发表作品，欧美留学生的文学创作与国内文坛的互动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解析的现象。对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关系的探究，必将有助于拓宽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研究视野，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做出新的认识和思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文化传播的类型、模式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BZW142）。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5—0096—05。
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域外文化文学的传入与译介是关注重心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中国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欧美文学的译介和出版问题，忽略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文学创作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如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创造社并创办刊物、发表作品，欧美留学生的文学创作与国内文坛的互动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解析的现象。对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关系的探究，必将有助于拓宽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研究视野，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做出新的认识和思考。
随着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确立，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华文文学的范围和边界也逐步清晰起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虽然不尽相同，如陈贤茂认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①，杨匡汉界定“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本土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流传与外播以后，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遇、交融而呈现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文学形态”②，但基本形成一种共识，即广义的海外华文文学主要强调区域特征與语言特征，指中国大陆和台港澳之外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
随着华人留学或移民海外的逐年增多并遍及于世界各地，海外华文文学的构成板块已涵盖东南亚、东北亚、南北美、大洋洲、欧洲乃至非洲。尤其近几十年来，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及其改编的影视剧的受众也越来越广泛。但与当代的这种繁华和灿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海外华文文学的被遮蔽的状态。
众所周知，自清朝末年开始，中国的第一次移民潮和留学潮就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大都具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在留学时期他们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已经初步形成，其文学创作活动也随之展开。饶芃子等在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时就指出这一类特殊的“海外华文文学”，近代文学史中的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老舍等作家，都曾在海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的作品，有些甚至是文学史上的开拓之作，那这些作品是否应该归入“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③ 饶芃子等主要是反思“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规范、限度和有效性，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启发了笔者的思考：如果真如有些学者断言的“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④，我们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否会面临许多作家作品被抽走的尴尬？
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形成了两种相反相悖的态度：中国当代文学把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纳入了关注视野，但强调中国大陆文学是“核心与主体”、“母体与源头”，海外华文文学则被视为中国大陆文学的“延伸”与“附庸”。中国现代文学看似不承认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实际上是把海外华文文学直接归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根本不存在“自我”和“他者”的界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该如何统一呢？追根溯源恐怕还得回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上，而关于命名的学术争论将是旷日持久的。笔者在此持广义的、强调区域与语言特征的“海外华文文学”定义，且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对立关系。因为分类并非完全排他性的，往往存在一些交叉、重叠的地带。有的作家兼具中国现代作家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双重身份，有的作家则有大陆文学创作和海外文学创作的双重经历。而这，也正是作家个体的流动性、丰富性的一种体现。
笔者在此将现代海外华文文学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标示出来，让长期被遮蔽的一种具有特质的文学现象浮出历史地表，主要意图是希望能够以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去探讨可能被忽略的所指涉对象之特殊性。同时，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成熟的学科，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一些既定的文学现象，对于全面准确理解现代文学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目前学术界尚未见到从海外华文文学视角观照现代文学的系统、完整的成果，较为接近的是留学生文学研究。如郑春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从“留学背景”这一概念出发，研究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用、价值和贡献，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发掘制约新文学形成发展的内外因素，探讨留学背景对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⑤。沈光明的著作《留学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重点探讨留日作家群、英美留学生作家群、法德作家群和留苏作家群四个留学生群体对中国文坛的贡献，以及留学生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文体的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得出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也就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他们是推动中国现代化最强大的一支动力群体”⑥ 的结论。留学生文学不等于海外华文文学，因为两本关于留学生文学的著作更关注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在大陆的文学创作。现代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基本还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学术领地。
现代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视角，虽然还存在许多难以突破的障碍，诸如作家作品归类的模糊性、史料发掘的困难度等，但无论对于个案研究还是整体观照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例如，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的确能够扩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视域，使一些被历史尘封或遗漏的文学作品得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长时间以来形成一种定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如果将视线延伸至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就会发现，《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实际上早在1917年，留学美国的陈衡哲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一日》分为九个相对独立的片段，叙述美国女子大学新生在一天中的琐屑生活。这篇小说淡化了情节和结构，主要以对话的方式描写人情和心理，无论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
陈衡哲曾对《一日》的创作背景和缘由有过说明：“《一日》是我最初的试做，是在一九一七年写的。那时在留美学生界中，正当白话与文言之争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我因为自己在幼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同情是趋向于白话的;不过因为两方面都有朋友，便不愿加入那个有声有色的战争了。这白话文的实际试用，乃是我用来表示我同情倾向的唯一风针。”⑦ 陈衡哲所说的留美学界中白话与文言之间的有声有色的战争，正是胡适与任鸿隽、梅光迪、朱经农等人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激烈辩论。陈衡哲虽不曾加入这场笔战，但显然是同情胡适的主张，这给了胡适“不少的安慰与鼓舞”，胡适称她为“一个最早的同志”。胡适曾肯定《一日》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笔名）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⑧ 由此可见，陈衡哲的《一日》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白话文学创作成果，更是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的最早创作实绩。
但是，这篇诞生在遥远大洋彼岸的现代白话短篇小说，迟至1928年陈衡哲短篇小说集《小雨点》由新月书店出版才回归大陆。然而，此时五四文学高潮已过，小说领域名家名作的文学版图早已成型，陈衡哲的《小雨点》包括其中的《一日》并没有受到关注。其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更是以权威性的话语方式构筑了《狂人日记》的文学史地位。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开篇就说：1917年《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的时候，“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还没有出现;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此时“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⑨。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同样肯定了自己的功绩，把《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认定为最初一批“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作品。研究者和文学史都遵从了这一权威说法，《一日》被忽略、被遮蔽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
对《一日》的重新评价，由1979年夏志清出版《新文学的传统》所引发。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指出：“最早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一日》绝无疑义是响应胡适‘文学革命’最早的一篇小说”⑩。书中还以附录的方式全文收录了小说《一日》。这一观点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对第一篇现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重新讨论。虽然争论不断，但文学史的书写确实随之做出了相应调整。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修订本中正文表述仍明确地说“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是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狂人日记》”，但在小说（一）的创作年表中第一条列出的是“1917年6月，陈衡哲《一日》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夏季2号”11。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折中做法是可取的。因为无论是“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上，还是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影响力而言，陈衡哲的《一日》都远远不及鲁迅的《狂人日记》。对《一日》的重新发掘，也不是要否定和改变《狂人日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为全面地掌握文学史料、更加准确地描述文学现象。
再如，如果從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及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角度重新观照、审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将很大程度上突破中国大陆文学“中心”观的局限和狭隘，获得更为多元的、开放的、深入的学术成果。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确立晚于中国现代文学，但并不意味着现代海外华文创作也迟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诞生。从上述陈衡哲的《一日》即可了解，现代海外华文文学发轫至今也已有了百年。燕世超教授在论文《论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发生》12 中，将五四前后海外以白话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为海外华文新文学，这部分文学作品的作者主要是当时留学美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他列举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作品、社团：胡适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写于美国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创作于美国的白话诗8首;胡适1920年3月出版白话诗及《尝试集》，其中部分诗作是在美国写成;郁达夫1921年10月出版在日本东京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沉沦》;张资平1922年5月出版在日本东京创作的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郭沫若1921年2月在《民铎》上发表了创作于日本的剧本《女神之再生》;1907年2月留学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戏剧团体春柳社;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
这些留学生在海外的文学活动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被认定为五四文学革命中有开创性意义的大事。它们被还原为现代海外华文文学，就势必引发对于中国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之关系的重新体认。有学者曾试图纠偏，提出中国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虽不是简单的“中心”与“边缘”的从属关系，但中国大陆文学的确一直在扮演和发挥着世界华文文学“根本”和“源头”的作用。这种观点仍然是偏颇的。笔者更认同燕世超教授的观点，至少就现代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互动互补性的。现代海外华文文学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理念、方法，推动和加快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速度;中国现代文学也给现代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创作的动力和支撑，现代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在大陆发表并得到响应才最终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