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大使成被告，尴尬官司冷人心】 明日之后爱心大使称号
3年前，随着电视纪录片《姐妹》的热播，主人公章桦一夜成名。
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她用摄像机帮助过40多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其中包括她的同乡――一位左腿患有先天性血管发育畸形的12岁姑娘陈雨。
现在，她的名片上印着“纪录片工作者”。
然而，就在章桦费尽周折地为陈雨筹集到10万元捐款之后，陈雨的母亲朱冬英因为9万余款监管权的归属问题，将章桦告上了法庭。
按理说，受赠者应该感谢为自己募集善款的恩人才是，可陈雨的母亲却出人意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重病少女倾家荡产， 名人老乡倾力筹来10万救命钱 2006年8月，章桦回浙江衢州老家看望父母时，姐夫风风火火地找她说，衢州市衢江区后溪镇一位叫陈雨的10岁小姑娘，在3岁时左腿患先天性血管瘤，病情不断恶化。
7年来，为了给陈雨治病，父亲陈芳伟和母亲朱冬英，几乎跑遍了浙江的所有医院，花费了十几万元。
因此，夫妻俩不仅欠了很多外债，如今连生计也成了问题。
无奈之下，他们便通过章桦的姐夫请求乐善好施的章桦来帮助自己。
听了姐夫的话后，章桦的心揪在了一起。
在学校的操场上，章桦拉住陈雨的小手，亲切地问：“小雨，你能不能告诉阿姨，你的理想是什么？”陈雨说：“我长大后想当医生。
”章桦问：“为什么要选择当医生呢？”陈雨嫩嫩地说：“因为当了医生后，能救像我这样的很多病人。
面对这个和自己一样怀着爱心的孩子，章桦没有半点犹豫，她决定帮助陈雨治病。
随即，她把陈雨的遭遇拍成了纪录片，她希望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之后，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
随后，章桦就带着陈雨的病历和她拍摄的纪录片，先后跑到广州、武汉等地，寻求医院为陈雨提供免费救治的机会，但都没有结果。
途中，朱冬英多次给章桦打电话，说女儿的病情在不断加重，甚至都无法下地走路了，需要马上做手术。
见面之后，朱冬英向章桦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想带女儿到北京宣武医院治疗，因为北京宣武医院在治疗女儿这种疾病方面最具权威。
章桦随即带上陈雨的病例，回北京找到了北京宣武医院心（血）管科的医生。
医生告诉章桦，陈雨的这种病至少需要10万元的治疗费用， 听了医生的话后，章桦的压力更大了。
她翻来覆去地想：陈雨家已是一贫如洗，她的父母到哪儿去弄这么大的一笔钱呢？看来，只有靠我的努力了。
2006年11月，章桦带着她拍摄的陈雨的影像资料前往深圳，她想凭借自己是深圳爱心形象大使的身份，能在深圳为陈雨筹到一笔钱。
不久，章桦终于在深圳找到了一家企业，但该企业看过陈雨的影像资料后表示，他们研究之后才能答复。
2007年1月初，深圳的那家企业终于给了回复，他们表示愿意为陈雨捐出10万元的治疗费用。
医疗费终于得到了落实，陈雨一家欣喜万分。
2007年1月26日，深圳企业通过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将10万元现金交到了朱冬英手中。
协议写明：10万元捐款用于陈雨在北京宣武医院的医疗救助，并由章桦负责监督管理资金专款专用。
9万余款该由谁管？ 昔日恩人如今成了被告人 所有的人都以为陈雨能在北京宣武医院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原来，医院组织专家对陈雨进行会诊后，得出的结论是“先天性骨血管发育畸形”。
医生告诉朱冬英，陈雨的病无法根治，只能采取保守的治疗方案――截肢。
但医生表示，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根治，唯一的选择就是做截肢手术，否则病情发展到最后，会导致病人心率衰竭而死。
见朱冬英对此还很疑惑，医生进一步向她解释：“到目前为止，这种病在世界上都无法攻克。
之所以建议保守治疗，是因为要先保住孩子的性命。
” 朱冬英对于医生的治疗方案很不满意，她想带孩子回家另行治疗。
不过，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她还向章桦征求意见，章桦建议她说：“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建议吧，因为在治疗方面我们都不懂，医生是专家。
”朱冬英听后，没有言语，而是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
夫妻俩经过一番商议后，最后决定放弃治疗。
当天，章桦给朱冬英母女俩买好了火车票，并给了她1万元钱，其中5000元是交给医院的治疗费，另外5000元则是给陈雨回家后的护理费。
见还有9万元余款在章桦手里，朱冬英便问：“如果我以后找到好的医院，那些余款怎么办？”章桦说：“找到好的医院后，余款我会给你。
”听老乡这么说，朱冬英也就放心地走了。
回家不久，朱冬英就带着女儿来到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和上海仁济医院检查。
一个月后，她给章桦打电话说，女儿现在急需用钱，要求章桦把余款打到她的私人账户上。
章桦听后，告诉她：“我只能把钱打到医院的账号上，不能给你个人。
”章桦随后解释说：“这不是我提出的要求，而是捐款方的附加条件，我必须履行协议。
” 另外，由于陈雨离开了当初协议上所签订的北京宣武医院，所以除了要求朱冬英提供医院账号外，章桦还要求朱冬英提供新医院的治疗方案和费用预算。
章桦再三向她表示：“这10万元钱，是专门给你女儿治病的，你只有向我提供医院的账号和治疗方案，我才能把余款打给你！”可是，朱冬英一直未能向章桦提供医院账号和治疗方案，她还再三表示：只有先拿到这笔钱，才能带女儿去看病。
后来，朱冬英觉得章桦拿着这笔钱不放，很可能另图他用，所以便从心底对她产生了恨意。
因此，当别人提起这件事时，她都毫不留情地说章桦是个坏人。
在多次追要余款未果后，朱冬英于2008年1月15日，只身来到北京，当面向章桦要钱。
几番激烈的争吵无果后，章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气愤地告诉朱冬英：“如果你觉得我章桦不值得你信任，如果你认为我要私吞这笔捐款，那么你就去法院告我吧。
我们都尊重法律的判决！” 章桦的这番话，似乎提醒了朱冬英，回到家后，她就写了起诉状，并于2008年1月25日，以女儿的名义，以不当得利为由，将章桦告到衢江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返还9万元余款。
公堂之上难分赢家， 谁来为这场尴尬官司负责 2月24日，章桦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原来倾力帮助过的人，如今却把她告上了法庭，这让章桦尴尬、难过不已。
更让她感到难过的是，她被人扣上了一顶“私吞善款”的帽子！每想到此，她都心酸流泪。
不过她提出和解条件是：让章桦提供一家愿意给女儿治病的医院，并且把余款打到该医院的账户上。
可是，章桦没有同意。
这时，为陈雨提供捐助的深圳企业向法庭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书。
该企业在说明书中称，他们捐给陈雨的10万元钱，仅限于陈雨在北京宣武医院治疗，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用途；该款项只能用于医院账号直接支付，并由章桦监管；如果该款项有剩余，章桦应及时将治疗使用明细及剩余金额报呈捐赠企业，并及时将剩余款项转回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2008年4月10日上午，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开始后，原被告双方就余款监管权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原告朱冬英认为，被告章桦并非是这笔捐款的监管人，而仅仅是一个见证人，所以她应无条件地返还捐款。
被告章桦的代理律师周泽认为，捐赠协议已明确表明了被告章桦的监管人身份，并明确指出专款专用。
被告章桦只是在履行自己的监管责任，她无权向原告个人支付这笔捐款，原告个人也无权向被告章桦要求支付这笔捐款。
捐款必须打到医院的账号，这是捐赠企业的意愿，并非被告章桦个人的意愿。
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被告章桦征求了捐款企业的意见，同意将这笔资金继续用于原告陈雨在其他医院的治疗，但必须提供医院的账号、治疗方案和费用预算。
周泽同时提出质疑：如果没有监管，谁能保证捐款能真正用在孩子的治疗上呢？ 2008年5月5日，章桦及其代理律师周泽收到了衢江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
裁定书称：4月25日，原告以原被告庭外协商和解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
接到裁定书后，章桦却严正声明：原告提出的撤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因为她和代理律师周泽从未接受过协商和解。
她认为，原告以原被告庭外协商和解为借口申请撤诉，完全是混淆视听，所以她坚持必须通过法庭的公开审判。
其原因是，只有通过法庭公开的审判，才能为她澄清事实，证明清白。
章桦同时认为，朱冬英对她提起的恶意诉讼行为，给她带来了精神、名誉伤害以及财力损失，虽然她有权通过诉讼的手段要求朱冬英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考虑到其家庭的实际情况，她还是决定放弃这个念头。
就这样，这场令人尴尬的官司便不了了之。
这场官司虽然落下了帷幕，但留给章桦和陈雨一家人的却是尴尬、无奈和伤痛。
章桦被起诉之后，社会各界人士对此事议论纷纷。
一种声音认为善款该由章桦负责管理，理由是捐赠方和受赠人之间已经达成协议，况且协议规定由章桦负责这笔善款专门用于陈雨的治疗，所以不能由其父母自由支配。
持这种声音的人还为章桦鸣不平：倾力筹集善款的恩人，最后却成了被告人，这岂不是让恩人寒心吗？今后还有谁愿意站出来做好事呢？ 另一种声音认为善款该由陈雨的父母监管使用。
理由是根据《赠与合同法》有关规定，捐助人将捐款已经交付给了受助个人，受助个人就有权自由支配捐助款。
持这种声音的人反对善款由章桦监管，并对陈雨的遭遇给予同情，他们呼吁善款应及时用于对陈雨的治疗。
官司结束后，章桦将9万元退给了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随后，她向中国初级卫生保建基金会申领了那9万元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