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新闻三人谈_2018年新闻大事件30条
主持人：赵金 嘉宾：风言风语中央某报驻浙江站记者 刘飞锋 《南国早报》桂林站记者 黄海洋 《安徽新闻出版》主编 我所经历的假新闻 赵金：现在，全国新闻界正在开展打击虚假新闻的活动。
虚假新闻，在各个媒体和各个记者身边时有发生，因动机的不同，有故意失实和非故意失实之分。
“纸馅包子”事件是明显的故意失实行为，而其他一些失实的行为，因“假”的程度不同，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新闻采写中的“潜规别”，这更值得我们警惕。
各位在新闻从业经历中是否制作过不实的新闻?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风言风语：“假新闻”其实对大多数记者来说或多或少都遇到过，应该这样说，某些做记者的人在采访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压力或是利益的诱惑，而促使了假新闻或者“不闻”的发生。
我是个喜欢有话直说的人，不会制作不实的新闻，但是我自己遇到过这么一个情况。
浙江因为经济发达，需要很多土地搞经济开发，政府在征用土地问题上出现的问题也就比较突出。
最大的原因就是这里面有丰厚的利润存在，并和个别领导的政绩考核密切相关。
有的地方政府为了避开条条框框的政策约束，采取强制征用或是变相分批征用土地的方式，还有的甚至干脆把煤渣倒入土壤里，迫使该地寸土不生。
还有的政府为了搞开发把百姓的家也给拆了，我亲眼目睹过一个年迈的老者，因为家被征了，钱又没有赔，一个人孤独地住在搭建在别人稻田里的小棚里。
为此事，我调查采访，但是每到一处都要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不是说情就是送礼。
好不容易稿子写好了，等到要发了，地方政府人情已做到我们单位了。
文章是登了，但已经被改了，当然不是我改的。
这就是我遇到的不实新闻。
赵金：您觉得在您周围的新闻从业者或者媒体中常见的新闻失实有哪几种情况? 风言风语：人员伤亡的背后原因、商品食品质量问题，政府职能部门领导的思想作风问题、渎职受贿的数据可靠性、执法者的行为、新闻业不正当竞争等，其中政府职能部门领导的思想作风问题是危害最大的，上面的官做不好，下面的小鬼就跟上，什么问题的发生其实都和政府的职能部门领导有关系，你做得好了，处处为国家为百姓实实在在去办事了，存在的问题也就少了。
大家看看中国的煤矿事故到现在死了多少人，地方媒体又有几家及时报道了，为什么要到用人的生命付出代价了才去查，为什么查到最后还是和“官”这个字离不开? 刘飞锋：在我的身边，确实存在着形式各样的虚假新闻。
据我总结，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细节造假。
当记者采访后发现新闻本身并不像预想得那么精彩，如果“实情实写”可能面临毙稿的危险，即使勉强发出来，也得不了高分，“性价比”太低。
于是，就迎合报纸风格的需要或值班打分领导的口味，搞些合理化想像，制造一些独特的或者煽情的细节，以提升新闻价值。
比如，一些爱心报道为了引发社会反响，唤起人们的同情，便与当事人“合谋”甚至单方面制造出“绝症母亲泣血托孤”、“少女卖身救母”、“幼子为母征父”等煽情的细节。
这类假新闻已屡见不鲜，“史上最毒后妈”就是最新的例子，“后妈毒打继女致其狂吐鲜血”这个细节就是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和同情而制造的谎言。
时间造假。
有一些本来很好的新闻，由于各种原因，记者没有及时发现，等到发现时却已经过了时效。
但为了“抢救”新闻，记者要么制造一个诸如“寄送锦旗”之类的最新新闻由头，要么与当事人商量擅自改动新闻发生的时间，从而让过时的新闻“起死回生”。
我曾经的一位同事写消息一开头必是“昨日”，而不管新闻到底是哪天发生的，他还理直气壮地说，即使不是“昨日”发生的，也是他“昨日”采访的(其实也未必真是“昨日”采访)，真让人大跌眼镜。
过程造假。
有的报社为了防止记者在通讯员稿件上直接挂名，规定记者不到现场采访不准写稿；有的为了体现采访劳动量，规定离开市区到外县采访的新闻，在工分上可以上浮一定的外地系数。
这样，一些记者为了将一些通迅员传来而本人没有去现场采访的稿件“救起”(显然不去现场的采访成本要低得多)，或者为了争取到外地系数，便对采访过程进行造假，也在稿件中伪造诸如“记者在现场看到”的“现场”，结果因想像与事实发生偏差，而出现失实新闻。
本报曾出现过同一名记者在同一天刊发几乎同时发生在两个相距几个小时车程的不同地市的外地新闻，好像该记者有“分身术”的特异功能。
事实造假。
这类是最严重的新闻造假行为了，但有的记者为了完成工分任务，就不惜制造无具体时间、地点、人名又无需负责任的“四无”新闻，以保住不被口K掉。
由于这些新闻都是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按照报纸既有的风格“量身定制”的，因此既容易刊发又容易得高分。
所以，我们在报上经常可见一些似是而非的“疑问新闻”。
前不久，本报就有一名面临“下课”的记者，制造了“死亡十多人倒房上千座”的特大泥石流新闻，以做最后一“搏”，好在及时被当班“把关人”发现，将假新闻阻截在版面之外，后来该记者被报社开除。
“指挥棒”不改“造假根”难除 赵金：对“纸馅包子”假新闻的出现怎么看?如果是你在那个记者的位置，你会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风言风语：引用别人说的(因为我和他的观点一样)：假新闻频频出炉，是传媒责任性不强、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新闻业不正当竞争、畸形的利益驱动的恶果。
为了追求“卖点”，提高收视率和发行量，少数传媒下自记者、上到老总，明知一些“猛料”是假新闻，也照播照登不误。
在受众被愚弄被戏耍的同时，造假者获得了丰厚的稿费，传媒则赚足了眼球，实现了“双赢”或“多赢”。
为此，有受众强烈抨击“这年头，流言飞遍天下，基本属实，很少掺假，越看越像新闻；而新闻隐瞒真相，胡吹乱侃，越看越像流言。
”这就是假新闻的出现，不过我应该不会去这样做，因为我一向喜欢有话直说，再说我家经济情况很好。
我不图钱，我图的是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黄海洋：我觉得换作任何一个人在“纸馅包子”记者的位置，都有造假的可能，我们不能把新闻的真实性完全寄托在个人的理性上，它更应该是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媒体生存的根本法则，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做到“假新闻出现，人人喊打”，从而断绝其滋生的土壤。
“纸馅包子”假新闻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利益的驱动。
竞争机制的引入实现了以传播者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的转变，受众成了媒介的衣食父母，成为媒介争夺的对 象。
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成了衡量媒介成败的关键，广告自然也成了媒介的生命线。
为了迎合受众的心理需要甚至是低级趣味的需要，许多媒体淡漠了社会责任，忽视了媒体伦理，把经济效益放在了首位，挖空心思地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从而导致了“三星”(性、星、腥)新闻的泛滥。
更有甚者，为了争夺广告资源，与自已的广告大户达成默契，少发甚至不发广告大户的负面报道，把舆论监督的武器变成了利益交换的筹码，从而“公器私用”。
二是管理的缺陷。
从政府管理层面来看，我国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先后出台了各种规章和文件，防范媒体传播虚假新闻。
但是执行起来却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如人手紧缺、手段滞后、缺少长效机制等。
特别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独立的新闻法，管理更多的是依赖于部门规章和条例，这极大地影响了管理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从新闻单位自身管理来看，许多媒体对记者的考核是实行等级打分制，在规定“量”的同时，也对稿件的“质”进行定性考核，并把分数作为给记者发奖金的依据。
在这种考核制度下，多发稿、发好稿成为记者的第一追求。
有的记者甚至为了出独家新闻、轰动新闻，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为“卖点”大开方便之门。
三是求真务实精神的缺失。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社会诚信的土壤还没有形成，而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又往往会带来社会的普遍浮躁情绪，也影响到了新闻界。
我平常了解到的有些记者是“采访要材料、上网查资料、回家编猛料”的行家，是“策划新闻”、凭空想象的专家，缺乏认真细致的实地采访和调查，有的仅凭新闻热线和电话采访，甚至是道听途说，投机取巧，结果导致了假新闻的出炉。
在这些成因面前，“纸馅包子”假新闻的出现绝不会是孤立的个案，在它之前，有大量的假新闻已经出现，在它之后，也依然会有新的假新闻涌现，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罢了。
刘飞锋：我觉得，近年来新闻媒体之所以虚假新闻层出不穷，与目前普遍实行的“绩效考核”不无关系，是这根考核“指挥棒”为新闻安全埋下了隐患。
我所在的这家都市报，也是在这种绩效考核的“指挥棒”指挥下运作的，“工分”是考核一名记者业绩的唯一指标，报社编委会每天要对记者所发的稿件进行打分，规定记者每个月必须完成一个及格分，否则这个月所有稿件都是自写，奖金一分不得，还要实行“末位淘汰制”，连续两个月完不成及格任务的，对不起，“拜拜”了。
这是一种“纯利益”的指挥棒，在这个“游戏规则”内的记者，眼睛里只有“工分”，要生存，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只能想方设法多赚“工分”。
因此，在这根“指挥棒”的指挥下，记者在采访之前首先计算的是“性价比”，即采访成本(包括时间、经济、风险、难度等)与产出效益(工分、稿件等级、奖金)的比。
每个记者都会选择以最低的采访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效益，这样就难免记者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蒙混过关”，如果稍有把关不慎，虚假新闻就会成为“漏网之鱼”，登上报章。
当然，我并不反对用“绩效考核”调动记者的积极性，激发记者的潜力，而去迷恋吃“大锅饭”。
但绩效考核必须适度，要充分考虑报社的实际情况和绝大多数记者的承受能力，在“抓”与“放”、给记者施压和喘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要使其成为一条“赶鸭子上架”的鞭子，不能让大家都过得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官逼民反”，这样做是很容易让人铤而走险的。
而且我还认为，当一种考核制度让大部分人都感到生存危机、怨声载道时，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
提高“造假成本”，让假新闻无处立身 赵金：正像刚才各位分析的那样，假新闻的出现有着复杂的背景，比如考评制度和用人机制方面带来的弊端。
喻国明教授曾经就如何防范“纸馅包子”类的假新闻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建立两人采访制度，一个选题，两个人负责采制，可以减少造假几率；二是在各媒体现有临时聘用编采人员较多的情况下，应尽量有至少一名正式聘用人员参加新闻的采制，以加强约束和管理；三是建立“诚信保证书制度”，每次进行新闻采访前，要求采访人员填写，作为警示。
各位对于防止假新闻有什么高见? 刘飞锋：在形形色色的虚假新闻中，有些是因为客观因素或作者的作风、水平等原因造成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完全是作者凭空杜撰、人为制造的。
因此，加大对新闻造假者的惩罚力度，提高他们的“造假成本”，不失为一种打击造假行为，遏制虚假新闻的有效办法。
所以，在探讨如何打击和防范假新闻上，不妨从经济学意义上去分析，建立一个利益引导机制。
在治理商品市场的造假行为上，有的国家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其根本措施就是重罚，就是从经济上让造假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只要他从事一次造假行为，就会被罚得破产，永无翻身之机。
笔者认为，在新闻领域的打假上，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从利益层面上加大对新闻造假的打击和惩罚力度，即切断造假的利益链条，让他们得不偿失，或者只有失没有得。
其一，建立假新闻举报制度。
作为新闻媒体，可以对外公布“假新闻举报电话”，让所有公开刊播的新闻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并设立“打假办”处理读者的检举和投诉，对有投诉的新闻作品进行调查核实。
一旦被确认为假新闻，特别是有意造假者一定要严惩不贷，并对外公布造假者姓名和媒体的处理意见，这样就可以让造假者斯文扫地，感到脸面上不好过，发表假新闻不但没有出名，反而出了洋相，出了丑，同时对其他记者也起到了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即将已经调查核实的假新闻的作者列入“黑名单”，对其造假行为、方式方法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记录在案，并将此“黑名单”在新闻界内部共享。
同时，对列入“黑名单”的通讯员可以视其造假情况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予以“封杀”，不给其发表稿件的机会，让他失去新闻造假的园地，对记者可以给予诫勉谈话、黄牌警告和红牌罚下，对吃红牌的记者，新闻界也可以约定在数年内或永久不得聘用，让他失去从事新闻职业的机会，尝到新闻造假的沉痛代价。
其三，建立利益倒追机制。
因为很多假新闻不是当时就能被识别或被检举揭发出来的，待假新闻暴露后，往往该付的稿费已经付了，该评的新闻奖已经评了，该发的奖金也已经发了。
为了加大对假新闻的利益惩罚力度，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利益倒追制度，即对已经发出的稿酬、获奖证书、奖金要想方设法予以追回，甚至不惜通过法律途径。
对评新闻奖而言，最好是建立奖前公示制度，也就是像中国新闻奖一样，对初评出来的新闻奖获奖作品向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一旦查实为假新闻或有严重失实，立即取消其获奖资格。
这可能比事后追查来得更为有效，也更有威慑力。
黄海洋：从一个普通记者的角度考虑，我觉得杜绝假新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一是推动新闻立法。
从我国建立法治化国家的长远目标来看，新闻业的规范最终要靠法律来维持。
只有对失实新闻和假新闻进行追惩，才能从法律上保障新闻的真实性，也才能真正保障新闻的舆论监督职能得以实现。
当然，法律真实与新闻真实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闻失实不一定违法，反之，新闻真实也不等于法律真实。
这些，都需要强化新闻工作者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使新闻工作有法可依。
二是加强对新闻的把关。
假新闻如此多发，既有从业人员道德素质与工作态度的原因，也有管理上存在漏洞或监督把关不得力的原因。
在假新闻的高发区，诸如体育新闻、娱乐新闻，以及假新闻的易发期，如4月1日前后，新闻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与把关。
新闻报道的核对审阅，以及采编人员信用制度的建立，也是杜绝防范假新闻的有力措施。
三是加强行业自律，让假新闻无处藏身。
首先是要明确岗位职责，避免因职责不清造成管理脱节或缺失，其次是要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让好新闻、好记者、好编辑更快成长，让投机取巧无立足之地。
因此，加强行业自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思想根源上彻底摒弃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思想，真正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只有这样假新闻才会无处藏身。
赵金：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