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_1924年,张作霖督查假币案始末
近代中国最早一起伪钞案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东北奉天（今辽宁沈阳市）。
1924年9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奉天小东门附近一家回族面馆里来了一位十分阔绰的商人。
当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过去比较繁华热闹的小东门此时显得格外萧条冷清。
这家回族面馆顾客寥寥，突然来了一位特殊客人，满口天津口音，很让店主生疑。
奉天人都知道，自从9月21日张作霖亲自去山海关督战以后，京奉铁路的车辆几乎全是运输军械的，没有客车。
天津客商缘何在兵荒马乱之时到奉天来呢？如此阔绰的商客又为何到这家回族小面馆来就餐？天津客商就餐后，居然拿出一张东三省官银号于1917年发行的“一二大洋汇兑券”（一种在当时东三省流行的货币兑换券，它以当时奉天兴业银行发行的小洋票为基础，规定12角小洋兑大洋1元，故名曰“一二大洋汇兑券”）结账，这让店主更加惊讶。
店主诧意的不仅仅是客商给的是百元大钞，而是此前奉天省财政厅已就城内流通伪钞一事通告各大小商号及店铺，凡是发现来历不明的外省人或可疑的“一二大洋汇兑券”，必须立刻上报。
店主接过钞票后感到关系重大，就以外出兑换零钱为借口，前去警察局报案。
店主出门时显得有些慌张，天津客商看出了破绽，不顾老板娘的挽留夺门而逃，却在街上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当场捕获。
客商自称“孙德利”，被关押进北大营监狱后，几经刑讯都不肯说实话，只供认他是从宽城子（今吉林长春市）来找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彭相亭办事的，身上携带的数千元“一二大洋汇兑券”都是彭给的，而这个彭相亭则是当时“东北王”张作霖的磕头弟兄。
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王永江格外重视此案，召集东北造币专家研讨，一致认定孙德利所携带的“一二大洋汇兑券”均系伪钞。
在高倍放大镜下，钞票背后的香山图案左角云卷花纹中有一条被刻版者故意截断了一点，如不细察难辨真伪。
王永江认定伪钞后，又获知此案涉及东三省官银号经理彭相亭，自知案情复杂，不敢自作主张，遂连夜搭专车赴山海关前线，在天泰栈内向张作霖面陈一切。
张听后大发雷霆，骂道：“是哪个龟儿子敢趁吴子玉（佩孚）与老子打仗的时候，干这种损事？一旦查实，不论何人，一律问处极刑！”虽然总参议杨宇霆等人对此事尚有异议，劝张作霖冷静处之，但张作霖还是电令奉天军事留守官吴俊升即刻逮捕彭相亭。
张作霖断然做此决定，除了因王永江进言及偏信津商孙德利的口供之外，还因为“一二大洋汇兑券”的钞票底版就保存在彭相亭处，他觉得彭有从官银号内调出钞版秘密盗印钞票之嫌。
张作霖十分清楚东北钞票的印刷情况，从民国六年（1917年）起，东北银行的大洋票和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一二大洋汇兑券”都归北洋财政部印刷局督制，这两种奉票主要在当时的东三省、热河省（位于目前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1955年7月30日撤销）和直隶（旧时省份之一，1928年后改为河北省）流通。
张作霖督奉期间一直对这两种货币的发行严加控制，因为它关系到奉军的军饷和东北地区的经济稳定问题。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天，张作霖担心与吴佩孚直军再起战火，便遣派杨宇霆、彭相亭亲往北京，与北洋政府财政部印刷局交涉，以直奉随时可能再起战事为由，请求将一直由印刷局代管的东三省官银号“一二大洋汇兑券”及东北银行10元钞底版交给彭相亭运回奉天自管。
印刷局局长崔承炽刚开始不肯，后来杨宇霆请当时的民国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出面说项，崔承炽才妥协。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崔承炽还是只允许将东三省官银号的“一二大洋汇兑券”钞版用火漆加封后，由杨宇霆和彭相亭两人乘专列运回奉天，东北银行的10元钞票底版则仍然留在北京。
如今，令张作霖头疼的是，彭相亭保管的“一二大洋汇兑券”钞版发生了问题，他不得不电令军法处处长常荫槐对彭相亭严加审讯。
然而，彭相亭宁死不招。
不久，直奉战事稍有缓解，张作霖与财政厅长王永江乘专车返回奉天。
两人回到奉天的次日，便在奉天大南门张作霖帅府的旧址提审彭相亭。
“彭九芝（彭相亭的字），你告诉我，我张雨亭到底何事对不起你？你为什么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张作霖一见到彭相亭就开口大骂。
彭相亭直说他太冤枉。
张作霖软硬兼施，审了彭相亭一上午，彭相亭只是哭哭啼啼地诉苦，拒不承认盗印伪钞。
当然，彭相亭也不承认是他将数千元伪钞交给一个叫孙德利的天津商人。
张作霖见实在无法审下去，只好命人将案犯孙德利押来与彭相亭对质。
彭相亭一见到孙德利就大骂不止，言称两人素不相识，又骂孙德利血口喷人。
可是孙德利却详细地交代了彭相亭是如何与他在宽城子结识，又如何收买他，将伪钞交给他到处散发，以扰乱金融市场等。
孙德利为了证实他的口供，甚至还当场交代了彭相亭在什么时间亲手将10万余元“一二大洋汇兑券”寄存到南满铁路日野洋行客栈。
事已至此，无论彭相亭怎么涕泪滂沱地辩解，张作霖、王永江都认定彭即为伪钞盗印者。
张作霖也不录彭的口供，就亲自批准将彭、孙两人下了死囚牢，拟不日行刑。
就在彭相亭即将被执行死刑之时，千里之外的天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人从北京赴天津来找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经理刘春轩，称伪钞系他人所为，让刘春轩赶快电告张作霖，方才救下彭相亭一命。
从北京来的那人名叫曲同丰，是个安徽的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结识了张作霖的得力助手杨宇霆，后在北京经杨搭桥拜识了张作霖，并成为至友。
曲同丰这次从北京到天津，确实负有特殊使命。
他在客栈里秘密约见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经理刘春轩，向他透漏了一条绝密消息：曲同丰在北京时，无意中从北洋财政部获悉，贿选大总统曹锟为支持吴佩孚对张作霖作战，密令财政部印刷局火速盗印东北官银号百元钞500万元。
伪币已开始在京、津、热河及东三省流通。
曲同丰告诉刘春轩说，曹锟这样做，除了解决直系军队的军费外，更主要的是扰乱东北金融。
曲同丰请刘春轩务必尽快将此事秘密电告张作霖，也不枉他与张作霖交好一场。
刘春轩将信将疑。
曲同丰遂从皮包里取出一帧照片，上面拍摄的是北洋政府秘书长王承斌给印刷局长崔承炽的手令：“兹奉大总统面谕：兴军以来，军需孔亟。
着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北银行钞票，迅即各印五百万，以济军用，缓解燃眉。
事关机密，不得泄露，违者决以军法从事……”刘春轩见了加盖了北洋政府官防的密令，方才相信真有此事。
曲同丰还告诉刘春轩，北洋印刷局的工人在盗印东三省官银号钞票时，怕日后为奉军所知，有推卸不掉的罪责，故在重新制版时，有意在百元伪版的背面花纹上暗做手脚，截掉一块花纹，留下可供日后张作霖识别真伪的暗记。
曲同丰请刘春轩速告张作霖，让他在搜查伪钞时多加小心，将这批趁战争之乱流入东三省的伪钞一一查清，以防祸及东北财政。
张作霖在奉天接到刘春轩拍发的密电，方知是曹锟在北京暗中所为，自知冤枉了老友彭相亭，当即将其开释。
1925年3月，奉直战争结束。
张作霖的奉军战胜了吴佩孚的直系，而冯玉祥又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
这时，华北及热河已为奉军控制，张作霖才有机会亲自到天津处理这桩轰动东三省的伪钞盗印案。
曹锟在下台之前便将私印的奉币派兵秘密押运至天津匿藏，先是密封在天津的兴业银行，后因战事不利，又密令将这批伪钞藏到英租界日本洋行地下室。
张作霖在此之前已经获得密报，到天津后派杨宇霆和英国领事馆、英国工部局洽商，于1925年3月10日将所有匿藏的伪币起获，两天后在天津东亚造币厂将伪币悉数化成纸浆，彻底销毁。
随后，张作霖指令天津地方高等法庭将孙德利等一批参与贩运伪钞的案犯处以重刑。
张作霖本想惩治制造伪币的主谋者曹锟，终因北洋政府出面调停而作罢。
民国年间的这起伪钞大案就这样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了。
（责编 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