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俗广告呼唤公共实验室制度] 实验室制度

去年，恒源祥曾经推出12生肖的广告，由于台词重复无趣，被民众批评是“折磨人的广告”，被大家骂得体无完肤，但恒源祥也一夕间爆红。

今年，恒源祥“故伎重演”，又推出同样类型的12生肖广告，让民众看了真的要“昏倒”，不少网友将其戏称为“春节第一雷”。

恒源祥公司抱住恶俗广告的大腿往上爬，将宁静雅致的广告文化推向乌烟瘴气，将应该承担的文化正气、社会责任扔到一边，令人作呕。

此举明明已经引起社会不满、文化愤怒，可这家公司还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肆意“厚黑”，这种“我恶俗我骄傲”的现状值得思考。

既然恶俗行为对传统文化、公序良俗和公共道德构成了显性伤害，污染了公共文化环境，那就应该受到不折不扣的文化惩罚和经济惩罚。

也就是说，广告审查和社会监督不仅要注重经济效应，还要注重社会效应；不仅要注重商业效应，还应注重精神和道德效应。

在广告播发过程中，一直有专门的公共文化专家认真监控和审查，如果构成了对公共文化环境的伤害，就应该立刻叫停。

比如在美国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都建有公共实验室，它们会对涉嫌有不良影响的广告进行样本测试，以实验数据作为评判广告是否适宜播出的依据，用公共需要守护广告文化的优良品质，保证广告的社会效应和公共效应。

遗憾的是，我们的广告法太粗疏，操作性不强，发挥不了应有的监督职能，缺乏对恶俗广告的常态化审查机制。

监控机制缺位，恶俗不能受到制裁，也促使恶俗行为变本加厉、层出不穷。

希望我们也能学学西方国家的公共实验室制度，用公共文化良性秩序规范恶俗广告的肆无忌惮，将民意需要转化成为公共文化需要，用专业和权威数据为广告文化套上紧箍咒。

换言之，恶俗广告只要出笼了，就会受到“人人喊打”的公共制度制约和叫停，无法得到发展和传播机会，健康、文明的广告文化才有望得到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