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_处心积虑的盗贼
摘要：在1931年的抗战诗歌中，日军几乎都被描绘成了抢劫和杀人的盗贼。
笔者试图通过对日军盗贼形象外部特征的梳理，追溯盗贼形象的源流，通过分析他者与注视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系统全面地剖析和阐释在1931年抗战诗歌中的日军形象。
关键词：1931年 抗战诗歌 盗贼 日军形象 霹雳一声祸患至， 九一八事真痛心！ 忽然日人把兵进， 三省数日被占侵。
该诗描写了日军在1931年入侵中国的情景，展示出抗战初期诗歌的时代特征。
“九一八”事变成为了那段黑暗而又耻辱的岁月的标志，它同时也是深重民族灾难的象征。
面对民族灾难，钱小山愤怒地写道： 倭寇陆梁侵我急， 沈吉崇朝先后失！ 正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日军在发动“九一八”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便占据了东北三省。
日军在９月底先后攻占了辽宁和吉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日军又攻占了黑龙江省。
短时间内，三省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便迅速沦为了敌人的囊中之物。
在众多诗人的笔下，1931年抗战诗歌中的日军形象是典型的盗贼形象。
“府库珍藏赍盗粮，飞机枪炮任贼取！”（钦人《疯汉歌》）贪得无厌的日军攻破城门后，率先抢夺瓜分了政府仓库里珍藏的金银珠宝，又将粮仓里囤积的粮食也全部劫夺，最后将飞机、大炮等军用武器也据为己有。
这些日军就像是一匹匹饥饿的豺狼，不放过任何一样有价值的东西。
日军拿光了官府的财物后，又开始疯狂地吞食着平民百姓的物资。
“吮我脂膏尽涓滴，供彼淫佚若泥沙！”（钦人《疯汉歌》）日军就像是吸血鬼一样无情地吮吸着民脂民膏，他们翻箱倒柜，哪怕是一只鸡，一根针，也要洗劫一空。
这些在1931年的诗歌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日军的盗贼形象还表现为日军的残暴――对中国公民生命的肆意摧残。
“连天炮火震窗棂，叫喊声音不忍听。
”（皇甫瀛《血泪吟》）日军的炮火震碎了居民房屋的门窗玻璃，有的人被炸死，尸体在血泊中无人搭理；有的人被炸残炸伤，血肉模糊，凄惨的情景让人惨不忍睹。
相反，凶狠的日军士兵是冷血的杀手：“无辜民众遭屠杀，血染遍地红”（佚名《国耻纪念歌》）。
日军是杀人不眨眼的盗贼，他们把人民的生命视为草芥，任意刺杀和残害。
“见人就屠杀，见人就活埋，市镇乡村遍地成了灾，强奸妇女谁能忍耐!”（佚名《农民抗日小唱》）日军除了屠杀还要活埋，并且奸淫妇女，其手段令人发指，更为凶残的是：“抢夺屠杀后，再烧我村庄。
”（佚名《抗敌》）日军一把火焚毁了中国普通百姓的居所，残忍至极。
再让我们看看那些活着的中国平民的状况吧：“妇孺纷纷逃入关”“学子警察时被掳”（胡大原《忧国吟》），孱弱的妇女拖着孩子逃到关内，成为到处流落的难民；学生和警察被日军带回军部接受审讯。
沦陷区的人民也受到了日军的严格管制：“日本人安上衙门，出入看得紧，出门得挂号，回来报原因，要有一时错误，一家性命难保存。
”（佚名《归屯歌》）日军建立起“归屯”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平民的言行举动严加控制。
从1931年的抗战诗歌中可以发现“九一八”事变之前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
“通奸租我地，逞霸虐吾民。
”（姚伯麟《九一八事变之前奏》）这里记叙的是日本占领朝鲜后，约有五十五万朝鲜人逃到中国东北务农。
1931年4月16日，郝永德将吉林长春万宝山的租地转租给朝鲜人耕种，这些朝鲜人在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挖掘水道，引伊通河水灌溉旱田。
然而，水道两旁地势低洼，河水淹没了附近的农田，深受其害的中国农民奋起反抗，他们在7月2日打算填渠，日军方面却派出大量警察以保护本国国民为由加以干涉和阻挠，造成五六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数十人被捕，这就是“万宝山事件”。
这次事件却是“日本利用朝鲜人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开垦水田而故意挑起的事端”①。
“万宝山事件”让日军变本加厉，其结果就如姚伯麟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奏》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八道杀机动，同胞惨若何？全抛人类爱，偏见兽行多。
”日军在朝鲜境内大肆散布谣言，谎称有数百名朝鲜人在万宝山事件中丧生，激怒了朝鲜人民，还煽诱无知的朝鲜人民在仁川、汉阳、平壤等地暴动，疯狂排华，华侨被杀及投海者有数千人之多。
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排华风潮，是有计划和预谋的，他们企图制造人心恐慌的紧张气氛和杀气腾腾的恐怖氛围。
无论是“万宝山事件”还是排华风潮，都是假借无知的朝鲜人民之手在我国东北地区制造出混乱和骚动的局面，为他们日后的侵略埋下了伏笔，做好了准备。
此外，日军还为侵略制造了大量的借口：“阴谋黑幕自重重，竟说中村失旧踪。
”（姚伯麟《九一八事变之前奏》）中村，即中村震太郎，日本关东军陆军大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军事间谍。
1931年6月25日，中村在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的军事情报的搜集中被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并逮捕，后被中国人民处死。
正如诗人郁森在《书愤》中所写：“鲜满一元别有论，借题何必待中村？”事实上，“中村事件”只不过是日军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理由罢了，日军的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中村事件”来武力侵犯中国。
“中村事件”是“柳条湖事件”的前提，而紧接着发生的“柳条湖事件”又是“九一八”事变乃至整个侵华战争的序幕，这在1931年的抗战诗歌中有所体现：“衅自我开吾借问，为何破轨不兼双？”（郁森《书愤》）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派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
但是这个阴谋却是日军精心策划的产物，正如诗中所写：“满铁总裁借内田，四头政治一头先。
”（郁森《书愤》）日军勾结时任南满铁路会社的总裁内田康哉，商量并制定了整个行程计划，内田康哉为日军的这次行动提供了信息和线索，让“柳条湖事件”在当时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显得天衣无缝，“柳条湖事件”也让日军之后发动的对华侵略变得“师出有名”。
由上述可见，日军通过“万宝山事件”和排华风潮营造出了紧张的舆论氛围，又以“中村事件”和“柳条湖事件”制造出了合理的侵略借口。
这一系列举动也只是日军为武力侵华所做的准备工作的冰山一角，其目的在于鼓吹“满蒙”，将东北纳入日本的版图。
南满铁路会社的前任副总裁在1931年1月23日第59次议会上就公开宣布：“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
无论是国防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
”②日军对“满蒙”问题高度重视，它已经作为国家的政治问题被纳入议事日程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阴险狡诈的日军是费尽了心思。
战前的充分准备证明了日军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他们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处心积虑的盗贼。
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在“九一八”以来日军对中国东北地区侵略的种种暴行的展现中，日军盗贼形象的外在轮廓逐渐明晰。
然而，在日军外在特征的后面却蕴藏着悠久历史的沉淀。
这种历史的沉积反映在1931年的抗战诗歌中即是：“咄咄东邻我世仇，无端及又扰神州！”（崔明英《书愤四绝》）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就有不少的摩擦与矛盾。
中国明朝时期，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就提出过较为全面完整的进攻中国的构想，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从而侵占中国，但是明朝出兵将他们赶出了朝鲜。
丰臣秀吉的失败并没有让他们死心，随后的三百年里，不时有“倭寇”骚扰和侵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中日之间的“世仇”一直延续了下来。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和明显，这表现在理论上的设计和侵略上的实践。
正如诗中所描述的：“三千万象曾知否？陆奥当年已种根！”（郁森《书愤》）陆奥宗光在1892年出任日本外务大臣，于1894年玩弄外交阴谋，蓄意挑起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并与伊藤博文一起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其实早在陆奥宗光之前，日本民间军事理论家福泽谕吉就设计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侵华方案。
其中包括攻占朝鲜，拿下台湾，接着出兵中国的东北三省，并最终占领京城的构想。
他把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③。
这种“强盗哲学”正是日军盗贼形象形成的内在动因，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正是将这种理论付诸行动，或者说是对强盗理论的实践，而处于战争中的日军仅仅充当了理论的工具。
为什么日本一直怀揣着侵略中国的野心并抱有灭亡中国的偏执的幻想呢？经济因素是日军盗贼形象的重要成因。
一方面，日本本国经济在1931年处于极度衰败的境地。
“何物岛夷，长驱直入！”（野民《杀敌》）日本经济受制于自身岛国的地理条件。
“日本是一个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岛，由大大小小数千个岛屿组成的岛国。
……日本的国土从南至北数千平方公里的细长的岛屿宛如一弯月牙。
“1920―1921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丧失了一度在远东市场上取得的垄断地位。
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财产损失达55亿日元之巨。
另一方面，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承受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不景气给日本造成的双重打击迫使日军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和资源掠夺，从而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得以转嫁经济危机引发的国内矛盾。
因此，日本国土的狭小与经济的衰败构成了日军盗贼形象的潜在因素。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
”⑥日军的盗贼形象正是以作为自我的抗战诗人和作为他者的日军为基础，建立在中日两国的社会关系之上。
在对他者形象的剖析中，注视者呈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情绪情感、思维方式等是不可忽视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象，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他者和自我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互动的关系。
其一，日军的盗贼形象中蕴含有抗战初期诗人对日军强烈的憎恨的情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出中国，誓死不做亡国奴！”（佚名《上前线》）诗人呼唤中国人民携起手来将这群盗贼赶出中国，即使是和日军同归于尽也要与祖国共存亡，诗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对日军的愤恨之情。
此外，在对日军盗贼形象的仇恨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们对当时政府任由日军屠杀掠夺而不进行任何抵抗行径的强烈不满之情。
“寇入辽东已二月，伊谁抵抗执干戈？嫩江一战倭奴愕，赖有孤军马伏波！”（崔明英《书愤四绝》）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未做出任何的表态和抵抗，只有马占山等一些零星的非正式部队与日军进行抗争，这不但不能阻挡日军侵略的铁蹄，反而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变得更加贪婪和残暴。
东北三省的沦陷与政府的不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诗中所写：“东三省之亡，不亡于弱清，而亡于民国……而竟亡于革命，而竟亡于堂堂正正之国民政府。
”（徐振《哭东三省》）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进行积极的抵抗，还集中兵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任凭日军的烧杀抢掠。
诗人王一甲在《日占东省有感》中写道：“有朝倭贼趋兵至，恭送枪支暨要塞。
”政府的不抵抗令日军变得愈加疯狂，同时，对政府的不满之情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诗人们对日军的仇恨。
其二，在注视他者形象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审视到注视者形象的某些特征。
在日军盗贼形象的背后是注视者骄傲自大的形象：“倭奴三战连三北，积尸遍野江水殷。
”（石颜也《黑马歌》）“东邻倭寇带甲来，杀人纵火势如虎。
”（钦人《疯汉歌》）诗人们运用“倭奴”、“倭寇”这些词，其实还反映折射出注视者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将日军视为蛮夷部落之徒，带有强烈的蔑视和不齿。
同时，这些抗战诗人用自我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去言说他者，在对日军盗贼形象的想象中表现出了对以往强盛的中国社会的些许留恋，正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武穆忠勇能杀敌，女真不敢逞贪狼。
”（琴石《醒国民歌》）诗人怀念岳飞抗金的英雄事迹，此处将日军隐喻为女真一样的少数民族，希望出现像岳飞一样的抗日英雄，并以自我为中心，用本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去评判日军，从而，在对社会现实的复制中言说了自我。
“倭奴”、“倭寇”等话语也逐渐成为了这一时期概述日军的套话，甚至流传到之后的抗战诗歌中去了。
其三，正是因为存有上述偏见，诗人们对日军的种种暴行缺乏正确的认识：“无端侵略东邻暴。
”（清癯《抗日哀吟》）善良的中国诗人只是单纯地将日军的侵略看作一种暴力行为，并未真正弄清楚日军侵华的原因，将日军的盗贼形象建立在敌我矛盾的基础之上，在1931年的抗战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日军形象的单一化，因此，诗人们“对战场上日军的描写是表层的，不深入的，主要是把日军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表现，没有塑造出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⑦。
日军的盗贼形象恰好是这样一个充满暴力色彩的“群体”的形象，包含了诗人们对日军的憎恨。
此外，中国诗人还将对日军强烈的憎恶之情转嫁到日本这个国度的身上：“自诩文明三岛国，甘为戎首乱和平。
”（胡大原《忧国吟》）在诗人看来，既然日军是一群无恶不作的盗贼，那么日本就是这个催生盗贼的窝。
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盛行，为了转嫁各种矛盾，政府鼓吹对外扩张，加之日本民众对侵略的盲目热情，日军才成为了政治的工具。
正是因为缺乏对日本的正确认识以及亲身体验，单从日军的外在形象中去臆断日本，这才形成了诗人们理解上的误区，造成了日军盗贼形象的扩大化，从而将自我的生存空间建立在日军的侵略与中国的抵抗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上，无法全面地去弄清楚日军形象背后的诸多因素。
如果诗人们能以客观的视角去审视日本，就会发现“最终被改变的就不只是日本的形象，重要的是自我空间意识的变化”⑧。
日军的盗贼形象便是诗人们仇视情感的产物，它也被局限在敌我矛盾和战争暴力的狭小的框架里，倘若抗战初期的诗人能够理智冷静地去理解日军的盗贼形象，将其形象与日本国内乃至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联系在一起，“自我空间”将毫无疑问地得到释放，变得无限宽广，诗人们的视角和思路也会变得开阔，“自我空间意识”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 ①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②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1・满洲事变》，东京青木书店1971年版，第247页。
③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④[日]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中国的深刻理解》，东京株式会社サイマル出版会1987年版，第11页。
⑤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⑥[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载《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⑦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⑧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诗坛的日本因素”（编号：08XZW018）的研究成果 作者：田源，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