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聊斋志异》联系初考

摘要：《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两部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长篇和短篇两座高峰。两部名著之间是有联系的，有些学者进行了一定研究，但都囿于《红楼梦》的作者是乾隆时期的曹雪芹而不够深入。两部名著的作者对明清鼎革有着深切独特的体验并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都讽刺了降清变节的洪承畴；都赋予了林四娘故事相同的感情色彩；都站在汉族的立场上，表现出了明显反对满清的思想倾向。两部小说在内容方面的联系从某些角度能够说明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相差不远。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生活和写作时代是比较明确的，因此，通过两部小说之间的联系来考证《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解决《红楼梦》作者问题的一个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切入点。

关键词：红楼梦；聊斋志异；联系；考证；蒲松龄；《红楼梦》作者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有学者指出：文学作品必然反映它所产生的时代、社会、民族和历史，必然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折射出时代特征、民族心理和历史积淀，打上社会与个人的深刻烙印。[1] 225 因此，小说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料来研究利用，而且具有专门的研究性著作无法比拟的优势。例如，列宁曾把列·尼·托尔斯泰比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主要就是因为托尔斯泰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小说名著，而这些小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沙皇俄国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以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进行举例时说：“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2] 684 恩格斯之所以如此评价，主要是因为巴尔扎克创作了大量小说，其《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些评语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关注对象，一度成为文论研究者经常引用的词句。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1856—1918）曾在《两篇关于古·郎松〈法国文学史〉一书的评论》一文中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而且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烈愈明显……” [3] 121—122。

小说在保存和反映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明清小说即是如此，尤其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两部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小说名著更是如此。《聊斋志异》又被称为“异史”，其作者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根据脂砚斋的批语，《红楼梦》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也运用了史笔。在明清小说研究领域，梁启超是较早指出明清小说可以作为史料的学者，他指出，《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4] 60—61 陈寅恪则是较早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明清小说作为史料进行历史考证的学者，他曾在《柳如是别传》中多处征引《红楼梦》的内容。陈寅恪不仅随手牵引《红楼梦》人物的故事和语言，以为释解钱柳因缘诗和陈柳情缘之作的重要参证，而且直接把《柳如是别传》的传主柳如是和《红楼梦》的女主人公林黛玉联系起来，指证其人物性格之间具有并非偶然的一致性。陈寅恪还将明清人物与《红楼梦》中的人物、《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及其他文献中的人物进行比较，“这种释证古典文献的方法，不仅对所涉及的相关著作，而且对整个明清文化思潮的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5] 36。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两部名著，分别代表着中国长篇和短篇古典小说的高峰，其史料价值曾一度备受关注。例如，毛泽东在阅读评价《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时候就曾十分注意两部小说名著的史料价值，认为都可以作为历史来读。《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涵盖丰富的明清历史内容，说明两部小说名著的作者都把时代背景和明清历史融入了自己的创作，而且有些内容是相同或相似的。例如，两者都涉及了对洪承畴的评价和态度、都记载了林四娘的故事、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对满清的思想倾向、都对程朱理学的人性论进行了深刻批判、都对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弊端进行了抨击、都表现了对明代宦官专权的憎恶态度，等等。这些都是两部小说名著在反映内容上联系密切的重要表现。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前三个方面来论述《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在内容上的密切联系。通过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与蒲松龄所处的时代相差不远，《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值得另辟蹊径进行深入探讨。

一、讽刺降清的洪承畴。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两部名著都在文中讽刺了1642年变节降清的洪承畴。《红楼梦》的行文虽十分曲折，但还是通过具体时间进行了提示；《聊斋志异》的《三朝元老》一篇则直截了当，点名讥讽。

《红楼梦》作者在第十一回《庆生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当中明确写到：“且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偏都遇见凤姐儿往宁府那边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① 《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对这一时间交代都十分明确，并且用“正是”加以强调，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这引起了许多红学家和红学爱好者的探求欲，纷纷进行考证。周汝昌先生对这一时间的查考一直局限于雍正朝，他在1953年9月初版的《红楼梦新证》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中提到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最为相近，并认为是曹雪芹追写，不可能望其毫无误记。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第六章《红楼纪历》继续沿用此说。在漓江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中，周先生的按语说：检雍正朝年历，无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者。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最相近，或系指此。因为局限于雍正朝，无法找到恰合的年份，所以周先生没有妄下断语。张良皋的《为〈红楼梦〉中的蹊跷冬至寻根》一文对“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考证十分详细，他曾请教吴世昌先生，吴先生帮他联络去故宫博物院查找，因为周汝昌先生已经查考了雍正朝，所以他请亲友不用查雍正朝，只查康熙朝和乾隆朝，但没有查到符合对应的结果，他本人到武汉图书馆翻检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从乾隆朝上溯，逐行查阅。过了雍正，到了康熙，果然不见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踪影。直查到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才见到我千思万想的第一个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再往上，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上查到此为止，我想已够满足了。” [6] 83 张先生因此感到十分奇怪和疑惑。笔者起初也深感困惑，经过查证，最先找到了1642 年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后来读到《为〈红楼梦〉中的蹊跷冬至寻根》一文，十分佩服张先生的执着和认真，他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查考一个日期，令人感佩，同时也说明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巨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