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舒风云之色】 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读《阳翰笙剧作集》      阳翰笙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戏剧家。

这首先是指他是一位剧作家。

阳翰笙自一九二七年底,从南昌起义的武装战场回到上海,由党的安排,参加创造社,走上革命文学道路以来,先写小说,后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接着,电影、戏剧同时搞,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在革命文学和戏剧、电影发展史上占了一席地位。

戏剧创作方面,除去与田汉合作的独幕剧《晚会》不算,他一共写了八个大型话剧。

这就是:抗战开始时,歌颂革命青年反汉奸的《前夜》(一九三七年);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塞上风云》(一九三七年);以太平天国为题材,颂扬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将士英勇抗敌的《李秀成之死》(一九三七年);揭露和鞭笞韦昌辉制造内讧,导致太平天国失败(实际上是愤怒控诉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天国春秋》(一九四一年);取材于四川保路同志会,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典型的《草莽英雄》(一九四二年);挖掘民族商业资本家在抗日和当汉奸之间游移、徘徊的复杂心理的《两面人》(一九四三年);歌颂朝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槿花之歌》(一九四三年);写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造运动中的思想经历、荣获文化部颁发的话剧会演一等奖的《三人行》(一九六○年)。

现在,关于阳翰笙戏剧作品有两种本子可读,一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阳翰笙选集》第二卷,一是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阳翰笙剧作集》。

后一种本子包括阳翰笙的全部剧作,并有珍贵的图片和作者关于本人剧作的主要自述。

值得注意的是,阳翰笙还有十来个构想中的剧本没有写成。

它们中,有的想好了题目;有的搜集了材料,有所准备;有的经过构思,甚至写好了分幕大纲。

比如:关于赛金花的剧本;《杜文秀》(积累了较多的素材);《还乡记》(他在四十年代的一则日记中是这样设想此剧人物、情节和主题的:“以我的故乡为背景,在二十年前有三个青年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去到北平,那时候最使他们难忘的是那些故乡的亲友,特别是那些生气勃勃的年轻的同伴。

不料二十年后三个青年只剩下一人回到了故乡;更不幸的是那些常在他想念中的可亲可敬的同伴,却都经不起二十年来的风雨的摧折,大都变成烟鬼、残废人、白痴、乞丐、流氓、土匪去了!”“这个青年抱着一颗很沉重的心,离开了故乡,重上自己的征途,二十年前送行的那几个同伴又都全来给他送行。

就可惜他们全都已经失去了二十年前的生活,现在所剩下的就只有死!只有同这个摧折他们成这个样子的社会一道死!”“剧名可取为《还乡记》,可以以两次送别为序幕和尾声,以描写我故乡的新旧剥榨致使人不能活,活着亦不象人为主题。

这倒亦别有风趣。

”①);还打算写“五四”时代一群女战士在二十年风雨中的变化(“有的退回了闺中;有的走进厨房;有的做了贤妻良母;也有的竟自浪漫颓废,沉醉在舞场赌窟;有的做了贵妇人;更有的竟自信神信鬼,退进了经堂佛地;自然,有的还是二十年如一日,在这抗战期中,还是百折不挠地在苦斗下去。

”“如果多做准备,能在各种人物性格的发展上、变化上,乃至复杂性上去多用功夫,我想有可能创造出好几个典型来呢!”);酝酿已经成熟,分幕大纲都接近完成的《苦行记》;抗战胜利时,曾计划集体创作报告剧《胜利进行曲》,阳翰笙被分派写文化人部分;以希腊神话为题材,实则讴歌共产党人,写《盗火者》;写整风文献中所看到的“一些可笑的性格,……写一部四十年代的另一种堂。

吉诃德”;概括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万户千村》(已全部构思、设计完毕);以及以太平天国和丝茶生产经营为题材剧本

等等。

非常可惜,这些拟订中的剧本,终因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因行政领导工作的繁重,全都胎死腹中。

不难看出,它们大都题材重大,范围广阔,着眼于展示时代画面,用力于刻划性格,各具风姿。

阳翰笙又是革命戏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几十年来,他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解决戏剧作家和演职员的工作、生活、学习和思想问题,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戏剧创作和演出水平,繁荣和发展革命戏剧事业,与反动派巧妙周旋,批评各种错误思想,呕心沥血,不辞辛劳。

读他的日记,看他的回忆录,访问老前辈和中青年戏剧工作者,知道:他为一些人的成长,为某部作品的创作和演出,为某项活动的开展、一个决定的贯彻,付出了多少艰巨的劳动啊!件件事感人肺腑,叫人铭刻在心!   阳翰笙不是戏剧理论家,但他在各个时期,有针对性地写过一些论文和评论。

他强调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必要性,强调一定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强调必须把握艺术技巧。

他重视总结自身的经验,重视培养新生力量。

他的文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阳翰笙戏剧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现实,驾驭时代风云,弥漫着扑面而来的政治气息,直接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

他的作品主题鲜明,目的明确,时代感强,阶级性突出。

从《前夜》到《槿花之歌》七个剧本都写于抗战时期。

不管是及时反映现实,还是借助历史,甚至“退到外国”去取材,它们都贯穿一条红线:团结起来,抗日救亡!在这个总前提下,针对每一个阶段的具体形势和具体任务,再以自己熟悉的生活,可以利用的题材,铺采擒文,塑造典型,创制宏篇。

抗战初期,特别需要暴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痛斥汉奸的卖国行径,唤醒人民觉悟,组织起来,结成联合战线,争民族的生存,图国家的不受践踏。

取材于现实的《前夜》和《塞上风云》,就及时肩负起了时代赋予作家的重担。

《前夜》对汉奸卖国贼白次山的揭露是淋漓尽致的;通过这个形象,足以使人们惊醒,再善良的人也会敌忾同仇,对汉奸们文诛武伐。

这就能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而动员起来之后做什么,怎么做,又有林建中、白青虹等抗日先锋可作榜样。

《塞上风云》更进一步,提高了,深刻了,它让帝国主义分子披着宗教外衣上场,不光自己蹂躏我中华大地,残暴地杀人,更挑拨民族关系,阴险地制造民族不和,企图借刀杀人。

侵略者的真刀真枪是没法掩盖的,它的炮打到哪里,就把仇恨种到哪里;但代表“上帝”的传教士,对普通老百姓,对因为历史原因、向来与汉族关系有些紧张的蒙族人民,却很能迷惑人,起煽动作用。

然而,作者借助活生生的事实,撕下了法西斯分子的外衣,使迪鲁瓦那样中毒较深的青年都觉悟了,狗腿子起义了,最后连王爷都不愿为日本人服务了。

这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形成了,侵略者必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建成,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以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提请革命者保持清醒的头脑,批评中间派的动摇,剖析顽固派的两面性、识破其搞摩擦的阴谋,就成为任何一个爱国的文艺工作者所应该共同反映的主题。

阳翰笙贡献了《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等五部力作。

《李秀成之死》的悲壮、《天国春秋》的惊心动魄,振聋发聩;《草莽英雄》的惨痛教训,发人深省;“两面人”的圆滑、投机,终归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大敌当前,个人的命运若不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必将被时代的潮流所吞没;《槿花之歌》哀婉动人,它是一曲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是一部战鼓频催的交响乐。

在短短七年时间,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生活不安,疾病缠身,肩负繁重的行政事务工作,竟然写成七部大型话剧,而且每一部都成功,一部比一部好,又都富于艺术生命力,这样的革命精神,难能可贵!   及时反映现实,紧密结合形势,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必然引起观众的兴趣;观众反应强烈,许多戏连演不衰,又说明阳翰笙的路走得对。

文艺创作题材是广泛的,大至宇宙苍穹,小至微生物、原子裂变,重要如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闲适如蝴蝶对舞、落叶飘飞,远到女娲补天,近则当前政治,都可以写,只要写得好,寓意深,皆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艺术品。

评价作品不应以题材的大小来论成就的轩轾。

但文艺作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供茶余饭后的消遣,因此,究竟还是以关心人民大众的命运,与时代合拍的创作为其主流。

由这样的作品构成一个时代文艺作品的中坚!再辅以清淡、素雅、晓风残月的篇章,烘托出百花齐放的璀璨局面。

阳翰笙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叫做“主题先行”呢?不是!他来于生活,积累丰富,勤于学习,知识深厚,可写的素材早就蕴藉胸中。

他始终是一个革命者,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容易产生创作冲动。

因事触发,即可调动所有积蓄,任其驱遣。

所以,他的剧作总是有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总是充盈着生活的情调。

阳翰笙这样的创作是不是就缺乏艺术性呢?多年来,我们评论界有这个观点,事实上这种情况也不少。

阳翰笙是成功的。

他的经验值得研究。

关键是立意要高,对生活的开掘要深,人物要有性格,性格要典型

一句话,要有概括性和代表性。

草莽英雄罗选青的悲剧结局,首先是警策人民不要因为胜利就冲昏头脑,不要只记得团结而忘了斗争,不要放松了对于假投降、真进剿的反动派的警惕性。

该剧取材于历史,又直接指导现实。

由于作者概括得好,就使它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其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

象祝铭斋那样的两面人哪个时代没有?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目的读这个作品,都可获得认识上、教育上的效益。

抗战期间,很多人都以太平天国为题材写话剧,比如陈白尘的《金田村》、《大渡河》,阿英的《洪宣娇》,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它们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但观众和舆论界都认为,就气势之雄浑,主题之深刻,人物典型戏剧冲突之尖锐来说,均以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为最好。

它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

它忠于历史,服务于现实;不为历史事实所囿,也不搞庸俗社会学。

二者有机结合,而又主旨鲜明。

它矛盾冲突尖锐紧张到令人窒息,却又有抒情的段落,张而有弛,徐疾谐和。

韦昌辉和洪宣娇两个艺术典型熠熠生辉,颇具美学意义。

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一步调,充满革命激情,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又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这是阳翰笙创作(不光是戏剧,电影文学和小说创作都一样)的最突出的艺术个性,尤其是从总体来看,显得更充分。

及时反映现实的《塞上风云》、《两面人》和《三人行》等,因为概括力强,容量大,着力写人物,摈弃了概念化的议论,就比他的小说艺术水平高;不是取材于当前,但紧密结合现实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因为酝酿的时间长,打磨得细,艺术上更成功。

著名戏剧家洪深在看了《草莽英雄》的初稿之后,说此剧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物、没有一个多余的情节、没有一句多余的台词。

这虽系朋友间的私下谈话,却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廉价颂扬。

总而言之,阳翰笙没有因为为了当前,而忘记艺术。

戏剧作品之感人,有的以题材重大见长,有的以思想深刻获誉,有的以矛盾尖锐复杂、情节紧张曲折取胜,自然,更多的是以人物形象之丰满、性格之典型被称道,也还有的以气氛、激情震撼观众的心灵,引起强烈共鸣,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阳翰笙戏剧可以说兼而有之。

草莽英雄》中的罗选青是一个典型

他具有杀尽天下不平、推翻清朝统治的英雄气概。

他挑起了时代的重任。

他能不能挑、会不会挑是一回事,但他毕竟挑了,又是一回事。

他率领同志军,威震川南,直接威胁清朝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起事,打了前哨战。

他更有草莽的一面。

草莽不是草包。

他是秘密结社的首领,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民,扶危济困;怒杀叛徒骆小豪、宽释知县王云路,说明他既嫉恶如仇,又讲义气;他爱同盟会烈士遗族陈三妹如掌上明珠,恨团防局长李成华为天大仇敌,对同盟会员唐彬贤敬重而不理解,表明他有丰富的内心生活

他是农民革命的代表,因而他没有起码的理论纲领,他用义气冲淡甚至代替了阶级性,对口蜜腹剑的两面派毫无提防,宽大过分;他单刀赴会,太看重个人的声威胆识;他目光短浅,容易满足,踌躇于小胜利和表面的胜利,而缺乏预见,看不到隐患,招致惨败。

他临死时的觉悟,又使这个形象高度统一,始终放着异彩。

这个形象,如此丰富,多姿多彩,如此典型,概括一个特定的时代

难怪,当年剧本写成,在红岩村念给周恩来同志和文工会的成员听了以后,有一位同志称:罗选青是可以与阿Q并列的又一个典型!   梅花香自苦寒来。

阳翰笙创作这些剧本是以严肃的态度,经过艰苦的搏击,而获得成功的。

他有知识,而不卖弄,有经验,而不掉以轻心。

他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有研究的题材,长期构思,艰苦写作,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不断提高,精益求精。

以一斑而窥全豹,介绍一下《草莽英雄》的创作过程,由阳翰笙的甘苦,可知任何成功都来之不易。

没有捷径,没有奥秘,只有靠严肃的态度,老老实实的作风,艰苦地耕耘、跋涉。

罗选青领导的保路同志军的略带传奇色彩的英勇斗争,乃阳翰笙童年时期所耳闻亲见。

他们的打扮和生活,他们的口号和规约,他们的豪情和侠义,他们的壮举和悲剧,阳翰笙都是熟悉的,因为保路运动就发生在他所生活时代保路同志军就活动在他所出生的家乡。

参加革命,读了马列主义著作,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他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儿时的所知,感性和理性结合,赋予熟悉的生活以新的生命,使之焕发光彩。

一九三七年初,曾以此为题材,写过电影本事。

这次创作之前,他又回到家乡,进一步向当事人作调查,让事件的内在联系充满生机,丰富细节,使早已酝酿在胸的人物活跃起来。

这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对于统一战线内部顽固派的凶残、奸险的痛愤,对于右倾麻痹的同志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的义愤,对于万千阵亡将士的哀悼,给他一种契机,一种冲动,点燃了他胸中的烈火,照彻了烂熟于心的生活人物

乱麻理成了线,模糊的明朗了,单纯的复杂了,复杂的单纯了。

创作时机成熟。

不仅如此,他还做了两种调查工作。

一是向青红帮帮会的头目作调查。

因为在四川辛亥革命前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川南保路同志会、同志军与哥老会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

他不光要知道个别,也要懂得一般;不能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克服局限性。

胸中有全局,笔下的一时一地的人和事才轻重相宜,分寸得当。

二是查阅有关史书,从历史的发展中理解帮会组织的来龙去脉,是非功过。

有前几种准备,使打算描写的事件和人物洋溢着生活气息,富于真实感、亲切感;这后二种准备,则增加事件和人物的立体感,即加强了宽度、厚度和深度。

阳翰笙每写一个剧本都要经历十月怀胎的痛苦的酝酿过程,都要写详细的分幕大纲。

这个过程《草莽英雄》经历了近两个月。

他在日记中写着:“想了一天,《草莽英雄》轮廓已成,因目痛至剧,无法执笔工作,拟早入睡,不意上床后又不能成眠,剧中人物如游魂似的在我脑中闪来闪去,一下又捉不着他们,心里很痛苦。

”“又是一夜失眠!剧中的人物又在我脑中吵闹了整整的一夜。

”“构思至晚,有几个难于创作人物,得到一个最后的决定,这样大约可望绘出几个明朗的形象来了。

”待构思妥当、分幕大纲拟就后,这才“入睡时心里很轻松,痛痛快快地一直睡到天亮。

”其间,他曾多次将要写的故事和人物、结构和主题讲给郑伯奇、冯乃超、夏衍等行家里手听,请他们提意见,出主意;他则择善而从,不断修改自己的方案。

他冒着火炉重庆的酷暑,忍着目痛,伏案七十天,才把剧本写成,自称是“难产”。

这时,他把草稿读给王昆仑、曹孟君夫妇听,读给洪深、郭沫若、夏衍、陈鲤庭、白杨听,读给文工会戏剧文学组和周恩来及红岩村的同志们听,读给电影制片厂的从业人员们听,广泛听取意见。

周恩来同志在听读以后,对四川保路运动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分析,使作者对作品的主题加深了理解,对草稿充满了信心。

接着,他就吸收好的意见,进行修改,加工润色,充实提高。

剧本遭到国民党禁止。

两年之后,在上演和出单行本前,又作了修改,日臻完善。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凝聚着多少人的劳动,作者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阳翰笙戏剧不但剧本本身有价值,有生命力,而且,就是这创作过程也发人深省,富于启迪性。

我们要想一想……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阳翰笙剧作集》,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阳翰笙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版,2.96元)      ①此处及本文其它地方的引文,凡未注明其出处者,均摘自阳翰笙日记。

这些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单行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将选刊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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