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反复难遂愿【再者今生难遂愿,还须缘外复求缘】
摘 要：清代乾隆时期的才女陈端生所创作的《再生缘》（前十七卷）是一部值得推崇的作品，可惜陈端生还没有完成作品就去世了，此作品的结局趋势便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陈端生写作初衷的探索和对主角孟丽君性格发展的分析，发现了陈端生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进退两难的矛盾局面――故事应该按自己设想的大团圆结局方向发展，还是按孟丽君的性格发展所应得的悲剧结局发展。
关键词：再生缘；写作初衷；性格发展 谈到弹词，得先提清代乾隆时期的才女陈端生所创作的《再生缘》（前十七卷）。
但她并没有把一部完整的《再生缘》留给后人，还没有完成作品她就去世了。
清代的另一位女作家梁德绳续写了结局，但她的续写却是狗尾续貂。
陈寅恪1954年写了《论再生缘》一文，而此文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
郭沫若对《再生缘》的评价很高，他除了把《再生缘》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为“南缘北梦” [1]外，还认为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陈端生与司考特、斯汤达和巴尔塞克相比也未遑多让。
[2] 在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大师的深入研究基础上，很多人都对《再生缘》的结构、思想、结局的合理趋势、时代意义和孟丽君的性格等作一番研究，其中结局的合理趋势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梁德绳的续书虽然是一个很圆满的大团圆结局，符合很多读者的心理欲望，甚至符合陈端生的写作初衷，但它毕竟摧毁了孟丽君的形象。
而郭沫若先生提出的陈端生的写作初衷是要孟丽君悲剧收场这点也未被完全认同。
我相信陈端生的写作初衷的确是要写一个大团圆结局，但作品中孟丽君性格的发展却又让她只能有一个悲剧收场。
《再生缘》的创作最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孟丽君进则刚烈而死，退则返回封建社会囚笼。
两者都是陈端生不愿见到的，再加上生活、婚姻上的不幸，她始终未能完成作品。
一、梁德绳续写版本的结局的缺陷与郭沫若先生对结局设想的不足之处 梁德绳所写的结局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大团圆结局。
从第十八到二十卷，加官晋爵、洞房花烛、生儿育女等好事不断发生，而且曾经帮助过丽君、少华的人也纷纷得到好报，只是丽君被扼杀了。
陈寅恪评：“再生缘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故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
” [3]孟丽君具有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独特的个性，她为了自己能决定命运，不惜一切大胆反抗封建思想的束缚。
她的叛逆性格随着情节发展逐渐递增，逐步显露；她不甘雌伏的心意也随着官位的高升而逐渐强烈。
在第十七卷第六十六回中，孟丽君醉醒后怀疑自己身份被识穿，先对自己“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弟力行而犯上作乱” [1]的事得意地回味一番，最后说道：“一日误于三杯酒，好叫我，开门雌伏不能堪。
” 这样一个不顾后果的叛逆女子，梁德绳在续书时让她的性格来个彻底大转变。
《再生缘》进入十八卷后，孟丽君基本上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普通女子，其性格的突然转变，使人一时难以接受。
丽君轻易答应下嫁少华，或许可以丽君承认与少华的婚约，对少华也有一定程度的喜欢为理由作解释。
然而，更令人不满的是梁德绳给她安排了一个甘心与映雪、燕玉共事一夫的“幸福完满”结局。
当少华为刘家上书请求轻判后，丽君想到：“父母之仇竟是忘……半月中，奉旨成婚入洞房……我若此时来说破，分明与，刘家郡主夺夫君。
吾为当世奇才女，岂做无羞这等人。
”言语中，显露出对刘家的恨、对少华的怨、对燕玉的不屑。
到了梁德绳的续书，丽君对燕玉的态度变了很多，如“既已于归同一室，也须遵礼好看承。
”晚上夫妻四人共处一室，又同意燕玉接他父母到府上相聚。
丽君之前是一国之丞相，自命不凡，对皇帝也不轻易妥协，更何况是对少华和燕玉这些普通人。
这种大团圆结局，让孟丽君之前所作轰轰烈烈的事迹都变得毫无意义、毫无光辉，丝毫体现不出陈端生企图通过孟丽君形象而赋予这部作品的反封建、求自由的思想性。
对于梁德绳所设的这个大团圆结局，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并不一般地否认大团圆的结局，也无意抹煞那些女扮男装故事的意义。
“大团圆”也可以是不得已的、形式上的，问题是团圆之后怎样呢？人物的内心会是一池静水、完满无憾吗？” [4]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孟丽君会喜欢这个结局吗？不！ 梁德绳与陈端生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这点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一文和谭正璧的论著中早已论述得十分清楚。
谭正璧总结：“端生是有为而发，不由她不骄气迫人，以冀增高作品的地位；德绳是无所为而为，所以她万分谦虚，希望作品臻于全美的境界。
可笑的是，到了全书的最后，她竟然说到：“二十卷中缘分足，缘深缘浅总团圆。
”殊不知自己为了“团圆”二字，早就把孟丽君扼杀了。
出于对梁德绳大团圆式结局的强烈不满，郭沫若先生对《再生缘》的论述只是针对十七卷原作进行，他认为“根据作者的性格和作品发展的逻辑，《再生缘》的结束只能是悲剧的结束。
”[1]并为《再生缘》设想了一个悲剧结局――“孟丽君在吐血中死去”。
郭沫若还认为作者设想了结局，就算写了也不敢公开，我觉得这点不合理。
孟丽君这个有极端叛逆性格的人，在当时应该是人人得以诛之，若结局安排了她死，应该是大快有正统思想的人心。
至于对元成宗的贬斥，已经不是只在结尾部分出现了，成宗的昏乱是贯穿与整部作品的，若怕得罪统治者而不敢写这个结局，倒不如整部作品都不要写。
在这一个问题的论述上，之前也有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端生不想把不愿雌伏的丽君送回笼子平淡过活，也不愿如郭沫若那样的悲剧结局，这并不是她不敢。
郭沫若说这种结局很惊世骇俗，其实文中卫勇娥身上已见出作者思想的骇异，这又算什么。
” [6] 二、陈端生的写作初衷与孟丽君的性格发展在作品的形成过程中发生矛盾 《再生缘》结局的发展趋向，与陈端生的写作初衷和孟丽君自身性格的发展、故事的情节的发展是有着紧密关系的。
检验各人对结局的猜测是否合理，关键要看它能否符合作者的写作初衷和丽君的性格发展的方向。
根据郭沫若修订的《陈端生年谱》[7]显示，陈端生在她十八至二十岁的两年间写完了《再生缘》的前十六卷。
处于少女时期的陈端生在第一卷的卷首语中明确指出了《再生缘》的主角是要在今生了却前世因缘，一男三女四位主角要共结良缘，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之前也有论者认为，陈端生在《再生缘》的第一卷就叙述了故事的整个框架，而陈端生在写作的过程中也不会违背这个预先设好的团圆结局。
[8] 卷首语是陈端生写作初衷的最有力证据，除此外，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提出在第十、十一卷中，陈端生透露出自己“对镜写真”的孟丽君的夫婿少华之家与端生自己现实的家的地点（外廊营）一致，除了表示少华家是孟丽君（当然也是端生自己）的终身归宿外，还有颠倒阴阳的意义。
[3] 陈寅恪也指出，“陈端生书中，孟丽君初期本为苏映雪即梁素华之夫，盖取梁鸿、孟光夫妇之姓，反转互易，而梁素华及皇甫少华两人名中‘素’‘少’二字音又相近。
此虽为才女颠倒阴阳之戏笔……”[3]我们现在姑且不管这样的住家地点设置和命名与陈端生故意颠倒阴阳有否直接关系，只是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写到第十一卷的时候，陈端生仍然希望丽君的归宿是少华。
不仅在作品中处处隐含着陈端生对圆满结局的期望，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陈端生也有直接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如第十五卷五十七回的开头诗句就有这样一句：“他日复还真面貌，箫声吹上凤凰台。
”这时，故事已经发展到了高潮――面目被拆穿。
陈端生在诗句“箫声吹上凤凰台”中引用了萧史和弄玉的爱情故事，以寓丽君日后会与少华共谐连理。
故此，在第十五、十六卷中，皇甫家更加着急地要丽君暴露真正身份，甚至连太后也介入了这件事，高潮一浪接一浪，为的就是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为丽君与少华的铺好结合之路。
就在故事发展到最紧张――宫女知道丽君是女儿身的时候，陈端生遇上了母亲逝世、随父回杭、嫁夫婿范氏、丈夫因科举作弊被发配远方导致夫妻分离等一系列生活上的变迁，令《再生缘》的创作停止了达十四年之久。
当34岁的陈端生再次执笔时，第十七卷开头再次道出对该书结局的期望：“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
皇甫少华偕伉俪，明堂郦相毕姻缘……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
”陈端生曾经与丈夫“锦瑟喜同心好合”而现在却遭受着与丈夫分离的痛苦，因此，她肯定也希望在创作过程中弥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不足。
至于友人叮嘱陈端生“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其实“‘大团圆’是中国古典戏曲人民性审美特征的集中表现”[9]，不仅戏曲，在明清时期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十分注重大团圆结局。
有论者论证过“《再生缘》内容上承接了才子佳人小说并有新创”[10]，少女时期的陈端生早就把《再生缘》定位于才子佳人式的作品――情节结构安排为：首先相爱，然后发生波折，最后大团圆[11]，对于此，前八卷就能看出倪端。
在第一卷中，四位主角的才子佳人品貌已被刻画出来。
三位佳人都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对少华有了倾慕之心，而少华则对原配未婚妻丽君一往情深之余，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燕玉私订了终身。
接着就出现了刘氏父子对皇甫家的迫害，造成少华与丽君不得不分离，燕玉与映雪不得不流落在外，后来丽君中举，当上了高官，皇甫家也在丽君的帮助下沉冤得雪，这时，也出现了一个小团圆的局面。
《再生缘》之所以较一般才子佳人作品更具可读性，就是因为丽君与少华的这段最主要的姻缘不能够轻易结成，陈端生预先定位了的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结局虽然常常是呼之欲出，但始终未能出现，这就与孟丽君性格的发展有很大的关联。
当孟丽君还是一个深闺小姐的时候，她对良好姻缘仍然是十分期望的。
自幼读书的孟丽君固然懂得何谓三从四德，所以当知道皇甫家被刘家迫害出事时，她说到：“伊家不幸遭逢此，奴愿相随死法场。
”这一句话，表现了她对皇甫少华的忠贞。
而潜逃的初衷，也是为了守贞和日后考取功名为皇甫家翻案，一切都是为了丈夫着想，尚未冲出“出嫁从夫”的思想禁锢。
然而，孟丽君出走后经历的种种事情，激发了她潜在的能干、机智聪明、大胆，这三方面的因素互相作用，再加上多次的心理矛盾斗争，终于形成她异于一般女子的性格和促使她最终冲破封建思想的囚笼。
丽君中举、做官，扶摇直上，在做官和嫁夫两条路上徘徊了几次，对于与少华的关系的取舍，丽君始终偏向取师生关系而舍夫妻关系。
丽君的才干令她很快又当上宰相，为此她更加得意：“连中三元入翰林，飞升兵部到槐厅……况又我身还是女，这一番，惊人事业算奇闻。
”从丽君的政绩来看，她的确是个国家栋梁。
一个普通女子，凭自己的实力，在当时的封建时代，居然能居于相位，她的胸怀自然比以前广阔，自己的人生目标，再不会定在嫁一个才华低于自己，显得有点懦弱的少华，于是便常有留恋官位和厌弃婚事的想法。
” [12]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用靠男人这种想法，当今的女性也不是人人能有，丽君“一尝到独立、自尊、自由的滋味她就上瘾，摆脱女性角色意识的要求也愈强。
当孟丽君的性格发展到最刚强、最不愿意雌伏、最为完美的时候，她的身份开始被怀疑，身边的人也开始设计迫她现出真实身份。
收到风声的少华上本给皇上道出真相，把情节推向了高潮。
但以丽君的机智，化解这些麻烦事也并不难，她早就计谋好了对策――抵赖。
在天子大臣前有胆两次弄这样的把戏，丽君可谓大胆至极。
郭沫若先生认为“陈端生尽管在以封建反封建，但事实上还是在那儿鼓吹忠孝节义” [1]，这点也充分地表现在孟丽君身上。
孟丽君虽然反叛，但是她的思想中不多不少也存在一些封建意识，孝义、忠贞的思想始终影响着她，她还能道出自己的“四项罪款”：“女身易服欺天子”、“入赘梁门戏大臣”、“搞乱阴阳居相位”、“误人婚嫁犯严刑”，她也常常会因为自己对父母、丈夫无情而感到自责、陷入矛盾中。
可以说，她常“处于一种长久的沉思、问询和永不休止的骚动不安之中”――“这就是悲剧意识的最充分的体现”。
[13]孟丽君在众人的相逼下苦苦挣扎，最终还是被逼至绝路。
“悲剧张扬人的意志和愿望，但它面临的又往往是无法战胜的对手――死亡、命运等等。
” [13]以她当时的性格，就算不是吐血病死，也会不甘受辱而自尽。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阐述悲剧：“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被赋予超越时代意义、有反封建思想的孟丽君，终于被爱她的人们逼迫直至即将毁灭。
格非认为：“作家在写作某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以下的情形，笔下故事的发展与原先的构想已经形成了冲突，作家是按照故事本身的逻辑来完成作品呢？还是削足适履式地回到原先设定的意图上去呢？”[14]相信陈端生写到十七卷时正是遇上了这个问题，她一方面想让孟丽君能继续高傲下去，与逼她雌伏的人继续对抗，另一方面又想为孟丽君寻找下嫁皇甫少华的机缘，为她初时设想的完美结局铺设道路，这大概也与陈端生自身当时所处的境况有关。
她自己满腹才华，她的丈夫却因科举作弊被判充军，导致夫妻分离。
陈端生说自己“断肠人恨不团圆”，对于现实的不幸，她当然更加希望从自己的作品中得到团圆的满足感，孟丽君姻缘的圆满就是她的安慰。
可是，回到作品中，众人对丽君真实身份探求所使用的强硬手段必然会把丽君迫到无路可逃，丽君若要生存下去，她的性格必须先软化，必须先向男性低头，之后要么嫁皇上，要么嫁少华。
但丽君的雌伏始终会破坏她的光辉形象，她之前所做的一切反叛的事也会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也如谭正璧所说的一样，“端生是有为而发，不由她不骄气迫人，以冀增高作品的地位。
”[5]孟丽君的形象表达着作者反封建、求自由的思想，尽管陈端生把作品定位于才子佳人式的故事，但平凡之作绝对不能使才华横溢的她感到满足，她也不舍得让自己一手塑造出来的“对镜写真”人物孟丽君失色。
最后，她始终无法解决这对矛盾，无法在不影响孟丽君性格发展的情况下，为丽君安排一个合乎自己初衷的结局，相信这也是陈端生最后没有完成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论 有人认为所有再续的结局都是多余的，早在两百多年前的陈端生已明了这没有圆满结局的结尾是唯一能臻于圆满的结尾。
[6]但我认为这种论断未免有点偏激。
圆满的结局的确是破坏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但若说到一切悲、喜剧的结尾都是多余的，这就太过绝对了。
若没有结尾，作品始终未完。
看一部不完整的作品，读者心中总会有一根刺――到底最后会如何呢？尽管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任凭自己的想象和意愿补上结尾，但终究不是从作品中获得的信息，心中总会惴惴不安。
无论是悲、喜剧或是合理、不合理的收场，至少有一个结尾来填补读者心理上的空缺，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只是这部作品要有一个既符合作者写作初衷，又符合孟丽君性格发展的结局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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