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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术论文篇1

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一、问题和价值。

金圣叹评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下称金批水浒》)序三说: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及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所谓贯华堂古本《水浒》原序,见于金批水浒》刊本,末署东都施耐庵序。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金圣叹托名伪撰。

明人贺复徵选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七之序四十七词曲类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批水浒》原序相同,文末也署东都施耐庵序,所不同的是在《水浒传自序》题下又署名元施伯雨(卷327)。为简明起见,下文略称之贺本序,称金批水浒》原序为金本序。《文章辨体汇选》序四十七词曲类除贺本序外,还有《曲序》,题下署徐渭;《序拜月西厢传》,题下署李贽;《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题下署王思任。这些署名都是作者的本名。贺本序文末已有东都施耐庵序字样,而题下又署元施伯雨,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意味着东都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这是贺本序提供的新信息。

贺本序的价值自然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源于金本序。如果是这样,便意味着贺复徵认为施耐庵是元施伯雨;如果不是这样,则贺本序当另有来源,同时也意味着金本序当有来源。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在《水浒》研究的现有视野之外,可能具有新的史料价值。

二、贺本序有条件录自金本序。

金批水浒》是刊行本,序三署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日。《文章辨体汇选》是未刊本,被《四库全书》直接收录。因而,要判定贺本序是否源于金本序,在缺乏直接证据的前提下,需查明《文章辨体汇选》脱稿与金批水浒》刊行的相对时间。关于《文章辨体汇选》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只存抄本,每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但《千顷堂书目》却未著录。全书七百八十卷,所选文章上自三代,下逮明末,首无序、目,其中有一体而两出者,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未免失于别裁。意其卷帙既繁,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然其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这是说,此书未经刊定,尚需加工修改以尽削繁芜,属于尚未最终编定的初稿。上文提到,此书录有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王思任(15751646)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但《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作于天启癸亥,即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原是为清晖阔刊本《牡丹亭》所作。又如卷十九诰之一,探讨诰的观念演变,有按语复微日:考《文苑英华》亦有中书制诰、翰林制诏之别。我明大夫曰诰命,郎官曰敕命,则是唐、宋制重而诰轻,明则敕轻而诰重,合而观之可以知唐、宋、明三代之损益矣。(卷19)这分明是明朝人口吻。通检全书,可知所录文章的确下逮明末。

关于《文章辨体汇选》的编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贺复徵编。复微字仲来,丹阳人。书中有复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宪副昔宦夔门,时为天启甲子六月。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宪副为郎南都,嗣后入粤归吴,又云:先宫保中泠公请师演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予以病侍行。考丹阳贺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进士;邦泰孙世寿,万历庚戌进士,官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世寿子王盛,崇祯戊辰进士,按之复徵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俱不相合。(卷189)这里肯定了贺复徵是明朝人,但其家世不详。

以上提要虽然没有涉及此书稿本初脱的时间和贺复徵的生卒年,但有助于查考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此书内含贺复徵自著文章六篇。在《云社约》中,他自我介绍道:予不佞复徵,字仲来,行二;予不佞复徵,万历庚子年三月二十六日生。(卷51)可知他生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比金圣叹(16081661)年长8岁。

其《吴吟题词》开头说: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粤故多瘴疠,家人戒无往。然功令必往,予乃以病侍行,溯扬子江而上。(卷362)其时在崇祯四年(1631)辛未。其《道光和尚述》提到:

先宪副昔宦夔门,闻师戒行,延之云安之慧日寺。讲《法华经》,天花乱飞,大者如掌,万目恭睹,诧为希有,如是者三日。其时为天启甲子六月也。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寄以诗曰:未几,师南游,晤予于后湖别墅,云往星源之花山修六度净社。予送以诗曰:先宪副为郎南都,师从白岳柱杖来相见道故,且为欢喜。适蜀人王太史、徐玺卿皆欲留之常住,与先宪副相商,于鸟龙潭上规摹数武,结道光庵,挂师锡焉。嗣后先宪副入粤、归吴,十年之间,师岁一至丹阳为故事,不啻白香山之如满苏长公之参寥也。不幸先宪副见背,四方多事,师依杜将军,下吴门,过娄江,走云间、海上。不如意,复至丹阳。余奉师于城西之六度庵。先宫保中冷公为之倡,首请师演说《金刚》妙经,作诗赠之。予和以诗曰:宫保公结静室于净香池后,为师焚(引者按原文如此,当作梵)修。予辈亦喜师有住足地,而师竞逝矣。(卷629)。

将以上两文互参,可寻出一些史实。师指道光和尚。先宪副是贺复徵的家大人即父亲。他在天启甲子(天启四年,1624)前后任职夔门,后为郎南都,调任南京,曾为道光和尚在南京乌龙潭建道光庵。之后,他于崇祯四年(1631)辛未入粤,调任粤西,后又由粤归吴,回家乡丹阳。他从入粤到归吴,再到死去,前后十年,则他当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恰巧,金批水浒》也刊行于这一年。

贺父死后,道光和尚随杜将军辗转吴门(苏州)、娄江、云间、海上(上海),后又回到丹阳。在丹阳, 贺复徵奉师于城西之六度庵。之后,先宫保中冷(引者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冷作泠)公供养道光和尚,为他建造静室,直到他死去。

道光和尚述》显然作于道光和尚死后。虽然道光和尚的卒年不得而知,但肯定在崇祯十四年(1641)贺父死后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道光和尚离开丹阳,辗转苏州、娄江、云间、上海,又回丹阳。在丹阳,他先住六度庵,又讲《金刚经》,后迁净香池后之静室,直到他死后贺复徵为作《道光和尚述》,并编入《文章辨体汇选》。金圣叹是苏州人,金批水浒》应刊行于苏州。而从丹阳到苏州,骑驴或乘马车,一天时间足矣。因而,贺复徵应有条件见到金批水浒》,贺本序自然有条件录自金本序。虽然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但录自金本序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三、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

之所以说贺本序未必录自金本序,是因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文章辨体汇选》只存抄本,并有黄氏父子藏书印记,即黄居中千顷斋、黄虞稷千顷堂藏书印记。这意味着此书应是黄居中(15621644)所得,他死后由儿子黄虞稷(16291691)继承。黄居中死于崇祯十七年(1644)。此时黄虞稷15岁。他是黄居中67岁时所生。黄居中死后,黄虞稷承继先父遗志,勤奋好学,继续藏书,并以撰《千顷堂书目》著称。钱谦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说,顺治五年戊子(1648)他到南京黄氏千顷斋访书。黄虞稷对他说:虞稷之先人,少好读书,老而弥笃,自为举子以迄学宫,修脯所人,衣食所余,未尝不以市书也;寝食坐卧晏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丧乱之后,闭关读《易》,笺注数改,丹铅杂然,易箦之前手未尝释卷帙也。藏书千顷斋中约六万余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数千卷。惟夫子之于书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记之,庶几劫灰之后,吾父子之名与此书犹在人间也。(卷26)黄居中原籍福建晋江,于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中举,先是出任上海县教谕,后升任南京国子监丞,直到去世。朱彝尊《明诗综》录有黄居中《寄儿》一首,序云:居中字明立,晋江人,万历乙酉举人,自上海教谕迁南京国子监丞。并引《能静居诗话》注云:监丞锐意藏书,手自抄撮。仲子虞稷继之,岁增月益。晓夜孜孜,不废雠勘,著录凡八万册。坟土未干,皆归他人插架,深可惋惜也。(卷60)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占领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明朝亡,即黄虞稷所说丧乱之后,黄居中以82岁高龄抑郁而死于南京家中。由此可知,黄虞稷千顷堂创自黄居中千顷斋,千顷堂藏书的大部分源于黄居中千顷斋藏书。《千顷堂书目》卷六著录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即为《千顷堂书目》的主要来源。

文章辨体汇选》抄本既然是黄居中所藏,就应在崇祯十七年(1644)他去世之前所获。《道光和尚述》写成并入编的时间,自然只能在道光和尚死后到黄居中获得抄本之前。将这期间设为最大限度,即设定道光和尚最早死于崇祯十四、十五年间,到黄居中获得抄本的崇祯十六、十七年间,充其量只有二三年时间。这期间正是明亡前夕,《道光和尚述》所谓四方多事,兵荒马乱的年头。

此书卷帙浩繁,有七百八十卷之多。从原稿初脱到抄本抄成,被黄居中收藏,颇需时日。此书未经刊定,目录尚未编写,可知抄本不会是贺复徵自己所为。如果抄本是他所为例如请人抄写,或黄居中向他借抄,则他当有刊定和编出目录的时间与必要。既然这些事他都没有做,定有缘故。其中也许与他信奉佛教有关。贺复徵及其家庭信仰佛教。他在《道光和尚述》中提到,其父死时,正值四方多事。又说:尝与师订,予于自锄园后设双榻,与师结夏其中,为予弟子开示《楞严》指归,一扫言诠诸障。师为首肯。奈予心杂而懒,当面错过,至今为之悲恨。在道光和尚生前死后,贺复徵奉佛之念既深,加上兵荒马乱,不但搜罗文献编书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心志也已不在编书上了。所谓一扫言诠诸障,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透过文字障碍弄懂《楞严经》的含义宗旨,一是指文字原是了悟实相的名色障碍,不可执著。他在《比丘尼海义补陀斋僧募缘疏》中说:比丘尼海义出自余家,皈心佛土,十年前发兹弘愿,恭制双幡,绣补陀大士三十二相,相相庄严。越十年披剃,今又十年,欲挂幡海外,报佛斋僧。惟祈十方檀那同具至心,圆此善果(卷397)。补陀大士即观音菩萨。这位海义尼姑既出自贺家,表明他家有披剃为尼的女子,则贺复徵自己又何尝不会转而一心奉佛。从而这便存在一种可能,即贺复微是因道光和尚去世才写了《道光和尚述》并入编,在此前,例如其父去世前后,实际上已中断编书之事,以至此书没有最终编定。而贺本序在《道光和尚述》之前,甚至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刊行之前就已被贺复徵发现、人编,便成为一种无法排除的可能。

文章辨体汇选》是文选,不是专著,前后没有逻辑顺序,可按编者已掌握的资料,将单篇文章随时编入。原稿初脱的时间,实际上只是全书脱稿的时间下限,除《道光和尚述》那样的特例之外,我们难以推测每一单篇文章被编者发现、入编的时间上限。设若有人提出,贺本序可能在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刊行之前若干年就已被贺复徵发现,至少在目前,也是一种无法排除的可能性,毕竟贺复徵比金圣叹年长8岁。

之所以提出这种可能性,还因贺本序被编入序之词曲类,即为词曲所作的序。《文章辨体汇编》所列词曲,实即散曲和《西厢记》、《牡丹亭》之类戏曲。《文章辨体汇选》旨在汇集、辨别文体,对小说没有兴趣。虽然明中叶以来,从李贽、袁宏道到金圣叹都称扬《水浒》的文章,体现出小说之文章观念的滋生,而《文章辨体汇选》罗列文体达一百三十二门之多,各门之下又划分为几类甚至几十类,连杂文、杂著也列为一门文体,却没有小说、演义之类文体的踪影。可知他的文章观念一如传统,小说依然不算文章。按传统观念,像金批水浒》那样的通俗小说,是话(白话),不是文(文辞),与文章性质迥异,比不得词曲原属诗之流裔。不仅金圣叹,就连汪道昆、李贽在万历年间为《水浒》所作的序言,也不在《文章辨体汇选》所选之列。金批水浒》序三已明言《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但贺复徵却将贺本序列为词曲类之首。若贺本序源于金批水浒》,贺复徵不会不知道《水浒》是小说,将之归人词曲类,显然属文体归类不当。他犯这种常识错误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他不惜牺牲全书文体划分的一致性,而故意如此。若按《文章辨体汇选》自身的文章观念和文体划分的一致性,则贺本序当源于一种属于词曲类的《水浒传》,而非金批水浒》。

贺本序本文并无小说字样,但说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云云。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元、宋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黄霖先生认为:这里的的,即真实、实在的意思,故的本犹言真本。相对于经过增益编成的的本真本,其实也就是原本。这施耐庵的本究竟是否小说,迄今无从断定。我们知道,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厘为八卷,而杂剧称折,南戏、传奇称出,迄未见有戏曲称卷,然而王实甫能突破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惯例而编撰了五本二十折的《西厢记》,焉知施耐庵不会向另一个方向突破惯例,继续元杂剧水浒戏之风,编了一部七十一卷名曰《水浒传》的水浒戏?这自然只是贺本序被归入词曲类所内涵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贺本序有条件源于金本序。设若我们据此指认它源于金本序,固然不会犯太大的错误,但应注意,这是以抹杀其它可能性的存在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也许正是贺本序对于《水浒》作者研究可能含有的史料价值。

四、施耐庵和施伯雨。

据已知资料,施耐庵这个名字是在明朝随《水浒》的流行才见诸载籍。明朝人普遍将他视为元朝人,如李贽《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序》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但从未见施耐庵还有施伯雨之名。清初倒有一个施伯雨,但既非元朝人,也与《水浒》无关。这是贺本序特别引人注目的又一原因。笔者其实并非为了施耐庵,而是为查考小说观念与文章观念之关系的演变才细读《文章辨体汇选》,无意中读到贺本序署名元施伯雨,不禁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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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本序既然很可能源于金本序,则元施伯雨之名便很可能是贺复徵据己意所加。在贺复徵的时代,《水浒》已脍炙人口,施耐庵闻名于世却无人知其详情,而又众说纷纭,他会不会毫无根据地说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文章辨体汇选》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贺复徵是以汇集和辨别文体的学术态度从事此书,宗旨也在汇集和辨别文体,并不在于查考作者。此书所选文章,是作为某类文体的例证、典范,贺复徵也将自己的文章选编其中,如果毫无根据地瞎说作者之名,岂非自取其辱。另外,已如上述,贺复徵的文章观念恪守传统,并不把小说视为文章,如果不是自己确知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犯不着生造出一个元施伯雨之名。当然,如果贺本序并非源于金本序,而是另有来源,则元施伯雨就可能是所据底本固有的署名。

但问题在于,这只是贺本序提供的一家之言。它是否属实,需要证实或证伪。然而迄于目前,虽经穷搜力索,但限于见闻,在元、明两朝的文献中尚未找到一个叫做施伯雨的人。对这个问题,迄未能证实,但犹如上述,却也不能证伪,予以抹杀。贺本序作为一种文献存在,在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情况下,自然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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