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凶农妇李桂英的17年
见到李桂英的时候，她正坐在椅子上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
从外表来看，58岁的李桂英跟普通农妇并无太大区别，她留着短发，两道眉毛中间的皱纹很深，体型略胖，穿着深灰色羽绒服、黑色裤子和黑色棉鞋，在人群中毫不起眼。
可是讲述当年的杀人事件以及自己多年追凶的艰辛和努力时，她侃侃而谈，完全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战战兢兢的农妇状态，即使面对摄像机，整个人看上去也没有丝毫的紧张和羞怯。
毕业论文网 李桂英叙述的起点是1998年正月初三。
快到家时，李桂英停下脚步跟路边的几个邻居高声聊天，齐学山从旁边经过，以为李桂英在骂他，便上前回骂，两人发生争执，越吵越激烈，后来便开始动手打斗。
过往的邻居没能把两人拉扯开，打架的消息反而迅速地扩散开来。
齐元德听说李桂英被打，拿了把镰刀就冲出家门，而另一边，齐金山、齐保山、齐海营和齐阔军则提着杀猪刀、菜刀和木棍加入混战。
这场打斗虽然突如其来，但双方之前的矛盾却是由来已久。
齐元德和李桂英原本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两人结婚后，李桂英被选为齐坡村的妇女主任，兼任青年书记。
齐元德为了养家糊口，也干起了别的活计，拉过土、开过砖窑，最后选择了铆钉制造的生意。
他精通机械，去江苏买了台二手机床改造一番，自己又制造了滚筒抛光机、电焊机、磨光机等一系列配套生产设备，作坊就这么开了起来。
由于是独家经营，产品质量也有保证，铆钉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一来二去，齐元德一家就成了齐坡村的“首富”，不仅在全村盖起第一栋二层楼，还买了第一辆拖拉机，日子过得风风光光。
齐金山、齐学山和齐保山是三兄弟，与齐海营和齐阔军关系亲近，关系不一样。
双方的生活本来没有太多交集，直到1997年，齐坡村分给齐元德的一片宅基地被齐金山看上了，他三番五次想“赖走”，一直没能如愿，心里就落下了疙瘩。
除了宅基地的纠纷，计划生育似乎也成了双方矛盾的焦点。
作为妇女主任，李桂英在村里主管计生工作，齐金山、齐学山、齐阔军和齐海营四家因为超生都被上级计生部门罚了款，怀疑李桂英是举报者，于是谋划着揍他们夫妇一顿“复仇”，以解心头之恨，甚至商量着“破上”一个兄弟，杀掉齐元德和李桂英夫妇，以一命抵两命，“赚了”。
对于齐金山等人的“复仇”计划，齐元德和李桂英也听到过风声，不过两人一笑置之，都没往心里去。
虽然生活的路数不同，但好歹是乡亲，往上找几辈还沾亲带故，相互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齐元德不相信他们真能动了杀心。
而对于他们仇视自己的理由，李桂英甚至觉得好笑：“我自己都生了五个孩子，怎么可能去举报他们超生，这不是贼喊抓贼吗？” 可不管是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杀人事件最终还是发生了。
在当晚混乱的打斗中，齐元德左侧胸口被齐金山的杀猪刀刺中两次，又被齐海营用铁锹猛击脖颈，最终倒地不起。
李桂英腿上被扎了一刀，肚子上又被齐金山连捅两刀，肠子当时就流了出来。
冲突以悲剧收场，齐元德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就伤重身亡了，李桂英虽然性命无碍，却也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才恢复过来。
她当时住在医院的三楼，亲戚告诉她，齐元德住在五楼，康复得很快，已经脱离危险出院了，正在家里忙着铆钉厂的生意，无暇到医院照顾她。
李桂英信以为真，可等她出院回家，非但没看到丈夫，出来迎接她的婆婆还嚎啕大哭，她才意识到丈夫已经去世了。
“脑袋里好像有成千上万只蜜蜂在飞，脚底下就像踩着棉花”，顿时栽倒在地。
两人1986年结婚，十几年来感情一直不错。
而李桂英嫁过来后，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改变了齐家三代单传的局面。
出事前，夫妻俩商量着再盖几间厂房，把铆钉厂扩大规模。
可是厄运突然袭来，美好的生活希望戛然而止。
“好好一个人，像被老鹰叼走了一样，说没就没了。
”李桂英内心不能接受。
家里的亲戚出于好意，劝她把五个孩子过继给别人，自己趁早改嫁，她拒绝了，最大的孩子当年才11岁，最小的只有4岁，李桂英舍不得送出去。
她不是那种对命运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下定决心一边抚养孩子长大，一边给丈夫“报仇”。
可是齐金山等五人早在事发当晚就逃之夭夭了。
李桂英振作精神跑到项城公安局询问抓捕情况，此前她从未跟公安局打过交道，唯一的“经验”来自电视剧里的情节，“以为跟电视上一样，犯人一跑，警察开着警车‘呜呜呜’就去追了”。
可悻悻地站了半天，始终无人理睬。
民警最后不耐烦地告诉她：“人跑了，如同大海捞针，你有线索我们就去抓人，没有线索的话我们也不能到处扑空。
”她碰了一鼻子灰，无计可施，心一横就决定自己追查线索。
为了防止被报复，她还带着公公婆婆和五个孩子离开了齐坡村，搬家到南顿镇。
1998年，齐坡村已经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了，李桂英就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求人，嘱托出去打工的村民留意齐学山等人的行踪信息。
她人缘不错，又遭此厄运，不少人表示愿意帮忙，依靠这个办法，李桂英在全国各地布下“眼线”。
一开始，热心的村民提供线索很积极，但凡发现长相相似的人都会通知李桂英。
有人说看到齐阔军在江苏盐城，她二话没说跑过去，结果失望而归；又有人说看到齐金山和齐学山在内蒙古，她怀揣希望急忙赶到，依然毫无收获。
直到1998年3月，在北京房山打工的老乡意外地发现了齐学山的行踪，传信给李桂英，她立刻坐车赶往北京。
出发之前，她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放了一条毯子、一条床单和几件衣服，她没住旅店，就在老乡指示的工地旁边偷偷蹲守了几天，果真发现了齐学山。
李桂英非常兴奋，却不敢上前，赶紧将线索汇报给当地公安局，齐学山很快被抓获。
半年后，齐保山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山西古交市落网。
不到一年时间就找到两名嫌疑人，李桂英信心十足，以为其他三人也很快会被抓捕归案，但“线人”的消息却迟迟没有再传回来。
村民偷偷地告诉她，齐金山、齐海营和齐阔军都在新疆的一个大城市帮人开车运货，但具体是哪座城市、哪个区域不得而知。
李桂英找来地图，锁定了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座城市作为搜寻目标。
她把孩子安顿给亲戚照顾，让关系最亲密的姐姐和姐夫去伊犁打工，自己则坐上火车去了乌鲁木齐。
那次旅行窘迫至极，李桂英至今都不愿意回忆。
上车不久，她的钱包就被偷了，一路上全靠好心人接济。
到了乌鲁木齐，又只能靠捡瓶子卖钱过活。
此前她是民办教师和村干部，顺风顺水，生活富裕，算得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意外发生后，生活跌入谷底，她的辛酸和委屈溢于言表：“追凶的时候沦落到像乞丐一样，住在人家屋檐下，向别人乞讨吃喝，心里很苦，觉得没有尊严。
” 在乌鲁木齐逡巡了一个月，李桂英没发现可疑的踪迹，在伊犁打工的姐姐和姐夫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眼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返程回老家。
彼时已经进入初冬，她刚进家门，就看到二儿子项项站在院子里给机床擦油，浑身上下油腻肮脏，两只小手还长出了冻疮。
丈夫去世后，李桂英不得不操持起铆钉厂的生意，她心里很清楚，“一家人要生活，铆钉厂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无论如何要维持下去”。
可是作坊里的人手不够，而项项最聪明，很早就学会了操作机床生产铆钉，她一狠心就把项项留在家里帮工。
年幼的孩子们当时对母亲外出追凶的行为并不十分了解，但身体上承受的痛苦却可以直接感知。
那次，一向懂事的项项看到母亲回来，委屈地哭喊着不做铆钉了，要去上学。
李桂英看着不到13岁的儿子，又心疼又心酸，再联想到自己在新疆受的苦，差点支撑不下去了。
“当时真的想过放弃，不让孩子们再跟着受苦。
可是一听到新线索，心里还是放不下。
我丈夫死得太冤了，抓不到凶手，总觉得亏欠他，也就咬牙坚持了。
“有关齐金山的线索又多又乱，有人说他们在云南，有人说他们在海南，也不知道哪个靠谱，但凡听到消息我就出去找，跑了十几个省市地区。
还有不少骗子打电话来，说是要提供线索，但要先付钱才告诉我，早期我还真抱着希望给过几次，结果什么收获都没有，后来也就不上当了。
可是找了十几年，始终没发现他们的影子，三个人似乎彻底销声匿迹了。
”李桂英说。
追凶没有进展，但生活还在继续。
铆钉厂的生意虽然大不如前，却也能勉强经营。
五个孩子相继长大，有四个考进了大学，这让李桂英非常欣慰。
而她一直心心念念的追凶，也在2011年有了新的头绪。
那年，齐学山和齐保山刑满释放回家，出狱不久就张罗着在老家齐坡村盖房子。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李桂英耳朵里，她心生疑惑，“刚出狱的人怎么会有钱盖房子”，猜测是齐金山暗中资助。
经人指点，李桂英想方设法找到了齐学山的电话号码，又跑去周口市托人打印出他的通话清单。
清单上有一个新疆号码频繁出现，她怀疑号码为齐金山所有，就把电话号码、齐金山的身份信息连同公安机关的追捕信息一起提供给新疆警方。
不久后，警方就传回一段视频让李桂英辨认，视频里的人正悠闲地跷着二郎腿吃饭，正是逃逸了13年的齐金山。
意外的进展 齐金山的归案让李桂英大受鼓舞，她琢磨着继续从电话号码入手寻找线索。
今年10月份，她又辗转打听到齐海营女儿的电话号码，采取同样的方式，筛查出可疑号码，再配合老乡提供的线索，将藏匿在北京大兴、已经改名换姓的齐海营挖了出来。
刚一拿到齐海营的线索，李桂英很兴奋地跑到项城公安局报告自己的发现，可是当地公安局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大兴趣。
他们告诉李桂英，局里积压的案子很多，警力和经费都不足，不能因为一个还没有完全确定的线索就去北京抓人，何况技术手段不成熟，抓捕难度很大。
这个理由她之前已经听过很多次，李桂英说：“显然是在搪塞我。
”她不气馁，也不打算退缩，回到家后思索再三，决定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个退休老干部求助。
老干部是她之前去北京上访时认识的，他让李桂英找媒体，还帮她联系了河南省一家电视台报道此事。
这招果然奏效了，电视台报道没多久，项城市公安局就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
11月7日，副局长带着工作组来到北京，在北京警方的帮助下，11月13日就将齐海营抓捕归案。
五个逃犯已经抓获四个，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但李桂英追凶的故事却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她意外地进入了公众视野。
全国各地的媒体从四面八方赶到项城市南顿镇，挤在她家的小院里轮流采访拍摄。
李桂英从之前无人理会的状态中彻底挣脱出来，抓住机会诉说了自己17年的经历，还带着各路媒体回到当年的事发现场、齐坡村里的老宅以及埋葬丈夫齐元德的地方。
当年显赫一时的老宅如今已荒废多年，与村子里新修的楼房不可同日而语，只是旧日生活的痕迹还在。
齐坡村的大多数村民此前不知道李桂英一直在追查五名凶手的线索。
此番曝光之后，村里大多数人“怕两头得罪”，态度冷淡，对当年的凶案只字不提，也有人在背地里指责她“闹得大家鸡犬不宁”，李桂英不是没有感受到压力，但她对此完全不在意。
“有人支持我，就有人反对我。
我自己的亲戚也说抓到四个就行了，可是我经历的苦，别人怎么会了解。
”她有主见，不肯轻易认命，发誓要为自己和丈夫讨回公道，在网络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声援。
媒体一茬接一茬地来，李桂英不厌其烦地讲述，对他们一家来说，此刻是个转机，甚至算得上是小小的胜利。
于是，他们决定乘胜追击，把过去17年承受的屈辱和不公正待遇统统洗刷掉。
当地政府部门终于感受到舆论压力，没有人再说李桂英“不正常”，他们派出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宣传部的领导在机关大楼的会议室里召开通气会，这是自1998年案发以来的第一次。
官员们在会上通报了案件的处理进度，承诺李桂英将全力以赴缉捕最后一名在逃嫌疑人齐阔军。
李桂英的表现不卑不亢，她不是那种愿意曲意逢迎来营造皆大欢喜局面的人，有理有据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分寸拿捏得当，既没有歇斯底里的对抗情绪，也没有丝毫要妥协的心态。
她语调平静地诉说着自己“十马车都拉不完”的酸涩和苦楚，要求对当年的相关人员追查责任，也不讳言自己心中有怨恨。
“齐金山和齐海营都改了名字，有了新的身份信息，2011年，齐海营还回项城办理了二代身份证，公安局都没有人发觉，这是谁的责任？齐阔军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注销，这是谁操作的？我丈夫遇害那么多年，我往相关部门跑了那么多趟，不但没有人接待，还受到斥责和侮辱，负责这个案子的人不应该追责吗？齐金山被捕后，2012年1月6日被判处死刑，今年7月13日又改判死缓，从第一次开庭到第二次开庭相隔3年零7个月，从第一次判决到第二次判决相隔3年零6个月，这期间周口法院没跟我们有任何联系，也没做过补充调查，算不算违法？国家的司法环境改变，少杀、慎杀的道理我明白，可是齐金山在法庭上态度嚣张，还扬言要把我们一家都杀了，没有任何悔过之意，为什么不能重判？我有很多问题现在依然得不到答案。
”李桂英抛出的问题让会议室陷入沉默，主事的官员时不时埋头记录，讪讪地笑着，再一次表示将尽力帮助她解决问题、反映问题，还委婉地希望她不要再接受采访，尽量降低影响。
“有什么要求可以沟通，要多为项城的发展考虑。
” 官方的承诺很快就兑现了。
12月3日凌晨，最后一名逃逸的嫌疑人齐阔军在新疆兵团一个居民区的出租屋内被捕归案。
得知这一消息时，李桂英正在去北京录节目的路上，她对此倒没有非常意外。
出发前一天，项城公安局的人告诉她警方正在对齐阔军全力实施抓捕，还拿了几张照片给她辨认，虽然照片里的几个人都不是齐阔军，但李桂英相信，很快就有眉目了。
当年的五名嫌疑人如今已经全部归案，这是李桂英17年来一直盼望的事情，可是真到了这一刻，心里的负担虽然放下了，情感上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最后一名嫌疑人落网，我这辈子的任务完成了，对丈夫有了交代。
忧的是我用了17年去找仇人，历经千辛万苦，但媒体报道后，只用了不到17天。
假如警察当初就用尽全力去破案，我会用17年吗？17天能破获的案子，为什么让我等17年？”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