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文化高于政治]甲午中日战争政治经济文化
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
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这是清末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1848～1905)于一百多年前写就的一首赞朱舜水诗，此诗很能刻画作为“海外遗民”的儒家学者朱舜水的人格与风格。
但老实说，终清一世，并没有几人知道朱舜水或朱之瑜这一人。
《明史》、 《明儒学案》及清人笔记里，皆没有关于他的记述。
至《清史稿》，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推介，方于卷500“遗逸一”有(朱之瑜传)。
而此传并《碑传集补》卷35署名苟任《朱张二先生传》，均不免皆以梁任公《朱舜水先生年谱》为蓝本，概其崖略而已。
据任公《朱舜水先生年谱》，知舜水先生是浙江余姚人，与王阳明、黄宗羲皆系同里；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活了八十三岁。
今天的余姚人将他与王阳明、黄宗羲，并汉光武帝时的严子陵，称之为“余姚四贤”。
文化是政权的基础 从中华本《朱舜水集》及徐兴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朱舜水所留下的文字看来，在他的思想世界中， “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合而为一的。
朱舜水以明朝为他“政治认同”的具体对象，他效忠南明政权的赤忱，即使亡命日本亦不稍减杀。
日人今井弘济(1651―1689)与安积觉(1656―1737)编撰的《朱舜水先生行实》，即多处记有他亡命日本后实有心于借援兵以图恢复南明政权的行藏。
他后来在答安东守约之问而写的(中原阳九述略>中，也说：“已亥年(1659)，同国藩(郑成功)入长江，南京未下，兵律尚未严，而江右、江北、蕲黄、汉沔已云合响应，翘首而望时雨。
即家室、妻孥、躯命，事事可捐，而惟望大明之光复。
” 毫无疑问，恢复大明是朱舜水比生命更重要的终身事业。
但是，朱舜水之所以有心于复兴南明，并不是只为了政权的重建而已，他实以复兴南明政权为手段，而寄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他在《答明石源助书》中说道：“前年至厦门，赴国姓(郑成功)之召，见其将吏并寄居荐绅，皆佻达自喜，屏斥礼教，以为古气，以为骨董。
不佞知其事必无成，故万里遄行，不投一刺而返。
”这对他不免有刺激，他也借此观察出郑成功的军队军纪涣散、不足依持。
后他流寓日本，闻藩府兴学，欣然给他的学生安东守约写信说： “闻贵国京江户有设学校之举，甚为喜之!贵国诸事俱好，只欠此耳。
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国家第一义，如何可以欠得?今贵国有圣学兴隆之兆，是乃贵国兴隆之兆也。
”并进一步指出：“自古以来，未有圣教兴隆，而国家不昌明平治者。
近者，中国之所以亡，亡于圣教之隳废。
圣教隳废，则奔竞功利之路开，而礼义廉耻之风息。
欲不亡得乎?知中国之所以亡，则知圣教之所以兴矣。
”在他看来，文化是政权的基础，满清之所以入关，中原涂炭，根本原因仍在于中华文化的陵夷。
换言之，朱舜水认为中华文化价值系统与中华政权实为一体，不可分割。
教化异邦，海外经营计划 既流寓日本，有国不能返，朱舜水的心目中虽不能忘记复明大业，但教化异邦，似是早有心理准备。
《朱舜水集》卷19收有他的一篇“周公像赞”，内中心曲不无流露，他希望通过传播正统的儒学文化，以达到改造日本社会、实现儒家政治的理想。
赞云： 孔子志大道之行，而东周不可为，因自伤日：“久矣，不复梦见周公。
”余少也，悦《周官》、《周礼》，慨然欲亲见之，不幸罹此大故，乘桴而东，乃于此拜公之威容仪表。
袤衣在东。
赤舄耀日，意者梦见之乎?公之时。
箕子居朝鲜。
八条之教兴，至今有遗风焉。
近者，若能修而明之，其治岂有量哉! 此类文字于《朱舜水集》中不一见，朱舜水是寄望于复兴周公之道，从而使日本政治修明的。
而这也是当时高居幕府副将军之位的德川光园(1628～1700)倾心其理念并尊聘为“国师”的关键所在。
以孔子梦周公引入话题，以箕子教化韩邦自喻，言“日国敦诗书，说礼乐，礼乐诗书，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其治岂有量哉”，足见其襟怀及抱负。
其具体之行， 《清史稿》本传有生动如见的细节描述，不妨抄来，以资谈助： 之瑜为日人作学宫图说，商榷古今，剖微索隐，使梓人依其图而以木模焉，栋梁椽，莫不悉备。
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亲指授之。
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而毕。
文庙、启圣宫。
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廊庑射圃。
门户墙垣，皆极精巧。
又造古祭器。
先作古升、古尺。
揣其称胜，作篮、簋、笾、豆、登、铡之属。
如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
乃依图考古，研核其法。
巧思默契，指画精到。
授之工师，或未洞达。
复为揣轻重，定尺寸，关机运动，教之经年，不厌烦数，卒成之。
于是率儒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学者皆通其梗概。
日人文教，为之彬彬焉。
在今日得见的朱舜水与德川光圈的问答中，几乎看不到他们论及诸家学派之异同，或是究明玄而抽象的哲理之事。
朱舜水对安东守约说： “水户儒者学问颇好，只是不知礼而无度。
此事关系贵国重大，而关系两国为重大。
”因此，在日本讲学，传播“礼”的思想，是朱舜水居日始终致力的方向之一。
另从今日传世的文献资料里，不难看出他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于异邦日本，显然有所调整于其间。
种种细腻的转折与修正，只有通过朱舜水与日本当地知识分子的往来手札，才能比较明确地加以掌握。
此外，亦须提及的，朱舜水在日本二十二年，讲学之余，戮力于经世济民的实践哲学，他尝云： “为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
必须身体力行，方为有得。
故子贡天资颖悟，不得与圣道之传，无他，华而不实也。
” (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又说：“吾道明明现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
政如大路，不论上下、男妇、智愚、贤不肖，皆可行得，举足即有其功。
” (《答小宅生顺问》) 他将“木豆瓦登布帛菽粟”之学说得浅显易懂，并实际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这其实即是对近世日本社会影响巨深的“实学理念”，从这点言，朱舜水可说是以孔子思想为本宗的实学理论之实践者。
德川光囫于继任水户藩主的第五年礼聘朱舜水，主要希望他能在教学及政治上担任顾问的角色，帮助水户藩革新藩政，提振教育。
之后短短二十馀年，朱舜水以刚直严肃的人格，言必忠义的表现，营造了之后以国家认同为特色、以忠义思想为主轴的日本“水户学”。
朱舜水的近身弟子安积觉在乙亥年(1695)写的《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中述及舜水生前行藏时说他“明室衣冠，始终如一。
鲁王敕书，奉持随身，未尝示人，殁后始出，今犹见在”。
此无疑对他毕生坚持大义名分作了最适切的诠释。
此对水户藩儒臣、志士的思想与行动、修史事业，以及德川光囫的让国精神，影响深远。
往事越三百余年，可以看到，朱舜水不但对东亚儒学的发展，发挥了将传统儒家思想东传日本的文化传播者之角色，间接对宽政(1789～1801)以降、明治维新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