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语言模糊性的多视角探析
法律语言是人造语言，与自然语言一样具有模糊性。法律语言模糊性一直是法学和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有必要从多学科角度对法律语言的模糊性进行探析，进一步揭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特征。
一、法学自身局限性。
为了纯正地表述法律问题，法学家汇聚语言精华，创造了法律语言。理论上讲，法律语言应该明晰、简洁、严谨、庄重，也应该是法律语言的最根本性特征，甚至可以作为法律语言存在的理据（沈宗灵，1994）。但在实践中，作为法律法律载体的法律语言却有很强的模糊性特征（刘蔚铭，2001）。其原因十分复杂，从法学角度来分析，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主要是由于法律规则的滞后性和不完全性造成的；同时，由于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人们对法律语言的理解和使用，不能像客观存在的有形物体一样去把握，只能靠思维去理解，在此过程中，需要人们借助自身体验、逻辑推理以及事实判断等对具体实例进行把握和分析，期间难免会出现语言与法律精神脱节的现象（董光音，2006）。鉴于此，为了弥补不足，立法者需要借助语言的模糊性特点，作为主要修补工具对法律漏洞进行完善，这也是法律语言模糊性产生的法学根源所在。
二、语言自身局限性。
众所周知，语言是法律的载体，用以传达和执行法的精神。然而我们很少会注意到，法律语言会随着环境、时间、主体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给法律语言使用者带来一定的困难，也是法律语言模糊性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语言使用和语言研究来说，如何随具体情况的变化，使用法律语言准确表达法律概念，是法学界和语言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语言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总是喜欢选择经济、灵活、便利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处理现实事务。然而，法律语言为了追求意义稳定，很少像日常语言一样变更语言意义，形成了法律语言创设和使用的一惯性原则。从语言自身局限性角度看，法律语言的一贯性原则与日常语言的灵活性原则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也在这一差别中产生。如，由于法律语言坚持一贯性继承原则，法律语言中的“意思表示”一词，与我们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意思表示”尽管同形，然而它们在各自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却有着天壤之别。
针对同一法律事件、法律文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成文法是对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事务的概括、抽象性规范，是对事务和行为的共有特征的描述，而人们在使用这些规范的时候，总是会将这些一般性规范与具体情节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法律语言在不同使用主体之间发散出不同的意义，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因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而产生模糊性。法治实践要求稳定的法律，而法律稳定的重要条件是法律规范的含义应该稳定，这就要求法律语言从不同的法律主体出发，对法律语言的措辞做出全面考虑，最大限度消解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法律语言對于一般法律主体而言，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不同主体可能做出不同解释。但是从作为特殊主体的法官的角度来看，尽管对于具体法律事件和具体法律行为的解释和判决，最终表现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法律推定法官对法律事件的分析和解释是权威和正确的，并作为事件处理的唯一、有效解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语言是清晰的，法官仍然要在纷繁复杂的解释方法中，找到与案件匹配的解释，法律语言对于法官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总起来看，限于主体认知能力、法学思维能力以及，法律语言仍然是模糊的。
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社会生活条件下，统治阶级所创治的法律规范、制度，以及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态度、评价、情感、习惯、心理等学说理论的有机复合体系（沈宗灵，1994）。法律语言承载和传达着法律文化的内容，反过来，法律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法律语言的表达。法律文化影响法律语言的精确性，也会影响法律语言的表达效果，同一法律语言形式，在不同文化语境具有不同意义。
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出发，以“强奸”一词为例进行解释，在日本法中，强奸属于亲告罪；在中国法中，强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属于亲告罪。“强奸”一词在日本和中国都指向同一法律事实，规范同一法律行为。但是，由于日本和中国在男女性行为、性文化方面差异巨大，两个国家的法律对该事实的法律评价不同，以致出现了日本的“强奸”在中国并非“强奸”的情况，形成了法律语言的模糊现象。因此，法律语言是在特定法律环境下、特定群体内使用的专门语言，文化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语言模糊性的产生。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