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大写英雄事] 数字大写金额怎么写
做新闻人就应该守住那份“清静”，就应该是一个不恋钱财、不迷官帽、不失操守的人。
我是1978年2月从农村知青点入伍的。
当年在新疆边境小城阿合奇县武警中队当新兵的我，因为感动于一段警民情深的故事，试笔写了一篇题为《99个鸡蛋的故事》的稿件，很快在《克孜勒苏报》刊发了出来。
这是我新闻之路的启航点。
从此，我从基层报道员、新闻干事、宣传处长再到创办部队报刊，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闻宣传岗位。
现在，我所在的《边防警察报》，属公安部主管，公安部边防局主办。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既是执行警察任务的部队，又是按军队建设和管理的警察，集武装、执法、涉外以及民事维和于一身，主要负责全国边境一线的治安管控、缉枪缉毒，又担负海上执法和反走私、反偷渡以及口岸出入境边防检查等任务。
可以说这是一个主流媒体涉足不多，自我宣传不够的领域，却是新闻矿藏丰富的宝地。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1987年武警部队体制调整时，我申请到了边防。
这是向往的冲动，更是职责的追求。
身处一域就要勇于担当。
做记者，应该深入采访不畏艰险 有人说，做记者很体面、很风光。
在我看来，记者就是个“泥腿子”职业。
一个不能跋山涉水、不能吃苦耐劳、不能适应环境的人，是当不了一名称职的新闻记者的。
我们国家有四万多公里的边海防线，我们边防部队记者要想采写出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边防新闻作品，必须付出比一般记者更加艰辛的努力。
这个派出所驻地海拔4000多米，不通公路，有六七十里还是特别难走的山间小道。
当时下了一场大雪，帕米尔高原一片银色，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
领导劝我用电台了解一下情况算了。
我先是让支队送给养的车把我送到公路的尽头，然后从老乡家借了一匹马，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前行四个多钟头。
当行至距木吉十来里的山坡时，马失前蹄，我一头栽了下去，被甩到二十多米深的山沟里，当时就昏迷过去。
后来，是过路的柯尔克孜群众用马车把我拉到乡里的卫生院，尽管侥幸没有与死神晤面，但我的手脚、耳朵留下了终生无法治愈的冻伤(我算走运的了，间谍由于被边防警察围捕，在山顶冻了一夜，左脚冻伤严重被截肢)。
我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一边是“赤脚医生”给挂吊瓶，一边是派出所侦破人员讲述破案过程。
后来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通讯，将主人公司马义・皮库力与间谍斗智斗勇的事迹介绍给了读者。
司马义・皮库力成了南疆人人皆知的大英雄，当年秋天，他被部队荣记一等功。
没想到一篇报道竟然能带来这么大的效应，这对我鼓舞很大，也驱使我坚持用脚板子追逐每一条有价值的新闻。
从此，我跑基层的时间每年都在百天以上。
走别人不敢走的路．就会有别人得不到的收获。
因雪大路滑，班车停运。
我只好揣着手电，摸黑走了四十里山路。
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小河挡住了去路，我用尽全身力气猛跳，结果掉进了冰冷的河里，全身湿透，当夜就发起了高烧。
艰苦磨难并没有阻挡住我跑基层的脚步，这一年，我的新闻人生收获颇丰，共发表消息、通讯和图片173篇(幅)，其中《安宁的山窝窝》、《帕米尔之鹰》等7篇作品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实践使我体会到，到现场与不到现场，深入与不深入，写出的报道大不一样。
用生命抓拍的新闻，往往是最能感染和打动读者的。
1997年6月，正是香港回归前夕。
广东海警一支队接到线报，有不法分子内外勾结，企图在珠江出海口走私毒品。
我得知情况后，和同事拿上相机就随艇前往伏击水域。
在海上蹲守的第二天，遇到8级大风。
我们的巡逻艇在茫茫大海中就像一片树叶，一会水漫甲板，一会又被掀上半空，几乎所有的人都吐了，我吐得更厉害，连胆汁都出来了。
从没经过这种海上折磨的我，只好用一根背包带将自己拴在船上。
深夜两点多，我们的海警官兵发现目标迅速出击，一举查获2.68吨大麻。
我和同事不仅拍下了许多真实感人的缉毒场面，稿件还被境内外媒体采用，尤其是在港澳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为香港回归前边境水域的安宁稳定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强震，为及时报道公安边防官兵救援情况，我主动率采访组赶赴灾区。
走废墟、进危房，连续4天只睡了8个小时。
严重的高原反应，使我血压升高至低压100mmHg、高压170mmHg。
白天采访拍照组稿，晚上躺在冰凉的地上构思策划。
采写和组织新闻稿件80多篇(幅)，全面及时报道了公安边防救援队救治受伤群众1812人的事迹，在公安系统和社会上反响不小。
胡锦涛、温家宝在视察玉树灾区时，均前往公安边防救援队看望慰问。
这也是胡总书记继汶川地震后再次视察慰问同一支部队，使全国边防上下都十分振奋和鼓舞。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登山家被问到“为什么登山”时，他说：“因为山在那里。
”而我理解，一位记者为什么要走穿脚板子，经历千辛万苦赶赴现场?同样，也是“现场在那里”。
我坚信，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做一名称职记者最起码的禀赋。
做记者，特别是军人记者，应该冲锋陷阵不怕牺牲 肩负社会责任的同时，记者也在承担着这项职业所带来的高危风险。
因此，在枪林弹雨面前，必须冲锋在前，否则就是给这个职业抹黑。
1981年5月27日，新疆伽师县发生武装暴乱，“东突燎原党”百余党徒抢劫了人武部弹药库后，妄图攻打县城。
21名武警官兵深夜3点前往阻击，我凌晨6点赶到事发现场。
暴徒躲在300米外的一片小树林里，不停地放枪，情形异常紧张，仿佛空气已经凝固。
我踩着弹壳冲进一处临时掩体里，和指挥员艾则孜・托乎提并肩进行政治攻势。
一番震慑性射击后，83名暴徒缴械投降。
在硝烟弥漫中赶写的通讯《人民的忠诚卫士》，以现场亲历的笔法讲述了边防官兵勇敢平暴的事迹。
后来，这篇通讯还收入新兵必读篇目，成为部队培养战斗精神的教材。
一位国外军事记者说：“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炮火还不够近。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必须与战火硝烟为伴，与枪林弹雨做邻。
1990年4月5日，新疆巴仁乡发生武装暴乱，许新建等4名边防警察被暴徒杀害。
次日上午，我迎着呼呼的枪声赶到战斗一线。
头顶不时有子弹呼啸飞过，身后的土包被打得噗噗作响，尘土溅得人人满身，现场指挥员见状要我撤下去，我嘴里答应，却迅速隐蔽地冲到距离暴徒仅一百多米的前沿拍摄。
由于全程参与，有的照片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同时，连着几天几夜赶写的1.5万字的长篇通讯《昆仑丰碑》和特写《平暴突击队里的共产党员》，得到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的高度评价。
在我看来，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不仅仅是一种阅历，更是对心灵的净化和对人生的感悟。
现在我已是53岁的人了，我们报社16人，平均年龄33岁，但遇到急难险重的采访任务，我也和年轻人一样上一线。
2009年3月，我再一次来到反恐任务繁重的塔什库尔干县热斯卡木村采访。
这里西邻克什米尔，南接地势险峻的塔吐鲁沟，几乎与世隔绝。
在冰峰雪岭、万丈深渊的险路上，我们颠簸了3天才到达。
由于高原反应，我头痛欲裂，几乎彻夜难眠，实在熬不住就吸几口氧，心跳过速就吃几粒“丹参滴丸”。
我采写的人物通讯《山神》，详尽报道了柯尔克孜族护边员买买提・热依木协助公安边防抓获26名暴力恐怖嫌犯的动人事迹。
报道的刊发，不仅重挫了疆独分子的气焰，也激励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
当年6月，买买提・热依木作为全国优秀护边员代表在北京受到周永康接见。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艰辛，更不会有人嗜好危险！在枪声响起、子弹横飞的现场，军人不能躲，警察不能躲，记者也不能躲。
直面危险，承负磨难，这是一名军人记者职业精神的核心所在。
做记者，应该勤奋好学不慕浮华 “出生后缺粮，上学没课堂，毕业就下乡”，这是我青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
文化知识先天不足，写稿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有例为证：1982年，有个战士找到我说：“这是我写的一首唐诗，请王记者给改改，看能不能发表?”我笑着说：“年轻的唐朝人，能否写点现代的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年龄段官兵文化素质的缩影。
我没有感叹五十年代的人生不逢时，更没有被困难拦住去路，而是利用一切机会补齐知识的短板。
1981年，我的一篇《官兵奋战烈火抢救农用火箭》的稿件在《新疆日报》一版刊发，受到总队重视，我当年被推荐参加了公安部边防总局(武警总部的前身)在北京举办的为期45天的新闻培训班；1984年还参加了人民日报新闻函授教育。
在干中学，学中干，特别是范长江、穆青、范敬宜、郭超人、田流、艾丰等大家的新闻作品和新闻论著，尤其是范长江先生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6至1989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法律学函授班并获得毕业证；2002年7月，又通过广东社科院的论文答辩，获得了法律学研究生毕业证书。
我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知识，勤奋作为，从一个小兵，走上了社长总编的岗位。
由此我深深感到：记者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职业，做一名记者一刻也不能放松对知识的追求。
这些年我还潜心政治工作的研究探索，先后编写了《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经常性思想工作手册》、《当好边防卫士》、《公安边防部队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等政工教材，还出版了《国门大写意》、《界碑》、《彪炳史册的一天》、《消息写作与举例》等新闻作品集和写作论著，受到基层报道人员的欢迎。
执著源于热爱，心净决定心态。
1999年，上级领导有意让我到一个师级单位任副政委。
征求意见时，我说，我更钟爱新闻事业。
领导说，你还可以继续分管新闻宣传工作嘛。
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
2004年，经群众推荐和上级选派，我参加师职干部预提培训。
在许多人看来，这又是一次难得的从政升官的机会。
一位将军亲口对我说，你为部队奉献了这么多年，组织希望给你安排个领导岗位。
在这个十字路口，我的人生轨迹没有偏离。
我常告诫自己，做新闻人就应该守住那份“清静”，就应该是一个不恋钱财、不迷官帽、不失操守的人。
在办理登记时一位业内人士说：“老王，别办了，我们把这个刊号转出去。
就是130万呐！”我苦笑着摇了摇头，算是给他做了回答。
回首33年的历程，我体会，一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记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名利，穿越得失。
当这一切成为生命中印迹的时候，经历就会升华为新闻作品背后的灵魂。
现在，我依然是一名专业技术干部，行政职务仅仅是团级，但我无怨无悔，心存感恩。
做记者，更应该思路敏捷把握时代 没有观察分析、独立见解和正确判断能力，就无法把时代特征留在我们的笔底。
近15年来，公安边防部队先后树起了六面旗帜，可以这么讲，我付出了一定的心血与汗水。
1994年，我十上帕米尔，在水布浪沟蹲点采访累计达83天。
这年除夕，我还在海拔近5000米的红其拉甫边检站前哨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通讯《冰峰雪岭上的一面旗帜》、《高高的红其拉甫》等被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刊播，归纳总结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红站精神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次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红其拉甫“模范边防检查站”荣誉称号，成为公安边防部队第一个受命名的团级单位。
上世纪末，是中国毒品问题比较突出的时期。
党中央提出要打一场禁毒人民战争。
1999年4月，我采访了云南木康公安检查站缉毒事迹后，感到素材不够丰满，于是7月再次前往，10天中，我与一线官兵一同上勤检查，一同设卡潜伏，三去看守所，了解毒贩犯罪过程，记下了厚厚的一本素材，反复提炼推敲的长篇通讯《缉毒先锋》先后被30多家报刊转载。
2001年9月，木康站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缉毒先锋站”，许多领导见我便说：边防部队典型不断，老王功不可没。
推典型既是部队建设和时代的需要，也检验着新闻工作者的硬功夫。
2007年7月，是我第34次踏上帕米尔高原。
了解到红其拉甫边防派出所先后查获和抓捕73名暴力恐怖嫌犯时，我感到：中亚正在成为新的恐怖策源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同流合污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审视，这无疑又是一个“一碰即响”的典型!在随后的7天里，我骑牦牛啃干馕，喝雪水住毡房，两次翻越海拔5600米的雪山，五易其稿，以反映新疆喀什红其拉甫边防派出所先进事迹为主题的系列报道《锻造过硬队伍》、《锤炼反恐利剑》、《筑就“高原红墙”》、《浇灌团结之花》引起广泛关注，李长春批示：“要认真总结红其拉甫边防派出所事迹，在全社会大力宣传。
”其后，全国公安机关先后有上百名警官申请来此学习或工作，红其拉甫边防派出所也成为全国边防的又一典型。
“爱民固边”是2006年公安部党委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维护边境稳定的战略举措。
3年的生动实践，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特别是地处中俄边境的满洲里边防检查站，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促进边境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7年开始，我5去满洲里，组织力量连续不断展开主题报道，强力推进了实施爱民固边战略典型的培树。
2008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命名满洲里边检站为“爱民固边模范边防检查站”称号。
公安边防部队从1995年起，有6个集体被国务院、中央军委命名，这在全国公安现役部队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个合格的记者，一定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行者。
新闻让我有了丰富而别样的生命体验，新闻也是值得我永远守望的事业。
入伍32年,先后创办《边防生活》、《中国边防警察》杂志和《边防警察报》，采写新闻稿五千余篇。
公安部边防局政委傅宏裕将军称他“为我国公安边防部队新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7年11月，中宣部、中国记协等八部委联合授予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2010年荣获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