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坛泰斗姜椿芳

姜椿芳，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的创始人，更作为一代文化名人、革命斗士，是我们上外人的骄傲。在60周年校庆之际。重温老校长光辉的一生，可以激励我们不断为上外、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

常州人“闯关东”。

姜椿芳1912年7N 28日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县，父亲姜岳安是个小店员，母亲张长生，无业。一家三口凭父亲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1928年，姜椿芳的大伯从哈尔滨回到常州，说哈尔滨生计好，姜岳安可以找到工作，姜椿芳也可以在哈尔滨学俄文，然后考入由中苏共同经营的、待遇优厚的中东铁路工作。于是，姜家三口北上来到哈尔滨。

初到哈尔滨，姜椿芳的父亲并没有找到工作，而是去了松花江下游富锦县一家工厂管理仓库。母亲和姜椿芳在哈尔滨道外北大道街一个大杂院内住了下来。姜椿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第三中学初一(6)班。为了能在中东铁路找到一份工作。课余时间，母亲帮他请了白俄侨民格拉祖诺夫补习俄语。这位俄语教师不懂汉语，只能用生硬的英语来解释俄语。姜椿芳之前在常州的教会小学曾学过一些简单的英语，靠经常翻看英语辞典，来弄懂这些解释，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学俄语一年多，姜椿芳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几次去中东铁路应聘，但都没被录取，最后还是靠一位在中东铁路工作的常州老乡，把姜椿芳介绍进了铁路工务段，工作是每天负责抄写俄文账单和记录日常事务。这个工作他干了仅仅四个月就失业了。

1930年初经几位朋友介绍，姜椿芳进了“哈尔滨光华通讯社”，担任俄文翻译和编辑。这家通讯社是专门发送哈尔滨本市新闻的。姜椿芳的工作就是每天下午3点一拿到《俄文晚报》，立刻浏览找出适合中国读者的消息，并赶在傍晚7点截稿前，翻译出新闻稿。然后经过编辑审阅修改、刻蜡版、油印，至晚上9点分别送到各大报馆。当时姜椿芳的俄文水平并不高，要在四小时内译出新闻稿，只能靠翻阅字典、查资料来“硬译”。为保住这份工作，姜椿芳见缝插针地阅读俄文报刊、背诵俄文字典、听俄语广播，想方设法和苏侨会话、翻阅资料了解新闻背景……就这样干了近两年。高强度的翻译工作使姜椿芳的俄语水平明显提高，为他后来成为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杨靖宇同走抗日路。

1929年抗日英雄杨靖宇被党从河南派往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931年底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哈尔滨，杨靖宇担任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和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就住在姜椿芳家。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来东北后化名“张贯一”，姜家亲切地称呼他“老张”。“老张”傍晚回来不是帮姜父担水，就是帮姜母洗菜做饭、打扫卫生。“老张”还经常与姜椿芳谈国际形势和苏区情况，使姜椿芳开阔了眼界，学了许多地下工作的方法。其间，1931年姜椿芳加入了反帝大同盟，随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哈尔滨团市委和满洲团委宣传部部长。1932年根据党的指示，20岁的姜椿芳主编《满洲青年》(后改为《东北青年报》)，哈尔滨团市委和省党委先后就设在姜椿芳家中，他父母充当放哨员、交通员。为了斗争需要，他们搬了13次家。这一年根据党的指示，姜椿芳到了由苏联人主办、英国人出面经营的英亚通讯社工作。英亚社实际上是苏联塔斯社的化身，他曾受党的委托，通过英亚社与第三国际进行过联系。那个时期，所有东北的各种消息。尤其是关于各地义勇军和抗日部队的消息，以及来自上海、天津等地工人斗争、农民运动、社会名流营救被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都是由他通过英亚社这个渠道发出去的。

1932年底，姜椿芳又调到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工作，编辑《满洲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负责省委文件、传单的起草，还管理一个秘密印刷所和秘密发行站。

1933年5月，从武装抗日前线吉林磐石南满游击队回到哈尔滨的杨靖宇，第二次住进姜家，参加在姜家召开的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此次杨靖宇是以商人身份来的，在姜家住了—个多月，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杨靖宇在一起，姜椿芳变得日益坚强，杨靖宇给他精神上的滋养真是太大了。杨靖宇就要走了，姜椿芳一家恋恋不舍。当时地下工作经费紧缺，杨靖宇临走时把他的一件大衫和一条褥子送到当铺，换些路费。当票托姜母保管，当票一年到期时，姜家按时拿钱将衣服赎回，悉心保存。从1936年姜椿芳离哈赴沪，到1952年这16年中，姜父姜母每年夏天都要晾晒他们保存的长衫和褥子。只等杨靖宇来取。两位老人哪里知道，杨靖宇已于1940年壮烈牺牲。1952年，姜家把这两件杨靖宇的遗物交给了吉林通化的杨靖宇将军烈士纪念馆陈列(现存哈尔滨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

1936年4月，姜椿芳和共产党人金剑啸利用日本人办的报刊不受伪满当局检查的特殊条件，主编《大北新报画刊》，6月13日因发表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和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公演高尔基剧作《底层》的照片，引起了《大北新报》社长山本的注意。金剑啸在报社被捕。不巧，姜椿芳此时来编辑部找金剑啸，也被一起抓走。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机智地编撰口供，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姜椿芳被关押了五天后，经多方营救获释。由于姜椿芳的工作已引起敌人的注意，出狱后三天，姜椿芳便携妻带女三人悄悄离开哈尔滨，秘密转移到上海。

上海滩上的文化战士。

1936年8月初，姜椿芳到上海进入专门经营苏联电影发行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主要工作是翻译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影片中的对白(字幕)，因此有更多机会观看苏联、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影片，其视野也随之扩大到艺术领域，并发起成立中苏电影工作者协会。

1936年10月10日下午，鲁迅先生抱病带了全家前往上海大戏院看电影。上海大戏院位于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离鲁迅先生居住的山阴路很近。自从上海大戏院上映苏联影片后，鲁迅先生改变了他不常看电影的习惯，对所放映的苏联影片每部必看。这天放映的是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改编的《杜布洛夫斯基》，中文译名为《复仇艳遇》。开映前有人把姜椿芳介绍给鲁迅，姜椿芳向鲁迅介绍了配合电影放映出版的《纪念普希金一百周年纪念册》，是根据鲁迅先生主编的《译文》月刊中的有关资料整理辑成的，并告诉他这部影片的译名，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改变，改成了现在的样子。鲁迅先生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因为影片即将开映，姜椿芳送两张赠票给鲁迅，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就分手了。没想到，10月19日，鲁迅便与世长辞了，这部电影竞成为鲁迅先生生前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

1937年底，姜椿芳为夏衍主编的《译报》做俄文报纸的翻译工作。1938年，姜椿芳担任上海地下党戏剧支部书。

记，后又任文化总支部书记，负责文学、戏剧、新文字三个支部，是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秘密领导者之一。在这个时期，地下党组织分配给姜椿芳的工作是搞戏剧运动，他和戏剧界知名人士如梅兰芳、周信芳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翻译了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果戈理的《赌棍》，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成为专门的戏剧翻译家。1941年在上海沦陷区几乎所有进步报刊均被封杀，根据党的指示，29岁的姜椿芳在上海开始创办时代出版社，先是以苏联人的名义创办中文版《时代》周刊，姜椿芳任主编。《时代》是当时整个沦陷区唯一能够公开出版的反映我党观点的中文刊物，是我党宣传工作突破封锁的一大成果。《时代》周刊出版后不仅使上海人民了解了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而且对解放区和大后方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增加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同时，姜椿芳又集中了数十位从事俄文翻译的同志，翻译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苏联医学》等刊物。这批翻译人才虽然人数不多，但译出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及俄罗斯古典文学、政治、经济等著作，锻炼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翻译人才，如陈冰夷、草婴、包文棣、叶水夫等，这批翻译力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俄苏文学翻译界的一支中坚力量。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姜椿芳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根据党的指示，立即扩大出版范围。除原有的《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外，又创办了《时代日报》，利用苏商的特殊身份，公开刊载新华社战讯、军事述评等，传播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声援国统区内的人民民主运动，迎接新中国的降临。《时代日报》的宣传，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嫉恨，1948年6月3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暂行停刊”。1949年4月18日，国民党特务机关阴谋制造一起车祸加害于姜椿芳。我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获悉后，迅速将情报送出，党组织立刻通知姜椿芳马上离开上海，转移至香港。姜椿芳和一批转移到香港的同志，只在香港停留了十几天，就听从党中央指令转往北京。在北京饭店，周恩来接见他们时说：

“你们这些老上海，要协助陈毅同志去接管上海”。1949~5月27日。姜椿芳同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人随同接收上海的工作组又回到了上海。

筚路蓝缕。

创办“上外”。

新中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当时的亲密友邦苏联决定给我国提供150多个工农业援助项目，并派遣各行各业的专家、员工来华参与建设。国家急需一批俄语人才，以保证中苏双方的合作顺利进行。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陈毅市长的倡议下，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多年从事俄语新闻和文学翻译出版事业、在文化界颇有知名度的时代出版社社长姜椿芳便成了这所学校的不二人选。

不久，市委就正式任命姜椿芳为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校长和党委书记。

1949年11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姜椿芳校长以个人名义发布了一则“上海俄文学校”招生广告，招生名额200名。当时的招生报名处就借在时代出版社，前来报名的学生大大超过招生限额。随后又借用山海关路育才中学为考场。经过考试，最后录取了389名学员。

面对一无校舍、二无教师和工作人员、三无教材的办学环境，姜椿芳早有思想准备，但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做好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又谈何容易。

没有教师，姜椿芳聘请了当时在上海的具有较高学历的苏联侨民担任大部分的教学工作，同时又从外地聘请了国内俄语界前辈夏仲毅教授来校担任俄语教研室主任，负责俄语教学工作。

没有教材，就采用现成的国民政府中央大学俄文专修科曾使用过的俄语启蒙教科书、署名为贺青的《俄文读本》，许多同学就靠这个读本掌握了俄语基础，直到后来才知道，教材编著者贺青其实是姜椿芳的笔名。

没有办公室，干部的寝室就是办公室和会议室；椅子不够，就坐在窗沿上开会。校园环境差，姜椿芳就领着学生一起动手，平整校园，师生一起挥汗修路。大礼堂里没有座椅，开大会和听报告只能席地而坐……。

姜椿芳从奉命创办上海俄文学校，到1950年1月学校迎来第一批学员，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奇迹。学校正式挂牌时的全称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1950年2月在上海宝山路原暨南大学的礼堂里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当时的人们都已脱了西装、夹克等“资产阶级衣衫”，穿上了蓝制服，但姜椿芳却仍然西装革履，登上台，和蔼的面孔上戴着一副白边眼镜，既文质彬彬，又气宇轩昂。38岁的姜校长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精采的讲话。随后，学校俄语顾问、苏联侨民柯索夫斯基发表即兴演说，姜校长亲自为学生们翻译。在座的师生员工暗暗惊叹。

开学第一天，他请来陈毅市长给学生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以后又请了夏衍、冯定、柯蓝等专家做各种专题报告。

不久，学校增设了英文班，1951年又成立东语系。学校从云南、广西一带招来一批归国的华侨子弟，开设了印尼语、缅甸语、越南语班。

领导党的翻译事业。

195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姜椿芳到北京。任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1953年1月，党中央为了集中翻译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决定把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姜椿芳任副局长。从此，他把全部精力用于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事业。他不仅积极参与三大全集翻译工程的组织领导，作为俄文翻译家，他亲自主持《斯大林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翻译和定稿工作。他还经常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点名做俄语口译工作。

他曾是党中央指定的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俄文翻译定稿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五人小组中虽有李立三、肖三、师哲等人，但他们有的后来不再出席，只有姜椿芳和卢竞如(曾任北京俄文《友好报》副总编)两人坚持完成了全部定稿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列宁全集》39卷、《斯大林全集》13卷全部译成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出版了十多卷。这些马列著作的面世，解决了当时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急需。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中央要求尽快把它译成外文，并为此建立翻译班子。这个翻译班子原先是临时机构，由当时的中联部负责人伍修权领导，不久后改属中央编译局，成为常设机构，由姜椿芳直接领导。他先后组建了俄、英、法三个翻译组。姜椿芳亲自主持《毛选》第四卷俄文本的审定工作。为了加强翻译力量，提高译文水平，只要是有能力的高级翻译人才，都先后被姜椿芳请来参加过定稿工作，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