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研究
摘要：文化创新与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基于文化教育学视角，着眼于教育对文化的反作用力，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利特的文化教育观与斯普朗格的文化系统论三种文化教育学理论模式中，析出文化教育学的方法论主张——“体验”、“理解”、“陶冶”与“唤醒”，并遵循文化的四种存在形态——团体精神、客观精神、规范精神与人格精神，分门别类地有针对性地规划其传承与创新路径。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have become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cultur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reaction of education to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lthey’s spiritual science theory， Lite’s cultural education concept and Spranger’s cultural system theory， the methodology of pedagogy advocates “experience”， “understanding”， “mating up” and “waking up”， and follows the four forms of existence of culture—group spirit， objective spirit， normative spirit and personality spirit， which are targeted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to make plans for the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path.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 Experience; Understand; Cultivate; Rouse。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文化创新与发展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安徽傳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在新时期如何传承与创新地域传统文化，将文化资源提升为文化能源，是文化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课题。自2006年开始举办的安徽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每届编纂的会议论文集中，几乎都有专门板块在探讨安徽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例如：2006年编《安徽崛起：传承？创新？发展》中专设“下篇：安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着重探讨文化传统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2007年编《和谐兴皖：共识？共建？共享》论文集中，重在探讨安徽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2008年编《科学兴皖：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第四专题探讨安徽文化建设在科学兴皖中发挥的作用;2010年编《面向十二五：新起点？新跨越》中第三专题“文化竞争与资源开发”，探讨传统文化新的生长点;2013年编《美好安徽？圆梦中国？自信自觉自强》重在探讨安徽地域文化的特点和现代价值。近两年由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徽文化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学术研讨会，分别以“安徽地域文化与统战工作”与“文化自信与安徽地域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
从不同时期对区域文化的研究来看，都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新时期文化建设而言，崇尚创新、鼓励探索、注重协调、坚持文化建设的健康理念，对安徽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规划研究，本质意义上就打破了对传统文化的单向接受，而是将重心转移到优秀文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方向上来。
安徽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辐射力甚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文化发展过程中，安徽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面临着一些困境。
第一，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文化赋予个体判断与选择的标准，个体行为遵从于头脑中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人们意愿中共享的观念，是为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明确或不明确地）并因此影响其行为举止的观念。”[1]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不自觉地扮演着文化主体的角色，但从根本上看，这只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被动样态。因此，在推进地域特色文化建设的诸多形式的文化活动过程中，提升人们对地域文化的参与感与主体意识，是传承与发展文化的重要力量。自国家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以来，关于安徽地域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从内容上看，受安徽省“十三五”规划文化产业部署引导，学术界对安徽文化产业的发展研究较为突出，政府文化制度建设、经济社会力量支持等成为探讨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但从文化教育学视角来剖析，人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创造文化的主体，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人的精神的重生使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因此，推动安徽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加强文化主体意识尤为关键。
第二，认识表层化。对本地域文化认知的表层化，是目前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地域文化在空间范围内的广泛与时间历程中的跨越，使得其内涵非常丰富，其多样性文化的传承与繁荣，既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又对文化的创新与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从宏观上分，安徽地域文化由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与徽文化三大亚文化区组成，但每个亚文化圈内，又存在着纷繁多样的文化样式，在一些因素诸如方言、地理位置的影响下，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受到限制，使得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往往流于表面。另一方面，在追求文化创新的大环境下，文化发展往往主要表现在对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追求，这难以引起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共鸣与情感认同。
第三，研究视角单一化。在文化研究领域，伴随着“地域”这一概念的提出，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出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之一，便是地域文化。从形成因素上讲，地域文化主要由自然环境、移民以及政治因素影响所致，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多源性与多元化可想而知，因此对地域文化的形成研究，通过史料搜集、考证的历史文化本体研究在当前研究成果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以2013年出版的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编纂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2]为例，以国家行政区划为单位，从知识考古学角度，引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分别从学术思想、宗教、教育、文学、科技等维度考察地域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历程，填补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空白。但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对地域优秀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研究仍然不够多元，文化与科技如何实现真正的融合，文化产业结构怎样部署更为合理等等是目前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以教育的立场解决文化问题：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个理论视角。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证明，文化蕴含着教育，而教育又作用于文化的发展。所谓文化教育学，简单来讲指从历史的文化的立场来解决教育问题，“认教育为文化现象之一，求教育原理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上，并以文化为陶冶的材料，欲以养成文化之传承及创造的个人者也。”[3]因此，基于文化教育学视角来研究安徽地域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源于它两个最根本的观点：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的历史;二，教育的过程就是一种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就安徽地域文化来讲，安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化成徽文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三大文化板块，这是安徽历史的见证，也是安徽人民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促使客观文化向个体的主观文化转变，是实现安徽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保持其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依据文化教育学代表人物斯普朗格的观点，文化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分别为团体精神、客观精神、规范精神和人格精神[4]57，这四种精神分别代表了四种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形式。团体精神是指文化通过家庭、家族、民族等团体的有意识保护而得以传承;客观精神是指文化依托于某些介质，诸如语言、文字、符号、各种工具（书、简、帛）等得以流传;规范精神是指人们在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中所约定俗成的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比如风俗;而人格精神则是有别于前三种的具有个人意志并最具有文化保鲜与创造能力的部分，它使得文化与个体精神的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当文化危机发生，即文化的价值受到质疑之时，也就意味着教育出现了问题。欲解决文化危机，就仍然要从教育着手，塑造正确的价值观与文化信仰，才能在今天的优秀文化传承中有所创造。
（二）公众主体性的唤醒。
在优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规划中，应充分重視公众的主体性的发挥。马克斯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理念指出，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最终都归属于一个“完整的人”，这要求人的心理与生理机能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所有的外物都不能束缚人发展的各种可能。而教育使得人不断地超越自我，从一个自然人成长为伦理人，并最终上升为一个有审美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公众在优秀文化面前并非是被动地接受，而是相反，他以一种主体的形态，基于一种文化的信仰与价值的判断，来主动地寻求优秀文化。因此，公众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主体性的建立，才能拓展与开发人们的可塑性体验空间，使得文化的传递性、创造性得到良性地发展。充分重视公众主体性的发挥，也就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地可能。与此同时，在诸多庸俗文化充斥的当今社会中，若想使公众自觉甄别，摒弃庸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需要公众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而不能仅仅依靠外力的制约。
（三）文化融合的内在一致性。
费孝通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分享一个观点：“人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从交流而融合。”[5]探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应把文化看作动态的发展的精神文明的存在，而不是静态的知识本体，从知识教育的对立面——文化教育的视角切入，打破知识授受的狭隘壁垒，最大限度地挖掘与调动文化资源和文化力量，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要地是，探讨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育资源与教育力量，实现地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应从文化教育的概念入手，将教育的范围扩展至人们社会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面，宽泛地讲，凡是能够有目的地增进人们的文化知识，提升公众文化素养，引导公众形成积极正确地文化价值观的活动，都是文化教育的范畴。
从文化的发生学层面讲，推动文化产生与发展的主体是人，致力于优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也是人，使得人成为区别于其他生命的文明存在。文化教育学将人与人的精神置于经验与理性之上，通过精神科学方法培养具备完整人格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人”，而这正是文化得以传承与创新的关键之处。更为关键的是，应遵循文化的四种存在形态——团体精神、客观精神、规范精神与人格精神，分门别类地有针对性地规划其传承与发展途径，而不应以一概之，笼统模糊地对待。依据文化教育学家代表人物狄尔泰、利特、斯普朗格对文化的论述及后者对前者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从他们提出的文化教育重要范畴中，探究出不同文化形态的传承与发展路径，分别为以“体验”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平台建设、以“理解”为核心的文本阅读、以“陶冶”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开发以及以“唤醒”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的弘扬四种规划设计，以期能够在最大限度内统和个人与社会、自我与历史、文化与科技的多重关系，实现优秀文化真正地传承与发展。
“体验”是文化教育学的重要范畴，它歌颂生命中不可抑制的一种冲动，推动着“我”与世界的交融。狄尔泰认为，生命的保持在于人与外界之间循环往复的不间断的联系，外在世界不再只是客观存在，而是被生命体验与感受过的内容[6]。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的发展就是体验的再现，是人类集体行为的结果。斯普朗格进一步丰富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思想，将文化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团体精神是指“集团如家庭、经济联盟、民族等都是通过团体意识来保存文化意义的。”[4]57以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传承下来的文化，往往具有稳定性，不易被某一时代某一个人所改变，在此层面上，斯普朗格称之为“客观力量”。这种力量的延续离不开个体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坚持独立性的同时保持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