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在“文化大革命”中] 杨超押中过题吗
造反派骂他是“政治扒手”，康生斥责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诬他为“右派黑格尔”……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惊慌失措，冷静、乐观地对待一切，充分显示出一个哲学家型的领导干部的风范。
马家花园守阵地 “文革”伊始，四川省委在研究如何领导这场运动时，出于爱护干部的考虑，认为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思想文化领域可能是重点，因此决定省委主管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杜心源书记暂时回避，不直接参与领导“文革”事宜;同时又认为主管经济工作的杨超书记在过去几年中讲话较多，言多必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也不宜直接参与“文革”的领导工作。
省委还将这样的安排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
到了1966年9月，学生运动迅猛发展起来，省委不得不指派杨超到成都工学院与学生对话。
在工学院，杨超并没有因为对“文革”的不理解而缩手缩足，仍然按照过去搞运动的经验，针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工院党委的工作和以徐僖为代表的一批教授们的业绩，对红卫兵一些过头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杨超的讲话，令造反派学生大为不满，将批判杨超的大字报贴满了成都街头，说他是“政治扒手”。
这时的杨超一头雾水，不知错在哪里，只好退避三舍。
到了10月，学生运动方兴未艾，工人运动又蓬勃兴起。
杨超根据省委指示，抽调人员组成了第二接待站(第一接待站接待学生)。
处在一线的接待站工作人员，只能解决上访工人的食宿问题和对一般问题的解答，而对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都要请示杨超拍板。
这时，省委主要领导被造反组织控制，联系不上，更不可能开会商量，省委办公厅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杨超同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张敏商量后，决定抽调几个工作人员，找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继续进行工作，于是这个所谓的“二线指挥部”便住进了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招待所――马家花园。
此时，杨超身心疲惫，血压升高，但仍坚持与大家住在一起。
他对我们几位工作人员说:现在省委很困难，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勇敢地站出来，为党多做工作。
他对这个“二线指挥部”的任务讲了三条:一是认真研究第二接待站上访工人和群众组织反映的问题，及时、准确地予以回答;二是了解社会动态，尽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三是千方百计了解西南局、省委领导同志的去向、安危，尽可能取得联系，传递信息，起一点办公厅的作用。
在一个多月时间中，我们四个工作人员白天在外了解情况，晚上汇总并向杨超、张敏报告，再把处理意见及时告知有关各方。
在此期间，杨超、张敏还多次接见工人群众组织的代表，并到成都市一些工厂与工人对话。
这个“二线指挥部”刚开始工作时，通过西南局电话总机与周总理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杨超确定由我每天晚上7时半向周总理秘书周家鼎汇报情况，主要是我们了解到的社会动态、重要事件和西南局、省委领导人的去向等。
周家鼎只听汇报，不发指示和透露任何信息。
当他得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被捕的情况后，经请示周总理，决定立即将苗前明护送至京。
杨超同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商量后，派省委副秘书长周颐护送苗前明去北京。
为了解决重庆市的问题，周家鼎还要求立即通知鲁大东赴京，考虑到重庆市情况复杂，杨超作了精心安排，鲁大东秘密来蓉与杨超在机场见面后再乘机去京。
由于铁路系统群众组织迭起，上访日多，本较清静的马家花园也热闹起来了，杨超决定撤出此地，这个临时指挥部在紧张工作了一个月后，于12月底结束。
公安厅内巧周旋 1966年12月31日，成都川棉一厂工人造反兵团和产业军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武斗，号称“一二・三一”事件。
此时，成都市一片混乱，省委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杨超决定在公安厅内开会，听取第二接待站和公安厅有关人员的调查情况汇报并研究解决办法。
汇报会于1967年1月1日晚7时在公安厅会议室举行，进行不到半小时，周宏逵向杨超反映，工人造反兵团一些成员和北京地质学院一些学生共30余人已到公安厅值班室，要求就“一二・三一”事件会见省委负责人。
周宏逵害怕给外界以公安厅“窝藏”省委书记的口实，出了一个主意，要杨超从公安厅从未使用过的后门出去，转上两圈，再从公安厅大门进入。
杨超为了不给政法部门带来麻烦，尽管天寒地冻，又是黑夜，还是接受了这个方案。
对话会上，北地“东方红”的学生拿出事先已经拟就的5条通牒式要求，一条一条念出，特别把第一条重复念了两遍，大意是:产业军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求省委下令加以取缔，并要杨超代表省委签字，然后印刷传单100万份，在全国范围内张贴。
杨超沉默了几分钟，平静地说:把一个群众组织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并加以取缔，只有党中央才有这个权力。
杨超还未讲完，会场就炸开了，有的大声斥责，有的呼喊口号，说杨超“不老实”、“老顽固”，是“产业军的黑后台”，甚至骂他是“李廖死党的走狗”。
有人跑到对门房间给工人造反兵团总部打电话，要他们再调几车人马来给杨超施加压力，逼他签字。
时值深夜，周宏逵通知大家吃夜餐，饭后对话继续进行。
同造反派一起来的一位领导干部这时站起来说:“杨超同志，工人、同学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应当支持，你就代表省委签字吧!” 杨超也站起来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我也无权代表省委，如此重大的问题，怎能由个人决定？这是党的组织原则!” 这些造反派们自然不懂得什么组织原则，继续对杨超进行围攻。
时间已达凌晨2时，杨超仍以平静的语气对他们说:你们提出的要求，是个重大原则问题。
现在，西南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你们那里，希望你们放他们出来，回到领导岗位上，对你们提出的要求进行讨论，作出决定，然后报中央审批。
这一席话，弄得造反派们茫然不知所措，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出话来。
正在此时，省委组织部待分配大学生造反组织一行20余人乘车抵达公安厅，因为他们同那位跟造反派学生一道来的领导干部有瓜葛，扭住他不放，目标转移，秩序混乱，杨超趁机离开，就着夜色，步行回家。
北京会议起祸端 1967年2月中旬，中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问及四川省委领导人情况时，到会的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副司令员韦杰回答说:四川省委领导人中，杨超虽有错误，但可以先出来工作。
于是决定成立四川省生产委员会，由成都军区副政委余洪远为主任，杨超为副主任。
生产委员会成立后，立马抽调干部，搭建班子，并于3月中旬在成都锦江大礼堂召开了规模较大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余洪远主持，杨超作主题报告，开幕和闭幕时，甘渭汉、韦杰都到会，甘渭汉还讲了话。
到会同志普遍认为，有部队支持，对恢复秩序、抓好生产很有信心。
3月下旬，杨超正集中力量抓会议精神贯彻时，甘渭汉给杨超打来电话说，中央通知将于4月1日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还要解决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军区对此情况不熟，请杨超同志参加会议并做必要的准备。
杨超作为省委领导一员，对刘、张一案，大体情况是知道的，但不分管这方面的工作，详细情况并不了解，由于时间紧迫，遂找了原省监委几位熟悉情况的干部商量，决定将省委处理此案的过程赶写一份大事记，用以备查。
杨超当时的秘书包叙定为掌握更多的情况，遂到省监委档案室查阅档案，但太多，来不及看完，便同省监委的同志商定，将几卷重要档案借出，带到北京备用。
杨超赴京后住在西苑饭店，刘结挺、张西挺和支持他们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也住在这里。
杨超一到，刘结挺就来看望他，说了一些恭维的话，杨超不明中央的意图，只作了礼节性的问答。
4月1日会议开始，周恩来总理主持，除毛泽东和林彪外，全体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了3次，也就是三个半天。
第一次会议在周恩来讲了会议主要内容和开法后，由刘结挺、张西挺发言，“控诉”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迫害”他们的“罪行”;第二次会议，由造反派组织头头发言，声援刘、张，揭发批判“二月镇反”;第三次会议由成都军区领导同志作检讨。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要求四川省委到会的同志表态，康生点了杨超的名，杨超站起来缓缓地说:这件事省委没有讨论，我不好说什么。
至于我个人的错误，正在写检讨。
康生听了杨超的表态大为不满，立即用桌上的铅笔写了一张字条传给杨超，上面写着:现在我才知道，你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你是不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的;何去何从？ 在回宾馆的路上，杨超将康生写的条子给秘书看，说了两句话:看来是逃不过这一劫了，准备写检讨。
回到住地的第二天，刘、张便指使造反派抄了杨超及秘书的住地，把从省监委借去的几卷刘、张一案的档案材料也抄走了。
杨超得知后，立即报告了中央办公厅，后由北京警备区追回。
自此，杨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以后江青又诬他是“右派黑格尔”，他在成都被批斗关押长达5年。
令人敬仰的是，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杨超这位老革命家，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表现了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五七干校一席话 1969年12月，中央又一次解决四川问题后，刘、张下台了，杨超获得解放。
但解除监禁后，并未立即恢复他的工作，当时的省革委领导决定将他下放到位于米易县境内的湾丘五七干校，劳动一段时间，借此同他过去领导下的干部们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然后再考虑工作安排。
杨超是1971年开春以后乘火车到达湾丘车站的，只身一人，背上行李卷，步行到几里外的干校四营十二连。
这个连队由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工业二部、省统计局、省劳动局的干部组成。
中央1969年“一二・二五”批示后，许多领导干部都先后获得解放，其中一部分还担任了营、连的领导职务，且与杨超非常熟悉，一到连队，大家都去看望他，互致问候。
杨超对大家说:我来干校是接受再教育、劳动锻炼的，我还要抽出时间和同志们交谈，征求意见。
过去在工作上，你们支持我，今天，你们要帮助我，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杨超找人谈话的第一个就是我。
他首先表示了歉意，说:“因我的原因，你受到了冲击，很对不起。
”我立即说:“没有什么，请您不要在意!”我接着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说还好，只是在批斗过程中被打伤了腰，不给治;也不给药，他就用传统的土办法，喝自己的尿，三个月后居然好了，这说明民间的一些偏方真能解决问题。
然后他又问了一些干部的状况、干校的生活。
因我当时已调到营部工作，主管学习、宣传，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一告诉了他，并说工交系统的干部盼望他早日出来抓工作，改变工业严重下滑的局面。
此时的政治气候已有好转，尽管我们谈话比较严肃，气氛低沉，但对我来说，郁集在心中多年的疑问，感到有了倾吐的机会。
我向他提出了好几个问题，请他谈谈看法:为什么要用“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的问题？全国如此之乱，毛主席和党中央知道吗？那么多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然后又一个一个解放，这是不是党的干部政策？……杨超思考良久，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淡淡地说: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我也不甚理解，走一步算一步，也可叫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吧。
谈到领导干部的处境时，杨超说:“历史经验表明，每次政治运动都会有一些同志蒙冤受屈，受到不公正对待，这次的面太大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既要经得起顺境的考验，也要经得起逆境的考验，理想和信念不能动摇，要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党，最终是会分清是非的。
在成都监禁时，看管人员不准我关灯睡觉，而且要我采取脸朝外一种睡姿，无非是怕我走极端―自杀。
我怎么会走这条路呢！你关你的，你斗你的，我利用这充足的时间，多看看书，写写笔记，思考一些问题，机会难得，不应错过。
”他说得非常轻松，表明了这位老革命家一贯的乐观主义精神。
成都企业汇报会 1973年，为了实现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团结起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中央决定选择一些重点企业在北京分批举行企业汇报会。
四川的一些中央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也参加了汇报会，通过学习、做工作，效果比较好。
1974年，省革委决定，仿照北京的办法，由时任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的杨超负责，在成都举办中央在川企业和省属重点企业汇报会。
杨超领受任务后，经与省级有关部门商量，确定参加成都汇报会的企业有川棉一厂、成都机车车辆厂、六五四厂、四川石棉矿等9家;参加汇报会的人员为:企业主要领导干部、两派群众组织头头、部分中层干部和工人代表，共计200多人。
工作班子主要从成都市抽调（因这9家企业党的关系均在成都），共5人，还有《四川日报》1人，省级机关只有我1人参加。
地点在锦江宾馆，会期未定，谁先“毕业”谁先走。
省革委领导为便于做群众组织的工作，指派时任省革委副主任的造反派代表江海云、邓兴国驻会参与其事。
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叙述汇报会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重点回忆杨超在指导思想上着重把握的两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 一是自始至终抓住领导班子这个关键。
实践表明，一个企业中两派不和，停工停产，表面上看是两派群众组织在那里打打杀杀、争权夺位，实际上是领导班子不团结，各支持一派。
六五四厂是三线建设开始时分别从上海、山东、北京迁来的，领导班子也是3个母厂抽调组成的。
“文革”开始后，各支持原厂的一部分人，形成3驾马车，长期对立。
杨超抓住这个关键，反复做工作，要他们各自做自我批评，最终坐在了一起，又通过领导干部分别做工作，群众中的对立情绪逐步消除，不到3个月，就提前“毕业”了，汇报会全体人员列队欢送他们回厂。
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
汇报会初期，批派性是个禁区，非常敏感。
可是，汇报会每走一步，都遇到派性的重重阻挠。
今天把工作做通了，过了一夜又反复了。
机车车辆厂两派的团结就反复了8次。
针对这种情况，杨超分别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直到全体大会，大讲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大讲联合、团结的重要性，大讲派性的破坏作用。
杨超还告诫江海云、邓兴国说，你们现在的身份是省革委副主任，不是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要多做促进团结、促进联合的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情况有所好转，汇报会得以继续进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企业存在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能说是取得阶段性的、初步的成果。
在四川宾馆的结束会上，杨超特意从家里拿了一瓶茅台酒来招待工作人员，感谢大家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
计划会上的波折 1975年，杨超又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协助省委徐驰书记主管经济工作，重点抓工业整顿，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先是铁路，后是冶金，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整个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的形势迅速好转，虽然都是恢复性的，但多年没有见到这样好转的局面，大家仍然充满喜悦。
这年的11月下旬，国务院在前门饭店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四川省与会人员由杨超带队，参加会议的有安康源、韩博、陈弘、李天民、任超等以及他们的助手共10余人。
会议原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国务院领导讲话，讨论经济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安排1976年的计划指标;第二阶段，讨论工作，交流经验，大会发言;第三阶段，作会议总结，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到会代表。
第一阶段开了半个月，还算顺利，正准备转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使整个会议陷于瘫痪状态。
一天，杨超把我找去，以沉重的语气对我说:“国家计委（实际上是小计委）对四川一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特别是企业整顿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解放干部、调整班子、促进两派联合、解决派性等方面有好的做法和经验，要我们在大会上发言进行交流，现在这个安排取消了。
我刚听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的传达，可能会有反复。
我认为，一年来我们做的工作是正确的，应当坚持，未完的工作要继续做好。
你可以先回成都，转告孟东波和有关同志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不要惊惶失措。
” 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并未在全体到会人员中传达，但大家很快就知道了。
这时，人心惶惶，会议陷于停顿，既不宣布结束，又未安排继续开会的日程。
我们四川一行人等，每天都通过各种关系打听消息，虽也得知中央打招呼会议是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但仍然十分担心小平同志的安危，担心一年来整顿的成果被否定，担心社会又陷于不稳定之中。
此时，又传来周恩来总理病重的消息，会议代表们都深为牵挂，杨超夫妇（夫人罗迭出差北京）更是焦虑不安，通过多种渠道申请去看望总理，没有获得批准;要求去看望邓大姐，也不同意。
事后得知，信息传递渠道全被“四人帮”控制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辞世，在告别仪式上，杨超才有幸见了总理最后一面。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开了两个月的全国计划会议终于结束，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