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下我国的经济发展

一、引言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居民消费严重不足，这种冰火两重天式的奇特现象被林毅夫形象地称之为煎焦了的冻鱼。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奇迹般的火热增长背后却是居民消费支出如三尺冰冻一般，是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刚好也是制造消费不足的原因？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之一FDI，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迅速大量吸收FDI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FDI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居民消费不足是部分学者近年来批评苏州模式的核心论点之一（时磊，2010），本文试图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这一理论设想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存在。FDI在这一时期迅速进入中国的原因被文献总结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赛，地方政府竞相以低要素成本、税收租金和低环保规制等武器进行的招商引资竞争降低了FDI要素价格成本，要素导向型外资企业以加工贸易、接受外包等方式纷纷流入中国。不能否认，FDI大量流入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就业机会、促进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提升等方式提高东道国居民收入从而扩展国内消费支出，但扭曲政府支出结构和要素价格环境是否具有十分显著的负面消费效应值得深思。

开题报告 /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本文设想的FDI负面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第一个渠道是社会保障支出。相当多文献证实，公共支出结构中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增加对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十分正面的意义（Hubbard和Skinner，1995）。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偏低、经济结构变化迅速导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地被归结为消费不足的原因（宋铮等，1999）。中国公共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偏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哪些支出挤占了社会福利支出？用于招商引资的经济建设支出、税收优惠等可能是比较合理的答案。徐琰超、沈拓彬和尹恒（2010）发现，随着吸收FDI规模的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不断上升。West和Wong（1995）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往往致力于提供生产性公共产品，而忽视与居民生活有关的生活性公共产品。傅勇、张晏（2007）认为，中国财政分权和基于政绩考核的政府竞争，造就了辖区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本文设想的FDI负面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第二个渠道是收入不平等。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穷人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居民消费支出的扩展。诸多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张十分不利于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胡日东、王卓，2002）。那么FDI大量进入东道国是否具有收入不平等扩展效应呢？Aitken、Harrison和Lipsey（1996）通过美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实证分析认为，FDI增加了东道国人均工资基尼系数。Feenstra、Hanson和Gordon（1997）实证分析也表明，FDI增长恶化了墨西哥收入分配状况。万广华、陆铭和陈钊（2005）研究表明，国内各地区FDI水平不同导致地区间收入不平等，这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何枫、徐桂林（2009）和范言慧、段军山（2003）的分析也表明FDI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有很显著的相关性。 论文网 综上所述，本文将FDI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正面效应总结为收入效应：FDI流入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支出。FDI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负面效应总结为两个方面：①社会保障支出效应：FDI流入公共支出结构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②收入不平等效应：FDI流入收入不平等居民消费支出。权衡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FDI对居民消费支出整体效应有待实证数据的检验。FDI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正向和负向渠道是否真的存在，其效应是否显著，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本文实证数据表明，FDI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着十分显著的正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实现。而理论设想的FDI流入扭曲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导致收入不平等从而降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机制得不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结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严重不足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原因可能在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强势政府和要素市场扭曲可能才是问题的根源，FDI流入一定程度上还修正这种制度缺陷。二、研究设计本文将采用宏观层面的人均消费支出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检验FDI和居民人均收入、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收入差距等渠道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这个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总结大全 /html/zongjie/ 解释变量中，首先关注FDI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整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直接综合影响。如前文述，FDI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正向渠道是提高居民就业机会、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从而增加居民收入，而FDI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负向渠道可能是扭曲当地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和增加当地人均收入不平等（本文用城乡收入不平等来测度），那么整体综合FDI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是如何的，还需要实证数据的测度。其次，我们试图验证居民人均收入（Income）渠道假设。我们的设想是，如果控制居民人均收入变量后，FIDI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则说明FDI通过居民人均收入渠道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不显著，反之则反是。此后，我们试图加入居民人均收入与FDI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居民人均收入与FDI交互效应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再次，本文试图验证负面效应中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效应（Social），基本假设是类似的，如果回归方程控制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效应后FDI人均消费支出效应没有发生显著正向变动，则表明可能不存在负向社会保障支出渠道，反之则反是。这里也进一步加入交互项考察交互效应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最后，本文试图验证收入不平等效应（Inequality），由于很难得到中国较为详细的收入不平等测度指标，依据文献引入城乡收入差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比值），利用与前文类似检验思路考察FDI通过收入不平等渠道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效应。

本文使用数据整理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一数据可以表述为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主要的变量有各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