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士族文学的走向
摘要：士族文学是指士族文人所创作的，以反映士族意识为主的，体现士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汉魏两晋时代的文学具有鲜明的士族文学的特征。陆机、孙绰、谢灵运是两晋士族诗人的领袖人物。太康时代有两个文人群体：一个是以二陆为中心的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以石崇为中心的金谷士族文人群体，他们的生活情趣可以用“身名俱泰”来概括。永和士族文人从西晋士族文人的“身名俱泰”转变为“顺现自泰”的人生模式。元嘉时期的士族文人“物性并重”，其文学总的特征是在山水自然中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4—0051—06。
收稿日期：2008—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13ZW018)。
作者简介：孙明君，男，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士族文学是指士族文人所创作的，以反映士族意识为主的，体现士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钟嵘《诗品》论述魏晋诗歌说：“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汉魏时代士族意识萌发，东汉诗人蔡邕、建安诗人曹植皆有明显的贵族情结。陆机和谢灵运具有强烈的士族意识。本文所论两晋士族文学始于陆机登上文坛，终于谢灵运在广州被杀。属于士族文人的作家，在陆机的时代还有潘岳、陆云、石崇等，在谢灵运时代还有谢混、谢惠连等。生活在他们之间有永和诗人孙绰、王羲之、谢安等。陆机、孙绰、谢灵运是两晋时期士族文学的领袖人物。西晋时代始于公元265—317年，东晋时代始于公元317—420年，陆机(261—303)、孙绰(300—3867)、谢灵运(385—433)，三人的生卒年代大体上前后相衔。陆机是太康士族文学的代表，孙绰是永和士族文学的代表，谢灵运是元嘉士族文学的代表。以下分别以太康文学、永和文学和元嘉文学为中心来描述两晋士族文学的走向。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举出了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作为西晋诗人的代表。钟嵘在《诗品》列举了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作为太康诗人的代表。两人都没有算进去石崇、挚虞、牵秀、杜育、刘琨、欧阳建等人。不难看出，太康时代是继建安之后，又一个人才兴盛的时代。与建安时代不同，此期的诗人大部分出身于士族家庭，他们的人生志趣与建安、正始诗人迥然不同。
《晋书·石崇传》载：“(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饔牖哉!’其立意类此。”“士当身名俱泰”并不是石崇一个人的想法，它反映了太康士族文人的共同志趣：既不放弃人生享乐，追求物欲与情欲的满足，同时也梦想追求巨大的声名，能够耀祖光宗。也就是说对于世俗之士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好处他们一件都不想舍弃。罗宗强先生指出：“如果给此时士人一个简单的评论的话，那便是人世太深。他们在风姿神态上潇洒风流，为千古之美谈；而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世俗的。他们的人世，不像建安士人的慷慨悲歌，也不像后来盛唐士人的充满理想色彩。他们是非常平庸的，着眼于物欲与感官。他们虽有飘逸之神采，虽有美丽之容颜，并且以此获誉于后世。但若读史者进入历史的真实之中，窥测他们心灵之真相，无疑便会感到，他们其实是很猥琐的。”当然，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相同，一律用“猥琐”来概括也不尽妥当，但其时外高雅而内世俗者的确很普遍。
文学史有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是“文学集团”或曰“文人集团”，所谓集团是指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共同行动的团体。这个团体应该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狭义的文学集团，是指某些文人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广义的文学集团应该是指某一团体虽然不是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而组织，但他们时常会展开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相关的活动。就魏晋时代而言，似乎没有形成狭义的文人集团，邺下文学集团属于广义的文学集团，竹林七贤、“二十四友”都不是文学集团。还有一些与文学相关的松散组织，没有“集团”那样相对严格的组织性，本文暂且称之为“群体”。太康时代有两个文人群体，一个是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金谷士族文人群体。
东南士族文人群体是指活跃在洛阳地区的吴姓士族子弟。《世说新语·赏誉》曰：“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张朱陆顾是东南地区最高的四个门第，在他们之外还有许多高门大户。在吴国被平多年后，他们的子弟相继来到了洛阳，尝试与西晋政权进行合作。其中的主要成员有：陆机、陆云、陆士光、顾荣、顾秘、张士然、张悛、顾令文、顾处微、张翰、张仲膺、夏少明、郑曼季、孙拯、薛兼、纪瞻、闵鸿、贺循等。这些士人之间主要通过赠答诗来交往。回顾赠答诗嬗变的历史，我们会看到，魏晋是一个赠答诗兴盛的时代。东南士族文人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金谷士族文人群体是文人雅集的群体。《晋书·刘琨传》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石崇《金谷园诗序》云：“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于众贤，共送往涧中……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署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金谷聚会时不乏“二十四友”中人，但它与“二十四友”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二十四友”是一个士人依附于权贵的政治性团体，金谷集会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文人雅集。
陆机是两晋士族诗人的代表人物。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陆机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
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从士族文学的角度看，陆机的《文赋》是一篇具有显明士族意识的创作论。《文赋》中的士族意识表现为：第一，陆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及儒家诗学观中渗透着家族意识；第二，陆机所倡导的“丽藻”审美观带有士族阶层的特色；第三，陆机“雅而艳”的文学观念，不仅开启了六朝士族文学，而且影响了整个六朝文学的走向。
石崇是金谷士族诗人群体的组织者，潘岳刘琨等是其中的骨干。潘岳与陆机并称为潘陆，同是太康诗风的代表人物。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晋书·潘岳传》曰：“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琊内史。”潘岳出身于次等士族家庭，他的士族意识不像陆机那样强烈。能够体现出潘岳家族意识的当推其《家风诗》。《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刘孝标注曰：“岳《家风诗》，载其宗祖之德，且自戒也。”潘岳的人生志趣和陆机一样，都想要出人头地，光大门庭。《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为了功名利禄，丧失人格，最后招致杀身之祸。《晋书·石崇传》曰：“(石崇)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除了谄事贾谧之外，石崇还以骄奢淫逸而闻名中国历史。《晋书·羊琇传》载：“(石崇)性豪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又喜游宴，以夜续昼，中外五亲无男女之别，时人讥之。”据《晋书·刘琨传》载：“(刘琨)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刘琨自云：“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
太康时代士族文人的人生志趣可以用“身名俱泰”四个字予以概括。这个时代形成了两个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以二陆为中心的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以石崇为中心的金谷士族文人群体。本期最有代表性的士族诗人是陆机、陆云、潘岳、石崇等人。
永康元年(300)三月，贾后杀废太子。四月，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同起兵杀贾后，灭贾氏家族，并杀张华。赵王伦自任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孙秀为中书令。淮南王司马允起兵讨司马伦，兵败被杀。孙秀杀潘岳、石崇。在接下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社会动荡，生民涂炭，许多诗人惨遭杀害。除了刘琨等个别士人之外，此时的士族文人依然像太康时代一样，很少反映社会政治，未能描述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司马睿渡江之后，经过王导等北方士族人物的周旋，南北士族开始合作。东南一隅渐渐恢复了社会秩序，北方南渡的士族阶层开始了他们在江南的新生活。到了永和年间，在江南地区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时常在自己的庄园里雅集，“新亭对泣”已经成为如烟的往事。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和太康士族诗人完全不同，本期较少出现石崇、刘琨式的“性豪侈”、“嗜声色”的士族文人。即使谢安式的“携妓东山”似乎已经变得雅致，不是以声色满足作为人生追求，只是一种风流情怀的象征。永和士族文人从西晋士族文人的“身名俱泰”转变为追求“顺理自泰”的人生模式。
两晋士族与玄学关系密切，东晋士族文人丧失了汉末清议的品格，也改变了魏晋之际清谈的内容。东晋士族文人大多醉心于玄理，在追求一种理趣的境界。士族领袖人物王导、谢安同时也是清谈的班头。清谈玄理成为身份的象征，成为高雅的载体，成为社交的工具。陈寅恪先生说：“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当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钱穆先生说：“我所谓南渡以后逐渐变质者，盖当时门第中人乃渐以清谈为社交应酬之用……门第中人则总喜有表现。既不能在世间实际功业事为有贡献，乃在文辞言谈自树异。”“老庄清谈乃渐变为一种愉心悦耳之资，换言之，则是社交场合中一种游戏而已。”。
流风所及，本来应该表现生活所有方面的文学也被玄言所浸染。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另外一个时期像东晋一样，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如此紧密，哲学思潮深深地影响着文学创作，诗歌创作完全沦落为哲学思潮的附属物。在两晋之交特殊的“世情”、“时序”影响下，文坛上玄言诗盛行。《宋书·谢灵运传》曰：“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文心雕龙·明诗》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文心雕龙·时序》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诗品》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虽然刘钟二氏对玄言诗兴起时代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认为东晋时代文坛上最为流行文学体式非玄言诗莫属。
北方士族南渡之后，不便与东南士族争夺地盘。东南士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新旧门户都集中在会稽一带封山占水。于是会稽成为侨姓士族的荟萃之地，在文学上也形成了一个会稽士族文人群体。《晋书·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
永和九年的兰亭之会就是会稽士族文人的雅集之一。王羲之《兰亭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出席并创作了诗歌的有王羲之、孙绰、谢安、曹华、曹茂之、华茂、桓伟、孙嗣、孙统、王彬之、王丰之、王涣之、王徽之、王凝之、王肃之、王玄之、王蕴之、魏滂、郗昙、谢万、谢绎、徐丰之、虞说、庾友、庾蕴、袁峤之等。士族文人的聚会不仅仅在此一地，也不仅仅限此一度。其中的王氏、谢氏、桓氏、郗氏都是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门阀大族。其中的谢安更是稍后东晋政坛上手执牛耳的精英人物。
《晋书·孙绰传》云：“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传后“赞”曰：“彬彬藻思，绰冠群英。”《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曰：“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钟嵘《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