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内容摘要：为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敦煌研究院于2016年8月20日—22日在莫高窟举办“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09篇，与会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史、古遗址、古墓葬、文献整理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石窟探险照片档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学术史等众多学科领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交融与创新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13—08。
Abstract： To commemorate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the Dunhuang Academy held“Dunhuang Forum 2016：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at Mogao， which received 109 submitted papers. More than 150 experts and scholars had heated discussion o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cave archaeology， cave art， Buddhist history， ancient sites， ancient tombs， research of ancient document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Dunhuang and the Silk Road， Dunhuang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Dunhuang art and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photographic archives of caves，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Dunhuang’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Dunhuang Studies. This conference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Keywords： convergence； innovation； conference； summa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为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配合“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敦煌研究院携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于2016年8月20日至22日在敦煌莫高窟联合举办了“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韩国、伊朗、印度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150余位学者与会。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109篇，堪称收获丰硕。这些论文内容涵盖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佛教史、古遗址、古墓葬、文献整理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石窟探险照片档案、敦煌科技史料以及敦煌学术史等众多学科领域。本文就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做一扼要的综述。
有关丝绸之路、敦煌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教、考古与艺术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方面。
今年是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有多篇论文探讨莫高窟的历史及其价值。柴剑虹《“时”、“地”、“人”——莫高开窟因缘述略》认为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必有其因緣。对敦煌而言，时、地、人最集中之体现，莫过于丝绸之路开通后敦煌成为其“咽喉之地”。乐僔等人最初营造的佛窟，其形式与内容，一定是既有浓郁的中亚、西域风貌，又融合了中原汉地风格，并展现了多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体现出儒、释、道开始兼收并蓄的发展趋势，为一个多元文明、昌盛繁荣的莫高窟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马德《莫高窟前史新探——宕泉河流域汉晋遗迹的历史意义》认为西晋时代在莫高窟创建仙岩寺，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它见证了佛教从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的历史；并推测“敦煌菩萨”竺法护曾在此从事大乘佛教经典翻译，可称得上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祥地；同时又作为中国最早的习禅场所，是敦煌高僧昙猷“依教修心，终成胜业”的历史见证。联合国和平大使、教科文佛教常驻使团团长法宝博士《敦煌莫高窟：见证佛教的荣光与世界文化遗产》认为敦煌是多种文化、传统和丝绸、黄金、钻石等多种商品、语言交流之地，莫高窟也是和平、和谐、宽容和尊重佛教教义的一个典范，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艺术的贡献，充实了佛教的荣耀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宗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播与交流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选题。奥地利史瀚文（Dr.Neil Schmid）《可移植性与跨文化交流：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对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基督教礼仪器具中的佛教文化进行了研究。伊朗纳思霖（Zahra Dastan）《摩尼教绘画及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画家采用摩尼教的波斯风格绘画创造艺术品，波斯绘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李凇《雷电风雨图像：一种“全民图像”的伸展》将敦煌这个“文化特区”嵌入中国艺术史之中，检索不同信仰的产生、传播、延展、冲突、接纳、转换与互融的现象，以“雷电风雨”这个特定图像体系的成立，来描述文化演变的轨迹——零碎图像（观念）如何被逐步系统化整合的趋势。
更多学者关注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播与交流。美国蒋人和《“阿育王”式窣堵波所具有的多重意义》认为从印度到中国，乃至整个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建造如此众多的佛塔，这与大乘佛教思想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史晓明《于田小帽式样源流初探》以新疆、印度境内佛教壁画图式为参照，对新疆于田地区奇异而神秘的首服文化作了初步的比较与试探，认为其来源与印度有关。严耀中《“阿修罗”图像及所处场景之考察》认为源于印度的“阿修罗（Asura）”图像在现存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中数量比较少，因其形象与其在佛教文献中的身份場景息息相关，无论是作为护法神的阿修罗，还是处于六道轮回之中的阿修罗，它在佛经或图像里都是被置于很次要的角色。高晏卿《丝路沿线石窟三联珠式刹塔流变考》考察丝路沿线龟兹、敦煌、平城、邺都石窟中三联珠式刹塔图像，认为文化背景差异造成不同地域各有特色的佛塔形体和思想内涵。金丝燕、李国《文化转场：敦煌普贤变与佛经汉译》指出有关普贤经典与图像孰先孰后，究竟是佛典受到图像的影响，还是图像受到了佛典的影响？仍有待于进一步厘清；认为“乘象入胎”须具备王后卧姿、大象、象鼻上端的莲花、天空的云气四个基本要素，莫高窟第431、397、278、375窟等11幅“乘象入胎”壁画定名是否能够完全成立？还有研究的空间。孙毅华《道俗交得 殿阙塔寺——基于莫高窟第254、257窟的西北地区北魏小佛寺的复原研究》根据莫高窟北魏第254、257窟中心塔柱窟的形制，结合壁画中描绘的殿阙式塔院，认为这是建筑艺术中汉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完美融合。下野玲子《佛教艺术中的“白马朱鬣”》认为“白马朱鬣”的艺术表现形式可追溯到中国古时的祥瑞思想，汉代以来的瑞马“白马朱鬣”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是对佛教艺术表现元素的汲取与融合。屈涛《故国与他乡：天水石马坪新出入华粟特人石榻围屏图像中的“中国元素”》根据甘肃天水新发现入华粟特人石榻围屏的新材料探讨了北朝入华粟特人葬具图像系统“中国元素”的源流。韩国金德洙、金相国《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图〉对韩中佛教交流的渊源关系考》认为唐代五台山在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特殊地位，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新罗王塔”及榜题记录是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料。孙晓峰《甘肃省镇原县境内石窟寺群的初步调查》认为分布在甘肃镇原县境内十余处中小石窟寺开凿于宋金到明清时期，造像题材、艺术风格和特点受到了同时期陇东、陕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是唐宋以来庆阳北石窟寺佛教艺术的继续和发展，也是10～16世纪陇东石窟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米德昉《大足南宋两例涅槃造像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认为大足南宋两例涅槃造像虽处于同一地区，时间相差数十年，但在内容、形式、作风方面区别较大，与同一时期或早期各地同类题材造像比较，显现出浓郁的世俗化与地方化特色。
关于各地石窟，特别是敦煌石窟的断代、图像考释及其功能研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王惠民《敦煌莫高窟第390窟绘塑题材初探》认为开凿于7世纪初叶的莫高窟第390窟四壁上层所绘53铺说法图应该表示佛教的五十三佛；中层和下层所绘60铺说法图，可能表示三十五佛和二十五佛；东壁门上绘七佛，结合三阶教六时礼忏所念五十三佛、三十五佛、二十五佛、七佛，由此推测第390窟的主题可能是礼忏，很可能与当时流行的三阶教信仰有关。张元林《敦煌法华经变中的“涅槃”场景及相关问题》系统地整理和解析了法华经变中的“涅槃”场景，结合壁画榜题对它们在经变中所代表的经文品目重新界定，认为敦煌法华经变中的“涅槃”场景既是法华经变画面的基本构成元素，也是敦煌“涅槃”图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画面表现形式进一步丰富了敦煌“涅槃”图像艺术。张景峰《祥瑞塑像白狼与莫高窟第321窟》认为莫高窟第321窟是盛唐时期的阴家窟，由敦煌大族阴守忠、阴修己父子开凿，时间当在阴修己任“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之职时，即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721—723）四月间王君■代河西节度使时。菊地淑子《围绕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开凿与重修之历史——汉语史料中的供养人》对莫高窟盛唐第217窟供养人题记做了详尽考察分析，认为此窟是否是阴氏营造，仍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岳键《吐蕃四代赞普撼人心魄的弘法史画——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内容试解读》辨识考证第465窟窟顶说法图的尊像，认为莫高窟第465窟是开凿于吐蕃佛教前弘期的石窟，是以宣扬吐蕃王室弘法、护法和修行为一体的纪念性功德窟。顾淑彦《莫高窟第146窟窟主疏证》认为第146窟为敦煌广平宋氏家族族窟的说法是可信的，第146窟是在曹议金征回鹘取得胜利后开凿，开窟时间大致为公元925年到936年。陈菊霞《莫高窟第246窟研究》指出第246窟西夏重修后的绘塑内容与S.1780《菩萨戒牒》所请的“三师七证”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推断此窟很可能是菩萨戒传戒会场，依据分卷式《贤劫千佛名经》而绘制的千佛图像还具有礼佛忏悔之功效。
此外，王建军、张小刚、刘永增执笔撰写的《西千佛洞考古工作新收获》介绍了2013年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为配合西千佛洞崖体加固工程而进行考古发掘的新材料，特别是崖面顶部发现疑似塔基的建筑遗迹179个，通过对比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寺的塔群和宁夏青铜峡市108塔，初步断定这些方形建筑遗迹很可能也是塔群被毁后留下的遗迹，是石窟寺辅助的宗教活动场所。为学术界考察敦煌石窟寺构成及其功能提供了新的值得思考的材料。沙武田、梁红《敦煌石窟个案研究之省思与检讨》回顾了敦煌石窟个案研究史，认为更需要强调的是洞窟研究过程中对历史文献、对历史文本、对历史中人的关怀，而不要囿于洞窟壁画本身画面的内容，一定要时刻把握洞窟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同时不要忘记洞窟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见窟见人”，其中“见人”更为重要。
石窟佛教艺术的渊源流变是本次会议论文又一个关注的焦点。李静杰《炳灵寺169窟西秦图像反映的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情况》认为炳灵寺169窟北壁12号壁画说法图为梵天劝请内容，北壁3号龛泥塑二胁侍应分别为菩萨、执金刚力士像，它们与犍陀罗和西域文化有渊源；并认为本窟西秦壁画鲜花、花鬘供养图像及花树庄严图像，与犍陀罗和西域文化因素有关联，具体、真切地反映了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和新发展的情况。胡文成、胡文和《从图像学角度探讨河西石窟“凉州模式”佛像与犍陀罗、秣菟罗佛像的关系》将河西石窟造像与前期犍陀罗佛像石雕，后期犍陀罗艺术，即印度—阿富汗流派白灰膏塑像，贵霜及初期笈多秣菟罗的佛教雕刻，就其形制、图像结构、形象造型等进行比对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传承关系。魏文斌《从云岗到敦煌——两例对称图像的传播》梳理北朝以来佛教石窟石刻艺术中“乘象入胎、逾城出家”隔主尊对坐式图像及“两半跏思惟”隔主尊对坐式图像的源流、分布及发展特点，认为其图像粉本均源自犍陀罗地区。桧山智美《寺庙佛座装饰——对敦煌早期洞窟内装饰佛座的纺织品表现的比较分析》探讨了莫高窟第275、285窟梯形靠背所描绘的具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图案，试图从中解释这种几何图案与犍陀罗艺术宝座的渊源关系。王友奎《云冈石窟第11—13窟图像构成分析》将一体设计与非一体设计图像区别开来，分析各窟图像组合及内涵，认为云冈二期洞窟中释迦多宝造像成为主体图像组成部分，表明法华经在图像组织方面开始起到重要作用。马兆民《敦煌莫高窟285窟“天福之面”（kritimukha）考》认为莫高窟第285窟天井四披分界处所画以往所称的“饕餮纹”，实为源于印度佛教艺术的天福之面（“kritimukha”），并对巴米扬石窟、阿旃陀石窟、桑奇大塔、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古阳洞、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甘肃庆阳北石窟楼底村第1窟、东千佛洞第2窟、榆林窟第4窟中出现的天福之面做出了图像学的解释。赵声良《莫高窟隋朝菩萨样式研究》结合敦煌彩塑与壁画考察了隋朝菩萨的头冠样式，认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处于一个交通要道，可以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敦煌本地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佛教文化的发展，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个传统，并不是很轻易地可以被外来影响所改变。雕塑绘画在很多方面依然维持着已有的传统。即使到了隋朝这样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敦煌仍然在某些方面坚持其自身的特色。潘亮文《卢舍那佛像研究——以七世纪以前的中原地区发展为中心》着重于考察卢舍那佛佛像发展的历史脉络，认为华严信仰流传普及的契机是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期北魏孝文帝与继位的宣武帝皆崇尚《华严经》，六世纪前半的华严信仰，北地较南地兴盛，其鼎盛时期大致在六世纪中叶，是以东魏北齐的邺都为中心的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地区。随着隋王朝统一全国，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与山东呈现较一致的发展。八木春生《680年代至710年代中国各地佛教造像诸相》考察了武则天时期及此之前的中国各地的佛教造像，特别是陕西西安造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敦煌莫高窟造像，指出在670年中期的西安周围仍被采用的坐佛像和悬裳座，以及阿难像的着衣形式，最初应该出现于630年后半期的西安，630年末期或640年代初传至敦煌莫高窟。孟嗣徽《晚唐药师经变燃灯供养仪式图像研究——以敦煌莫高窟156窟为例》以莫高窟156窟西龛内屏风画中药师经变“九横死”的供养仪式图像为切入点，通过对药师供养仪式图像进行图像学分析，以及与东晋至唐代的五个版本的汉译《药师经》中所记载的药师供养仪式经文做对比，认为药师供养仪式的基本内容在初译本中即已拟定，到玄奘本《药师经》药师供养仪轨已经完成，通过该译本的传播，药师信仰以及药师供养仪轨得以在中古中国迅速流行。韩国苏铉淑《中唐时期莫高窟瑞像图菩萨像的通式与其渊源》对中唐时期瑞像图中的菩萨像的图式进行分析，认为中唐瑞像图菩萨像的通式很有可能是从于阗新进来的画本为样本制作的。陈清香《莫高窟76窟八塔变佛传图像源流探讨》认为莫高窟76窟4幅八塔变图像中2幅是继承汉式佛传的传统，2幅是引进印度传统的题材，后者对莫高窟佛传图像史而言是一创新的选题；就图像绘画风格而言，76 窟八塔变呈现的是东印度波罗王朝的式样；追溯其图像架构、人物姿势服饰造型，以及线条用笔等的源流，可接续至印度的笈多式样、西藏风格，以及唐代汉式绘画的若干传承，小小的4幅八塔变佛传图，涵容着恒河下游、东印度、中亚、西藏、中原等各地的成分，可谓既传统又创新。郭俊叶《敦煌执扇弥勒菩萨考》考察了敦煌和河西石窟中属于西夏时期的执扇弥勒菩萨图像，认为敦煌的执扇弥勒像及其组合文殊、普贤菩萨像，其粉本应都是来源于北宋画家高文进的创作。简佩琦《敦煌壁画“取经图”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认为敦煌“取经图”至少应有7铺，敦煌“取经图”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本间有互涉关系，两者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