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养杂交兰 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
截止中华民国时期，广州的文化史可大致区分为以下三个时期，即先秦时期、秦至明代中期和明代晚期到民国时期。
先秦时期的广州考古学文化，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中的一元。
其时的文化与文化关系仍处在中国之中，即“中国之中国”的历史时期之中。
前一次殖民是以增城金兰寺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但在广州没得到持续的发展；后一次殖民是以增城石滩、广州新市等遗址为代表的几何印纹陶文化，这个文化经“传承、吸收、融合、创新”，通过几个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的持续演变，成为百越系统中的南越文化。
秦至明代中期，自秦于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广州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一统多元”的文化格局时期。
秦以来的广州，和历时态中的中国版图内的同期的其他地区走上了共同的文化演进道路。
除此之外，广州还存在着和中国其他地方相区别之处，即自身特色：一是在汉文化的根基上，南越文化融入汉文化，实现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广州或岭南的汉文化成为整个汉文化中自具特色的一支地方文化；二是广州成为了主要是面向东南亚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重镇。
中国之所以成为“亚洲的中国”，广州起了重要作用。
自唐代起，广州就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明清两代，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中学直面西学，广州经牙行、十三行乃至鸦片战争的历练，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中成了中国文化的先锋，养成了“求变创新，敢为人先”的文化生态，这才铸就了容闳、康有为、梁启超、陆皓东、孙中山、唐绍仪和冯如等一大批中西文化合璧的重要人物，其中康、梁和孙中山是引领中国进入一个崭新时代的领袖和导师，孙中山更是开辟实现中国现代化时代的最重要的思想家。
广州在推动中国成为“世界之中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可见，广州的文化史，是一部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实现文化杂交，推进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以一元为主整合多元文化谱系的文化演进的历史，是一部推动“中国之中国”发展为“亚洲之中国”，再演进为“世界之中国”的文化更新的历史。
广州的文化史以及整个中国的文化史证明，固守传统，是“全盘继承”，是停滞，这不是“传承”。
凡文化“传承”，其形式虽可停滞于原有形态，乃至“复古”，但定含着某种新质，或形与质俱新；传统文化是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土壤，不适宜这土壤的外来文化，不可能被吸收，更不可能和这土壤生育的文化融合。
脱离这土壤，扯不上吸收与融合，所谓的“全盘西化”是虚拟的话题，是吓人的恐怖暴语。
这历时变动的当代的传统文化及其结构机制，是鉴别、选择何种外来文化方能吸收，以及何时、采用何种形式吸收、融合何种外来文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后，为什么搞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而未能绕过洋务运动立即实行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为什么没能立即推行建立共和、实行三民主义的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而是经历过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之后才能出现辛亥革命？这是因为搞洋务运动时期的传统文化及其结构机制，只能从技术层面接受西方文化，也就只能实现“中学为体，西学为能”的洋务运动。
只有经历了洋务运动进一步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后，并经过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结构成新的或当代的传统文化及其机制之时，才能接受西方的君主立宪的思想而出现维新运动。
为什么不能绕过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而直接实现建立共和、推行三民主义的辛亥革命？其理亦然。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到如下两点认识： 其一，文化的演进，是渐进的，是靠量变的积累才能导致质变； 其二，文化的演进，是以当时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互为参照系数，进行比较、鉴别，得出适时的认识，传承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吸收当时能认识到并能为之所用的外来文化的长处进行融合，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从今天走向明天，实现创新。
这创新是经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之后，进而构建出一新的或当代的传统文化平台。
这“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通俗点说，就是文化杂交所产生的果实。
广州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须走文化杂交的路线，开成中西文化合璧。
要走通文化杂交路线，则既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要高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要坚持民族文化自尊，又要“美人之美”。
这才能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附带说一句，“美美与共”或可理解为或可改为“不同而和”。
广州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必须将文化建设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门类，并需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这五大建设的关系。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五大建设加上这奋斗目标，可称之为“五位一体”。
科学发展观则是正确处理这五大建设关系，以实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指导思想。
这五大建设客观上存在着什么关系，我认为它们处在相互独立、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之中。
没有相互独立，就谈不上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所以，在这三个“相互”之中，“相互独立”是前提。
我们只能以这样认识和这样的实践，才能正确地处理好五大建设的关系，才能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追求。
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建设的关系，必须澄清对邓小平的两个提法的误解，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
长期以来，我们将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一种误解。
因此，不能将“经济”强加在“发展是硬道理”头上，将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乃至说成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不是对当时他提出的政治和文化建设而言的，更不可能是对目前提出的社会和生态建设而言的，乃是针对以往毛泽东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错误政治路线而提出的一条新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要义。
中共中央正是继邓小平这一理论之后，才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同一思想谱系相承的三个节点。
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扯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之中，或将其纳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之中以评断它们的关系，是极大地误解了邓小平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
我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理论不能有任何离开其本意的不当的乃至错误的理解，将文化理解乃至把它搞成经济的附庸，去倡导既有损于经济，又有害于文化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样的庙会经济和媚态文化。
广州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必须正确地区分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能将文化事业搞成文化产业，将文化事业化为文化产业，并实行文化产业化，同时，还要认识到文化产业也存在着社会效益这个问题，因此，也不能将文化产业实行产业化，去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要不断扩充和提升文化产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以高尚的文化感染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文化品质。
让我们饱含民族激情，以“宽厚、宽松、宽容”的宽广胸怀，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走上文化杂交这条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必由之路，投入到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中去，将广州建设成世界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