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从苏格拉底之死看雅典民主政治的缺失
摘 要：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由于直言不讳，他得罪了政客。
他们以“不信神”和“误导青年”的罪名将苏格拉底告上法庭。
审理这一案件的公众法庭出席审判官501人，以281：220决定判定他死刑。
这一历史悲剧却成为雅典耀眼古代民主政治文明的一大污点，折射出雅典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缺失。
关键词：苏格拉底之死；雅典民主政治的缺失 一、关于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处死 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和处死，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一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可以说，苏格拉底和耶稣一样，都因杀身成仁而名垂青史。
然而，苏格拉底的史料却完全是通过他的两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
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处死呢？ 苏格拉底是基于两个理由被处死刑的，一个是他不信仰城邦的神，只信仰自己的神，另一个是他腐蚀或者败坏青年。
起诉他的人是三个希腊城邦的公民，而审判他的是由501人雅典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以281：220决定判定他死刑。
苏格拉底的主张与陪审法院所代表的雅典民主派的正统主张的冲突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首先一个分歧是要不要实行民主制度的问题。
希腊人从牧人的类比得出教训，羊群不能信任牧人，人类群体也不能把自己交托给某一个人的绝对意志，不论他自称他的目标是多么仁慈。
亚里士多德言：“公民有权在有关他的生活和他的城市的决定上参与辩论，有权投票。
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的议会中投票和发言，列席把这些法律加以实施和解释的陪审法庭。
被统治者就是统治者。
但是，苏格拉底的看法与此完全对立。
他认为城邦不能够由公民自己来治理，而是要由“知道如何统治的人来治理”。
人民就象羊群一样，需要由一个放牧的人来照看。
“没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着一道鸿沟。
”(3)这种思想显然与希腊的民主思想是相矛盾的。
是不是支持希腊的民主制度，或者说人究竟是具有分辨善恶之理性的、自己治理自己的政治动物，还是没有理性能力的需要国王来照看的群羊，正是希腊民主派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分歧所在。
第二个分歧：什么是知识与美德，这些知识与美德是不是可以传授的？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的定义才能得到，除此之外仅仅是一些意见。
因此，一个人不知道关于鞋的绝对的知识，他怎么能够作鞋匠呢？不知道病的绝对知识怎么去治病呢？不知道关于善的绝对知识，怎么能够实施自己治理自己的民主政治呢？苏格拉底正是利用自己的诡辩和讽刺，与政治家、各种艺人以及青年人进行谈话，揭露他们的愚蠢和无知，说明公民只能是等待照看的“群羊”，他们不具备治理城邦的政治技术，没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荒谬的。
由此形成的第三个分歧就在于什么是幸福的生活。
雅典人认为个人在与他人的社会生活中找到幸福的生活，公民只有积极充分地参与城市生活和事务才能得到教育和完善。
而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幸福并不是参与集体生活，而是退出城市生活，专心关注自己的灵魂。
二、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缺失 有人说，“（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
如果“把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应用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必然会产生与理想相反的严重后果”(4)。
民主与司法之间也许存在着一下重要的界限，如果逾越这些界限，对民主与司法都将是一种损害。
司法的本质是判断，是理性，因此，作为判断主体的法官，被要求具有专门的技艺。
解读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时，我们宁愿断言，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审判外衣的雅典司法。
判决苏格拉底死刑的雅典的司法是如何运作的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对雅典司法的描述是，雅典“有公众法庭……，审判官人数六千，由公民抓签选出，当时雅典人民共有十族，每族选六百人。
出席人数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若是偶数，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数，以免投票不能表决。
” 并且，所有的这些审判官任期只有一年，一年后将重新选出，而且，每个公民一生中只能担任两次审判官的职务。
无需再作过多的说明，我们已经能够看出雅典的司法与现代的司法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的司法理念强调，法官应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当是法律共同体中的精英人物。
雅典的审判是通过民主的形式进行的，法官由抽签从所有的公民中产生，每个作为法官的公民都有投票的权利。
其实，当大审判团组成之时，苏格拉底就应该预见，他已经难逃此劫了。
因为，在这个审判团中，有多少他曾经将对方诘驳的哑口无言的人，有多少被他证明为一无所知却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
这些人恨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而正是这些人，现在是以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官的身份坐在审判席上，他们将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
其次，“多数决定”原则同样也“不适应于个人思想和精神生活领域、科学领域和艺术追求领域”（5 ）。
可惜雅典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连续制造违反民主政治理想宗旨的历史悲剧。
比如，“公民大会”通过“凡不信雅典人所信宗教和不敬神的人都立即治罪”的法�。
我们可以大胆想象，假如苏格拉底来到现代，接受现代司法的审判，也许他不会死。
起诉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二是诱导青年。
这两项罪名在现代看来，都属于思想的范畴，是不能作为犯罪被处罚的。
他们会首先判断苏格拉底是否违反了法律，是否应当受到处罚。
同时，这些法官还必须考虑苏格拉底的申辩，必须在判决书中对苏格拉底的申辩作出反应。
既使对其作出有罪的判决，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苏格拉底也不会被判死刑。
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出现像处死苏格拉底的冤案，正是由于“希腊对多数决定这一民主原则没有设立界限”（6 ）。
虽然他们崇尚自由，但并不认为个人的思想和信仰有绝对自由权，而应服从多数决定。
这就把多数人的民主演变蜕化为多数人对少数人思想上的专制和暴政，十分残忍的窒息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个人在思想、学术、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能力，实质上充当了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
再次，抽签选举和轮流坐庄的参政方式意味着“不同层次的、素质迥异的人也享有同等的国家管理权”（7 ），这也很可能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误用。
历史事实证明，雅典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后衰落，国家政权陷于混乱。
有些野心家乘机蛊惑群众左右政局，抛弃正义原则，民主政治成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从而把整个国家推向毁灭、灾难的深渊。
最后，“多数决定”的民主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会“产生反民主的专制和恐怖极权统治”。
历史上不乏其例。
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实行恐怖政策。
一年多时间将4000多人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和化学家拉瓦锡也不能幸免。
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专政。
1848年和1852年法国路易・波拿巴以72%和80%的赞成票复辟帝制。
1932年德国希特勒获1342万张选票，不久在众人喝彩声中施展其灭绝人性的暴政，立即废止民主制，剥夺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
这些历史事实实际上将多数民主变成了多数暴政。
多数人可能出现的不理性的不正当的冲动，还会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正当人权的肆意侵犯。
所谓的代表多数公民意愿、并以民主方式形成的若干政客往往借公众权力机构没收私产以济公用。
参考文献 [1][2][3] 斯通（美国）.《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译本），三联书店， 1998,第10、11、18页 [4][5][6]许来英.王来棣《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第23、24、25页 [7]《卓尔不群的雅典》，朱汉国《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课书.历史必修.第一 册》，人民出版社，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