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刘知�“直笔论”|直笔
摘 要: 刘知�所著《史通》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学评论和史学理论著作,其中尤以“直笔论”最能体现他的史家主题意识和和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
本文认为刘知�“直笔论”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三大方面:对曲笔的批判,对古人与经典的评议和对史馆制度的批评。
关键词: 刘知� 《史通》 “直笔论” 一、对曲笔的批判 刘知�说:“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
”所谓实录者,“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①。
他认为史家治史的目的不仅在于记功司过,彰善惩恶,而且在于史学乃是经国之要道。
他把史学当成治理国家的工具,因为只有实录直书,才能使逆臣贼子、淫君乱主“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从而“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达到“史之为用”的目的。
刘知�提倡直笔,反对曲笔,恰恰说明曲笔阿谀奉承媚主,在当时和以前都是一种风气。
他担任史官期间就主张照实撰写国史、实录,不为他人歌功颂德,结果遭人诽谤。
刘知�的直笔论,是以直笔为史家的忠实责任,不允许为任何权势所变更。
刘知�在古今正史篇指斥许敬宗“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誊,多非实录”,指斥牛凤及“凡所撰录,皆素贵私家行状”,在史官建置篇也指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②,这都是对于并代史臣之毫无保留的批判。
刘知�所谓“直笔”,讲究“不掩恶,不虚美”,甚至反对为了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而使真相不明,因此,他婉转指出即使是孔子的话也不可拘泥。
他说:“……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
是以美者因其美丽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
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向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③这些话大大地剥去了儒家经典的圣光。
刘知�在理论上反对掩恶虚美,并且也是实践“不掩恶,不虚美”的。
他在《史通》里写有《疑古》、《惑经》两篇,并不因为《尚书》、《春秋》是经书而隐瞒它们的缺点,这两篇的内容要在本章第二节去说。
同时,他也不是笼统地疑古惑经,而是就事论事。
可见刘知�既不因为《惑经》而惑疑孔子在历史上的成就,又注意到了孔子和普通人一样,具有某些缺点,而不能盲目崇拜。
二、对古人与经典的评议 刘知�“直笔论”还表现在“多讥往哲”的批判精神。
他继承孔子之志,发扬了王充“疾妄求实”的疑辨思想和学说,充分肯定了《论衡》对《论语》的诸多批评,又对王充没有批评到《春秋》表示不满,立志要揭示《春秋》杂义,攻击欺惑�牾。
他在《史通》中大胆怀疑《春秋》、《论语》等儒经,不为传统所惑,不为权威所拘,其矛头直指封建学术权威,对古史、古说也多有考辨,《疑古》、《惑经》即是他疑古辨伪的两个专篇。
其中提出了《尚书》的可疑之事十点,《春秋》“所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又多引汲冢古文批判经书,剥去了《尚书》和《春秋》的神圣外衣,把它们和一般的史著置于平等的地位,成为把经学还原为史学的创举。
《疑古》篇利用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和儒家经典的矛盾等,揭示出古圣先王的贤明和功绩是后人粉饰、附加的结果,而孔子等圣人的某些说教又是造成伪事、伪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
在于史籍,其义亦然。
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这段话剖析了孔子等圣贤隐恶扬善、虚美损丑的主观动因,大大剥去了儒家经典的圣光。
《疑古》篇特别对孔子以后儒家所美化的尧、舜、禹、汤等古代帝王的事迹提出质疑,批评《尚书》隐恶虚美,爱憎由己,情理不通,前后矛盾。
刘知�虽然未能意识到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儒家出于寄托政治理想的需要,但他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强调要忠于历史事实,主张直书实录,反对曲笔隐讳,敢于大胆怀疑经书,讥议圣贤,表现出大胆的疑古思想和批判精神。
《惑经》篇是专辨《春秋》的,刘知�把《春秋》作为历史来研究,从史学的角度、从编史的要求出发,对古史进行深入的探索。
他认为孔子修史不实事求是,从“狄入卫”、“天子狩河阳”两事就可以看出:“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
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
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
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愧良史也乎?”这无疑是对孔子违背据实直书原则、使用曲笔的揭露。
可见《惑经》从修史的原则、方法、体例等方面,尖锐地批评了孔子和《春秋》,揭示了《春秋》或仅凭传闻,或缺载史事,或沿袭讹误,乃至造成了许多曲笔、失误之处。
刘知�还希望史家记史应探赜索隐,实事求是,反对臆说;不计个人安危荣辱“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荣”,这些对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对经书提出怀疑作出批判的同时,刘知�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在《史通》的其他篇目中对一些史事的真伪进行了考辨。
如在《史通・暗惑》里列举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晋书》等史书中虚妄不足信从的记载,提醒世人“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
在《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中用文献学的方法,从确凿的史实出发集中批判了《汉书・五行志》中灾祥征应的神学学说,他对阴阳家们“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
移的就箭,曲取相谐”的做法深恶痛绝,表现了大胆的“疾虚妄”的精神。
总之,刘知�对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的批判,在辨伪学衰微已久的空气中,重新开启了疑古之风。
三、对史馆制度的批评 我国隋代以前史著编修大都属于私撰而成于一二人之手,如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等,大都为独立作史,以成一家之言;而且这些史家多数又身为史官,与史官、馆制度密切相关。
政府设馆修史,实现了国家对正史撰修的垄断,有利于统治者对史学的控制,并以此为工具,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唐代在史馆设立之初,尚能组织史官努力工作,在短时期内便修成《晋书》等八部史书。
他认为:“大抵监史之难,斯乃尤之尤者。
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
”④但是,“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
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
”监修官是这样一些“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的不学无术之人,史官也大都是“流俗之辈,趋竟之士”,他们“饰非文过,曲笔阿时”、“书之谱传,载之碑碣”、“借为美谈,增其壮观”。
其次,直陈“五不可”论,愤而辞职。
《史通・外篇・忤时》云: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
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
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
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
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
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
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
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
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复副上丞相。
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
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
爰自近古,此道不行。
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
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
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于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昔董狐之书法也,以示于朝;南史之书弑也,执简以往。
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
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访诸请谒故也。
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
无闻(齿责)舌。
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俱知,笔未栖毫,而�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
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其不可三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
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
《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仰忠臣而饰主阙。
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
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
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
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
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
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
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
某�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
此铨配之理也。
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
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
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
其不可五也。
这都指出封建官僚机构的史官监修远不及个人著作之能无所顾虑,自成一家之言。
因此,他反对官修史书,主张史书私撰。
《史通・内篇・辨职》更明白地提出一家独创之学是自古的优良传统。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
然则古来贤儒,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岂与夫冠猴献状,评议其得失者哉? 因此,他感到官修史书书出于众手,各篇之间详略有别,笔调不一,而奉敕修史亦难免虚词美化,隐恶扬善。
他例举了《东观汉记》加以引证。
他考察了其写作过程之后指出,由于“后汉东观,大集群儒”,因此“著述无主,条章靡立”,而此书内容又为本朝史,故作者“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⑤,多有溢美之词,“由是伯度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⑥。
在这里,刘知�的批判的确对于“官馆监修”的封建统治,指出了一些危害学术发展的实质。
刘知�的“直笔论”是在汲取了我国古代优良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所体现出来的理性主义的史学批判精神,是我国古代史学理论资源中的精华,值得人们研究、继承、发扬广大。
注释: ①史通・惑经. ②史通・史官建置. ③史通・疑古. ④史通・内篇・辨职. ⑤史通・内篇・�才. ⑥史通・外篇・忤时. 参考文献: [1]史通. [2]旧唐书. [3]新唐书. [4]曾凡英.史家龟鉴――《史通》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5]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