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记

1.导师·朋友。

《邮差》是智利作家、诗人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写的一部小长篇，大略10万字左右。这是我2012年在昭通顶岗学习期间到实体书店买的第一本小说，也是在昭通读完的两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另一部是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

最近两三年来，觉得要读完一本三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是越来越困难了。比如，2012年我就起着念头读了好几个长篇小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檀香刑》和《生死疲劳》等，结果都是半途而废，《百年孤独》读了一大半，因为一些杂事放下后就再也没有提起来继续读下去，其他的几部也就读到四五十页或者一百来页的样子。究其原因，大概两条：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打着琐事缠身的旗号让自己越来越懒惰了；二是客观方面的原因，打着阅读水平提高的旗号对一些长篇小说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废话连篇，做出一副不值一读的样子。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好些长篇小说是绝对值得一读的，并且值得用心去读，反复的读，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许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现在我觉得读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长篇还可以，起码它短，故事相对精致一些，废话肯定要少一些，耗时不会太多，悠着悠着的读，两三天或者四五天就可以读完了，战线不会拉得太长。

斯卡尔梅达的《邮差》，讲的是一个邮差与一位大诗人交往的故事。里面的那位大作家，不是一位虚构的人物，此人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也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他就是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以“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巴勃鲁·聂鲁达是一位流亡作家。他是智利共产党人，曾为总统竞选深入底层民众中做过广泛的宣传。可是，在1948年2月，智利政局突然发生剧变，他一向支持的总统魏地拉突然倒向了反动阵营，政府对聂鲁达发出了通缉令，他被迫转入地下，开始了流亡生涯。此后，他奔走于世界各地，投身于保卫和平运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他都去过，1951年到访过中国。直到1953年8月12日，智利新政府撤销了巴勃鲁·聂鲁达的通缉令后，他才回到圣地亚哥，其作品得以继续在智利公开出版。

好玩的是，写《邮差》这部小说的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也是智利的一位流亡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1940年出生于智利安托法卡斯达，也许正是为了从巴勃鲁·聂鲁达政治上的遭遇中吸取教训，所以他才“不过问政治，不和政客来往，不和资产阶级掺合，不加入任何组织，全力以赴去想象。”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向往民主社会，自然而然地，就会把手中的笔当做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利器，因此，写出的作品引起当局注意就在所难免了。1973年，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斯卡尔梅达被迫从智利流亡德国，这一流就流了15年之久。

了解一点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经历和关系，有助于对这部小说的理解，从情感上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

在同一个国家，甚至是同一个时代的两位作家，他们相同的人生境遇和流亡经历，让他们对某些东西感同身受，甚至在心灵上息息相通，惺惺相惜。从小说中的那个邮差——马里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学晚辈对一个前辈作家的顶礼膜拜和不离不弃的追随，冒着危险做了他所崇拜的作家的一名忠实学生，成为朋友，直至后来成为忘年之交。在这个邮差的身上，一定有着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影子。

我在这部小说的前言中看到，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曾是一家报纸（或杂志）的编辑，他开始到岛上去接触诗人聂鲁达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诗人的一些情史，写一个领导要求写的纪实报道什么的。就在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在岛上不断地从各个角度窥视聂鲁达在岛上的私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他对这位大诗人产生了感情，成了大诗人忠实的崇拜者和学生。

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确实是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文学上的导师和生活中的朋友。《邮差》这部小说，就是巴勃罗·聂鲁达逝世十周年之际，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曾倡议智利的每位作家创作一部小说，以纪念这位逝去的大诗人。具有巴勃罗·聂鲁达真实经历的小说《邮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两位大作家之间的那份深厚的情谊，那种细腻、真挚、挚爱的情感，我们可以在小说《邮差》中窥见一斑，甚至会让心灵受到洗礼，或者是震撼。

读这个小说，我觉得，有真情实感的小说，不是以技巧取胜的。《邮差》这部小说，在讲故事的时候，基本上没用什么技巧，但是它的情感却表达得非常到位、深刻，让人感动、震动和叹服。

2.信仰·神。

这是一本关乎信仰和神的书。

《沉默》这本小说，是我跟杨昭老师借来读的。当时，我在电话中跟杨昭老师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看看可以找几本适合我读的书借给我读。杨老师读书深、广，读过好些我没有见过的书，所以，他推荐的书肯定是有独到之处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杨昭老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一本是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集《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他说远藤周作绝对是日本一流的作家，比另外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还要高明。他说，《沉默》这本书，读的时候让他心灵震撼，这是一本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书。对于这一点，我当时是有点怀疑的。因为杨老师读的书实在太多，其中不乏经典和奇异之作，一个日本作家的小说不至于影响到这种程度吧！

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日本有个作家叫远藤周作，所以我对他一无所知。第二天一早进办公室，我立刻在百度搜索里输入“远藤周作”这一词条，作者简介一栏如下：

远藤周作（1923—1996），日本战后第三批新人派作家。生于东京巢鸭。父亲是银行家。远藤周作3岁时曾随父母移居中国大连市，10岁回国。12岁时接受天主教思想并成为教徒，此时他正在滩中学读书，对当时中学进行的军国主义教育极为不满，成了一名“劣等生”。1943年考人床应义塾大学文学部预科，战后转入该文学部法文科，在学期间他崇拜天主教作家的作品，并以天主教文学为中心，开始了文艺评论活动。1948年在《三田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天主教作家问题》。为研究天主教文学，1950年7月去法国留学，1953年2月因病回国。他是战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远藤周作的前期创作深受天主教思想影响，1954年11月在《三田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至乐园》。1955年7月发表的《白种人》获芥川文学奖。1956年1～6月在《新潮》杂志连载发表《小青葡萄》。1957年6至10月在《文学界》杂志连载发表的《海和毒药》，获新潮奖和每日新闻出版文学奖。后期则发表了不少通俗作品。1959年3至8月在《朝日新闻》连载的小说《傻瓜先生》，具有相当的幽默感。此外还著有《我抛弃的女人》（1964）、剧本《黄金国》（1966）和《蔷薇馆》（1969）、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沉默》（1966）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栏的介绍中，没有提及远藤周作的那部堪称“长篇集大成之作”的长篇小说《深河》。

有了以上对远藤周作及其作品的初略了解，现在该来谈谈《沉默》这本书了。

作为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沉默》描述了在德川幕府时代（16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日本政府的禁教令下，虔信的葡萄牙传教士罗德里格斯和朋友冒着生命危险，借道澳门，飘洋过海到达长崎，在附近的村庄寻找自己的多年前前来这里传教的恩师费雷拉的下落。有传言说，信仰坚定，一直舍身为神工作而来东方传教的费雷拉，因不堪忍受穴吊之刑，故宣布弃教。这让罗德里格斯迷惑不解，因为，既然主耶稣曾为自己的信仰放弃了生命，虔诚坚韧的费雷拉又怎么会因为刑罚放弃自己的信仰呢？而最终，当罗德里格斯踏上日本这块东方的土地之后，从自己的亲身遭遇中，终于理解了恩师的作为。和自己的恩师一样，为了拯救几个教徒的生命，他自己也宣布弃教，从装有基督铜像的木板上踩过。

罗德里格斯在日本长崎传教、弃教的这个过程，写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撕心裂肺。这个过程，我以为就是探讨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的过程。宗教的本身，其实是一种虚无的东西，要把这种虚无的东西从一种形式落实到本质的行动上，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是说你每天祈祷、做弥撒、给孩子做洗礼等等，你就是神的真正的儿子，你就有了伟大的信仰，你就在普度众生。这种宗教信仰，需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才会发挥神的真正作用，才能打着神的旗号为众生工作。

在《沉默》这部小说中，传教士罗德里格斯到日本后，开始只注重形式上的传教，只注重一种仪式，并以此来衡量教徒们对神是否忠诚。其实，在这本小说的描述中，日本政府当局的所谓禁教，只是禁基督教徒们的仪式而已，这明显的就是一种形式。或许，当局知道，人们的心里信仰什么，其实是禁不了的。但在初到日本的传教士罗德里格斯看来，既然跟了基督，那么，就应该把一切献给基督，生命微不足道，为信奉基督而献身，正好实至名归，就像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一样。因此，面对村庄里的教徒们艰难的生活境遇，甚至因为基督，有些教徒因为不愿意弃教从圣像踩过，不愿意供出传教士的下落，不断被当局处以酷刑，残忍地死去，他只有祈祷的份，却束手无策。基督的教义是什么，普度众生，拯救苍生，还是其他什么？作为远道而来的深受教徒们敬仰的传教士，是把神的子民度向灾难，还是度向幸福？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还关系到是否违背神的旨意的问题。

罗德里格斯先前对恩师的弃教很是不解，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日本，一边是传教，更为主要的是为了打探恩师的下落。当他身受酷刑的折磨，教徒们也身受酷刑的折磨的时候，他的恩师出现了。他的恩师告诉他，他弃教，不是害怕酷刑，而是为了拯救教徒的生命。罗德里格斯面对这样的处境和自己的经历，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恩师，自己也终于放弃了形式上的基督，从圣像的身上踩过，保神藏在心中。

这个过程，无疑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种最为残酷的折磨。同时，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信仰的考验和升华的过程。

读完这个小说之后，我的内心突然之间有种寂寥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很具体，也说不清楚，一直伴随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它让人情不自禁地开始思考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用来干什么的？信仰有什么用？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当物质的肉体遭遇残酷的摧残的时候，作为精神的信仰又是个什么东西？小说中的传道士在思考这个问题，其他人也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将来人们还会围绕这个问题继续展开激烈的讨论。

信仰，仅仅是一种虚无的形式么？还是一种可以化为具体的东西？

面对这个问题，罗德里格斯也只有沉默！

沉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精神深处还有没有信仰和神存在的空间。

3.小说家的洞察力。

余华的小说我读得不多，只是有过一些大略的了解。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足够的信心，当然，在当代文学中，也不乏真正的好作品。我个人的理解是，中国的当代小说作品，离我们的生活太近，然后，离文学就有点远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只是我们的当下的生活，这于当下生活没多大意义。

我听好些作家都在讲，小说写的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小说中的生活，或者小说的倾向，应该是一种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已经存在的生活。至于这种可能，是否能够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他可以给人们一种想往，一种期待，一种信心。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是非常成功的，是非常受欢迎的，它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这种影响，是深入到骨子里去了的，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可以这样说，现代文学承担了唤醒一个民族的精神觉醒的重要使命。所以，在当下，一谈起文学，人们在不经意间还是谈起鲁迅、沈从文等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对于当代文学，不少人都觉得有点浮躁，作家有点浮躁，写出的作品有点浮躁，读者也有点浮躁。意思就是说，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当代文坛，表面看上去很热闹，不时就会制造一些轰动性的事件，让大家热闹一阵子，尽管如此，还是难掩这个时代的精神空虚和精神的无所依托。

在我的印象中，余华算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作家，只管写自己的小说，其他的事件他很少参与。在这个害怕人遗忘的时代，还能有这样的作家，确实就有点难得了。也许正是因此原因，余华才有时间和精力去静心思考，潜心探索，寻找小说形式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未来。

短篇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收录了余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的六七个小说：《女人的胜利》《朋友》《黄昏里的男孩》《空中爆炸》《我为什么要结婚》《阑尾》《在桥上》。其中，《女人的胜利》《空中爆炸》《我为什么要结婚》《在桥上》这几个小说，都是写婚姻的。我读这几个小说，觉得它就是我们现在的婚姻状况的一种前奏，一种铺垫，一种预热。从这里，我们基本上就看到今后的婚姻生活某种倾向。但是，在他写著这些小说的年代，它的萌动还是羞涩的，还是藏着掖着的，甚至可能还只是潜伏着的，还没有进入表象的层面，含蓄甚至隐藏着。 相关热词搜索：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