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绅与民间慈善
同样是从事社会慈善，商人与乡绅的区别似乎在于：尽管两者的实际效果可能相同，但是人们似乎更赞赏纯粹出于道德目的而从事的慈善。
乡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读书人，或者是赋闲居乡的官吏；他们是平民百姓，但是又在平民百姓之上；他们似乎是“官僚”，同时又是“清流”……恰恰是这样一个阶层，承载着政府与民间的沟通功能，维护着中国古代乡村的传统秩序。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拥有权力和财富、植根于土地的乡绅阶层，连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与国家，充当了乡村的治理者。
纵观中国慈善史，民间进行的社会慈善，很多都是由乡绅阶层发起、组织的。比如南宋著名的刘宰首设私人粥局、明代杨东明组织的同善会，盛行于乡村的各种义学、义庄等等。乡绅作为农村土地的主要所有者，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对较高，这使他们有能力成为民间慈善的主要参与者。更重要的是，对于乡村民众来说，乡绅具有很强的社会公信力、道德影响力，所以能够成为民间慈善活动的领导者。
乡里之间，乡绅是“文化的代表”。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尤其是在政权更迭的时代，乡绅对于儒家文化核心价值的捍卫，比官吏更胜一筹。乡绅中的很多人都曾经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如今尽管退任，但是他们对于儒家文化的虔诚和追求却已经深入骨髓。即使是那些未能中举而居住于乡间的读书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乡绅是乡村社会中文化的主导者。
同时，乡绅也是“道德的代表”，他们的价值观直接引导乡民的道德取向。当然，这完全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观来说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上乡绅为当地乡民制定的社会规约中看到这一点。比如，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宋代的《吕氏乡约》，它建立了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制度，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慈善制度。其中的“德业相励”中就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这完全就是儒家完善人格的另一种表述。
儒家文化本身就有着丰富的慈善思想——尽管这中间有教化的目的性在里面。可以说，儒家思想与慈善具有“先天”的同一性，儒家文化的信仰者将慈善当作自己的使命。而作为道德和文化的代表，乡绅因此更可以一呼百应，组织、推广民间慈善，甚至能够带动形成一个地区的慈善风气，而这恰恰是慈善最大的意义。
社会慈善，一方面取决于资金，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公信力，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拥有社会公信力的慈善活动，才可能持续发展，并最终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比如说，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富有的商人也曾经进行过很多慈善活动。中国历史有“贱商”的传统，很多商人为改变自己的社会状况，出于世俗的目的，不惜捐献巨资以换取社会地位的提高。尽管商人从事慈善的人数可能相对较少，但是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所以捐赠数量却巨大。而这却很难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慈善的主流。同样是从事社会慈善，商人与乡绅的区别似乎在于：尽管两者的实际效果可能相同，但是人们似乎更赞赏纯粹出于道德目的而从事的慈善。即使在现在，商界的成功人士进行社会慈善活动，也往往被世人看作“另有目的”，用一个新术语形容就是“公益营销”。这似乎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慈善活动的一个困局。
与此相反，在17世纪的英国，由于“圈地运动”，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城市的“流民”。当时的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鼓励商人进行慈善捐赠。商人参与这样慈善活动同样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最终成为社会慈善捐赠的主导力量。出现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盛行于西方的基督宗教的新教伦理。这些慈善家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拥有一种宗教情怀，商人所从事的慈善似乎因此摆脱了尴尬的境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为欧美发达社会慈善活动的主流。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乡绅对于儒学的信念，其实也可以称为是一种“宗教情怀”。正是这种“超越世俗”的因素，使中国乡绅的慈善活动获得了世人的认可，并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现在中国很多慈善家的慈善行为，常常被世人误解，多数人总倾向于认为这些活动缺乏慈善本身应该有的道德意味，所以常常斥责为“商业运作”甚至“商业炒作”。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缺少一种“慈善文化”，准确地说，也就是缺少一种类似“宗教情怀”的基因。其实，这种“慈善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并不缺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晚——儒家、释家和道家的文化——都蕴含着大量的慈善文化因素，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只是如何挖掘和重建这样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