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哲学基础 转变 以社会中 人为基线 《欧盟宪法条约》之基
内容 摘要：载于《欧盟宪法条约》第二编的《联盟的基本权利宪章》，以人为本而非以权利为中心。它以 社会 中的人而非假设的 自然 状态下的人为起点，确立共同价值而非天赋权利为基本权利的 哲学 基础，从而将自由权与社会权一统于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诸项价值之下，修正了欧洲社会长期将自由权与社会权用两个不同文件分别予以阐述的 历史 ，并通过 法律 形式赋予所有权利以司法救济的完全权利品格。 关键词：基本权利 社会中的人 天赋权利 共同价值。
2000年12月7日于法国尼斯由欧盟部长理事会、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通过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已完成了其宪法化的过程，被载入2004年通过的《欧盟宪法条约》，成为其中的第二编《联盟的基本权利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宪章》除序言外，共计七章（目）54条，确立了以人为中心而非以权利为中心和以社会中的人而非假设的自然状态中的人为哲学基础的基本权利观。它将所有权利融为一炉，不仅一改传统欧洲社会将基本权利二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用不同的人权文书分别予以阐述的历史，而且通过将基本权利的哲学基础认定为“共同价值”而非天赋权利，完整地表达了自由权与社会权不可分割和相互依赖的法律观点。
以人为中心而非以权利为中心、以社会中的人而非假设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的前提设定与传统基本权利的哲学基础形成区别，它为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共处提供了 理论 依据，成为《宪章》确立所有权利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和相互支持的哲学和法律基础。
传统人权或者基本权利的哲学基础基于双重假定：一是将人设定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二是对权利来自何处的追问。前者假设了一种前社会、前 政治 和前历史的自然状态，后者追问的结果则确立了权利来自造物主这一答案，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人权或者基本权利的自然权利或者天赋权利观。其中的两个基本陈述都非来自可以考证和感受的生活事实，而是先验假设。它首先假设了一个存在于社会和国家之前的自然状态，通过对自然状态的描摹，得出这一状态之下的人人都享有自由，因而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前，个人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属性，不可剥夺、不可让与，此即谓天赋权利或者自然权利。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二章“论自然状态”中开篇即说：“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①]天赋权利既不将人权或者基本权利视为政治和历史的形成，也不将基本权利视为人们共同推崇的价值。这是一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基本权利观，其基本特征是即将个人设想为原子式的个体，与其他任何人和社会共同体都不发生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假设而非客观事实的基本权利观，既有正面作用，也不乏负面 影响 。其正面作用是给予自由权以哲学和伦理基础，赋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以巨大的道德力量。[②]其负面作用是将“人权”中的主体“人”和内容“权”人为分割，使权利客体化，出现了不同群体持有不同权利的结果，客观上形成了自由权与社会权的二分局面。这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天赋权利观将17、18世纪处于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要求的利益合法化，并在形式上获得了宪法地位之后，其后便成为排斥社会权宪法地位和完整权利资格的理论借口。借助这一理论，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长期拒绝承认另一部分人，即工人和在市场中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利益诉求，不给予这些人的利益要求以合法地位，不将它们宪法化；即使是在国际人权文件中承认这类权利，也不赋予它们与自由权同等法律地位，不给予这类权利完全的“法”与规范属性，不赋予其司法救济的可能通路。
《宪章》确立的则是以人为中心，并且是以社会中的人为中心的基本权利观。《宪章》在序言第二自然段中写道：“它通过确定联盟的公民资格，通过创造一个自由的、安全的和正义之领域，而将个人置于联盟活动的中心”。最后一个自然段指出：“享有这些权利意味着对于他人、对于人类共同体及对于后代的责任和义务”。[③]《欧盟宪法条约》在序言中也阐明“从欧洲文化、宗教和人文主义者的遗产中汲取的精神营养——这些价值依旧体现在传统中——已深深植入到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活以及他或她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对法律的崇尚之中。”其中“将个人置于联盟活动的中心”、“对他人、人类和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活”，即是明确清晰地确定基本权利是以人为中心，并且是以社会中的人为中心。此处的“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指人们交往和共处的共同体。其实，这一观念在欧洲社会有着相当久远的传统。不仅法国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很早就表达了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联系和交往的这一观点，德国当代学者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主体间性”也强调通过对话和交往过程中的公平程序来达成价值共识，欧洲一些正在抬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有把“国家公民还原为一个市场社会的成员”的这一认识。[④]这一认识还体现在德国1949年《基本法》所阐明的“德国是一个社会联邦国家”这一原则中，表明对社会关系及其连带性的尊重和承认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正义的关注。这一认识还成为法官在做成判决之时的法理依据。在1954年Investment Aid Ⅰ一案中，德国宪法法院宣布：“基本法中的人的形象并非是孤立的、主权的个人。相反，基本法包含着个人和社会的紧张，这个社会是在不触及个人内在价值的前提下同意与共同体合作并且是相互依存的。”德国宪法法院继续说道：“个人必须接受立法施加给他的用以促进和保持社会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依次，这一接受依靠对个人的合理的要求的限制，保留个人自治。”[⑤]因此，虽然《条约》和《宪章》依旧宣称“以人为本”，体现了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一人文主义传统也是在《条约》的序言中阐明的，“欧洲是 现代 文明的发祥地。这里世世代代的居住者逐渐培养了平等、自由、崇尚理性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并代代相传。”但是，这里的人文主义却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人，而是“社会中的人”。以“社会中的人”为基本权利的哲学基础是对假设的自然状态下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形象的一种克服，它既考虑了人的自然属性，也考虑了人的社会属性，成为其后《条约》将社会 经济 文化权利糅合在各种价值之下的认识论基础。 因此，天赋权利的基本权利观是形而上的先验假说，它预设了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权利的先国家和前历史的特点，不把他们看作是在历史和政治过程中的形成，从而为自由权构造了一幅美妙神话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形成自由权与社会权二分。以人而非权利中心和以社会中的人而非自然状态下的人为前提设定，将社会中的个人而不是假设的自然状态中的人为基点， 分析 社会共同体中的人的需求，两者结合确立人权或者基本权利的内容，它与基本权利的自然权利观或者天赋权利观形成区别和对照。“人中心”而非权利中心，是将主体“人”和内容“权”统一在一起的理解，不将人设定为假设的自然状态之下的人和前社会、前政治和国家和先历史的存在，而以经验世界“社会中的人”为前提和基线，分析人之为人的一切现实需求，将这些需求设定为“基本价值”，然后具体化为各种“基本权利”。这是一种 科学 的、更加符合实际的、“人”“权”统一而非“权利”中心的基本权利观。只有将“人权”中的“人”和“权”统一在一起，才能获得对现实和社会中的人权或者基本权利完整定义及其理解；如果将二者割裂开来，客观上会产生基本权利人为和机械地区割为不同主体享有不同权利，并给予不同权利以不同法律地位这一结果。从根本上而言，权利是从属性的，人才居于主体地位，所有权利不过是围绕着社会中的人这一中心的展开。这样，“人中心”与“人”“权”统一而非“权利中心”的基本权利就没有什么普遍权利和特定主体的权利之分，也没有什么自由权和社会权之分，更无所谓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差别。
以人为中心而非权利中心和以社会中的人而非假设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的前提设定，使人权或者基本权利不再来自造物主，也不是天赋权利，而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人在共处和交往过程中确立的一种价值共识，即共同价值。所谓价值共识或者共同价值，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认的一些值得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因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人基于共处与交往，在经验习得、生活感受和对话过程中，承认现实中的人有一些共同需求，这些需求是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共存和交往的前提，此即为共同价值或者共同道德。共同道德要求共同体奉行价值中立立场，承认每一个人，不分性别、种族、年龄、宗教、肤色和财产，都有这些需求；而共同体亦承认这些价值，并力图尊重和保有这些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进而衍生和具体化为宪法上的一系列基本权利，所有权利不分彼此，服从于共同价值。在此，既然个体已不再是以假设和想象状态中的人为出发点，故尔基本权利也不再是抽象人性的体现，更不是自然和造物主赋予的，而是社会中的人可以感知的现实需要，在思想上所达至的共同认识，及人们共同珍视和力图保有的价值。这是对基本权利天赋权利观的一种颠覆。
从权利的成文历史中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各种权利文件大都以自然权利为哲学基础，《宪章》则转而以共同价值而不是天赋权利展开对基本权利故事的叙述。各种权利文件包括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89年的《人权宣言》、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在论证权利来源和权利内容时无一例外地宣称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天赋的。《独立宣言》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一切人生而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褫夺或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造物主”、“天赋权利”等是来自洛克自然权利的权利观。[⑥]确切而言，这种权利观只是当时处于上升地位的特定阶层，即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要求自己的主张固定为法律而建构的一个神话，虽然其中不乏积极与进步的成分与力量。《宪章》放弃了这种叙述方式，将基本权利视为共同价值而不是天赋权利。《宪章》在序言中指出：“体认到它的精神和道德遗产，联盟乃是以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等这些不可分割的、普遍的价值为基础的。”序言第一自然段中指出：“欧洲人民在创造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的过程中，决意分享一个以共同价值为本的和平的前景。” “联盟致力于维护这些共同价值”。这里，反复强调“普遍价值”、“共同价值”阐明基本权利既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造物主的赋予，而是主体之间信仰和相互分享的共同价值。这些价值就是“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
不仅《宪章》放弃了天赋权利的基本权利叙述方式，其他地区的宪法法院在判例中也以“共同价值”或者“基础价值”而非天赋权利来正当化一些权利诉求，并将尊严、自由、平等视为具体价值，进而承认各种权利之间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相互支持。这是一种论证基本权利的历史 方法 ，并被南非宪法法院在Grootboom一案中所采纳。法官Yacoobc陈述道：“我们的宪法既确立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确立了社会和经济权利。‘权利法案’中所有这些权利是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持的。无可怀疑，人的尊严、自由、平等，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拒斥那些没有食物、衣服或者住房。向所有人提供社会经济权利，以使他们享受宪法第2章所规定的其他权利。这些权利也是提高种族和性别平等和社会进化的关键。在这样的社会中，男人和妇女能够同等地实现他们的全部潜能。”[⑦]“获得充足的住房不能被视为是独立的，其与其他社会经济权利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经济权利必须在宪法中被作为整体阅读，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行动去满足那些生活在极端贫困状况下的人们的所须，及无家可归者特别是不堪忍受的住房的需要。在解释社会经济权利时，必须考虑它们的内在联系。”。
共同价值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必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不可剥夺的，故需要给予相同地位。《宪章》的起草者既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也充分肯定人的社会性，“社会中的个人”确立了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团结”这些共同价值，为自由权和社会权共处于一个文件并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奠定了哲学基础。因此，尽管仍有一些来自普通法国家的作者继续批评那些包含着社会经济权利的国际公约和条约，认为这些强调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公约和条约的内容超出了强调个人普遍权利的范畴。他们认为，公约和条约中的这类条款既非是基本的，也不是普遍的。这是一种代表着人权思考的狭隘本质的认识。 目前 ，人权被视为纯粹言说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并被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的成果的观点已不再流行。联合国组织和支持的“德黑兰人权会议”强调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重要性，宣称，在今天，没有社会权利的政治权利，没有社会正义的法律正义，没有经济民主的政治民主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意义。这是一种 发展 的权利观，也是一种历史的权利观。因此，坚持基本权利来自价值共识或者共同价值而非天赋权利，为所有权利普遍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当化了那些长期被认为不属于普遍权利的社会权利体系。 三、 尊严、自由、平等、团结而非自由权与社会权。
在共同价值而非天赋权利的基础上，所有权利不再冰炭不容，被分门别类地阐述，而是共处于一个文件中，被同等对待。这样，《宪章》的四重价值即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成为各类权利可以容身之处，而各类权利也成为四重价值的具体阐释。
《宪章》所确立的四重价值并非首创，而是为欧洲社会长期承认和保有。其中，“人的尊严”构成诸项基本权利的基础。虽然“尊严”一词本身没有出现在《欧洲人权公约》的某一条款中，但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阐明了人的尊严的重要性，规定：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在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保护还体现在二战之后德国《基本法》中，德国《基本法》第一条就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自由和平等体现在《欧洲人权公约》中，是欧洲传统人文主义价值的一部分，“团结”则是《欧洲社会宪章》和《欧洲共同体劳动者基本权利宪章》中所确立的价值。通过对共同价值的确定和承认，《宪章》进一步促使人们接受各项权利对于保障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相互关联性这一认识。而传统由两个文件分别规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及社会经济权利中的诸项权利则根据各项权利所体现的价值，散见于《宪章》尊严、自由、平等、团结几目中，从而在文本形式上结束了欧洲社会机械分割基本权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