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对新四军统战工作的影响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忌惮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不断制造各种摩擦。此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思想影响，在开展统战工作时，一味地妥协退让，人为地丧失了许多新四军发展的大好时机。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突袭奉命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史称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新四军在盐城重新成立军部，并深刻总结皖南事变前统战工作的失误和教训，逐步摆脱了困境，取得了重大发展。
一、皖南事变的发生及其主要原因。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经两党磋商，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新四军组建后，立即在大江南北配合友军开展抗日活动，建立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年底，新四军先后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
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颠倒是非，横加罪名，并限令他们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一面发表声明，驳斥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一面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开赴江北。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支队9000多人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合围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和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途中壮烈牺牲。1月17日，蒋介石反污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事审判”。这就是抗战史上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慶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此后，国民党在“政治限共”的同时，加快了“军事限共”的步伐，军事摩擦层出不穷。1939年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在山西、陕西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点是针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但同时也加紧了华中地区的军事部署。1939年9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和蒋介石先后下达命令，要求“所有驻扎在江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全部转至江南”[1]p308—309，并调集军队对江南江北的新四军施加压力。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将反共重心转向华中地区的新四军。9月6日，中共收到的一封绝密电文称：“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江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2]p5可见，皖南事变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以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为目的的反共之举。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叶挺和项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在领导新四军抗战期间，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重视部队建设，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有重大功绩，但也存在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等失误，主要体现在：
1937年，在国共双方协商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期间，日军侵犯华中地区。由于日军战斗力强大，加上蒋介石不发动群众、单纯依靠国民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不少爱国将领虽拼死抵抗，但未能阻挡住日军的大举进犯，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1938年5月1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长江局及项英，要求新四军“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大大的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3]p4。
中央此电的意思很明显，日寇刚占领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尚未来得及进攻敌后城镇村庄，新四军应抓紧一切时机开展统战工作，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抗日，并积极利用国民党正规军撤退，旧政权瓦解，社会秩序较为混乱之机，发展新四军的武装力量。
1938年10月31日，项英在皖南军部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的报告，提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反过来，工作就不能发展”[4]p8。在项英的领导下，新四军的统战工作畏首畏尾，致使“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5]p268。
基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项英、袁国平等人在1939年2月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统一战线为实现政治工作最高指导原则……政治工作必须一切遵守统一战线的原则，充实它的新的内容并使一切工作作风与方式全部转变到适合统一战线的执行”[6]p95。对此，后来陈毅严肃地批评说：“皖南的建军主张，容许本军有两个领导，和降低本军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是政治上的绝大错误。”[7]p121邓子恢也回忆说：“他们（指项英、袁国平等人——引者注）不敢在军队中公开建党，不敢公开承认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想装作不是第二个八路军，而是介于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第三种军队，是‘统一战线的军队。他们从来不敢在部队中喊‘中国共产党万岁！”[8]p165。
由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不懂得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加之新四军刚刚成立不久，军队实力比较弱小，从而导致抗战初期新四军“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5]p268。
（二）对国民党妥协让步，不敢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敢正面还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1938年年底，日本基本上停止大规模军事进攻，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蒋介石将抗战初期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国民党决定派60个师到敌后并成立若干战地党政委员会。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随后，国民党当局制定并相继推行《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此背景下，项英在1939年3月15日召开的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上竟提出要“根据南岳会议蒋委员长训示作我军建军的总方针”[9]p746，实为荒谬至极。
新四军建军初期，由于战斗频繁，人员损失惨重，迫切需要扩大兵员，组织游击队。但由于项英存在着畏惧特务、担心破坏国民党兵役法的心理，导致新四军“未积极地放手吸收青年”“吸收新兵”“不敢搞大队伍等”[3]p392。抗战初期，南京、徐州、武汉先后沦陷，新四军本可以利用国民党撤退之机，“大胆迅速东进向敌后发展”，“放手到敌后去解决人、枪、款和根据地问题”。但是当时项英一面“沿途停留，不愿意离开国民党的地区，等待敌寇前进”，一面“提出建军的精兵方针，将大批的新旧干部留在皖南作训练教育工作，使敌后前线人手不够，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3]p393。由于担心国民党造谣或从中作梗，皖南云岭地区一直实行着国民政府的保甲制。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兵分三路进攻新四军，冷欣进攻苏南，韩德勤、李明扬进攻皖东和苏北，李品仙进攻皖东，此时项英不作必要的准备，对国民党的进攻不予抗议，不敢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事事让步，“压制各支队对顽方进攻的正当防卫的行为。如处置苏南对冷欣抗议事件，反对东路撤兵到江北发展，处置皖南反击刘子清无理进攻的事件，阻止张??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提议和部署等”[3]p394。至于皖南新四军军部对附近顽固派的让步事件，“更指不胜数[屈]”[3]p394。
在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战工作时，项英认为国民党是上级，新四军是下級，一味地让步、迁就，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些举动无异于让出了新四军的指挥权和领导权，最终导致新四军在统战工作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过去的一些书籍和文章在探讨皖南事变以前新四军统战工作的失误时，大多把原因归结为项英受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主持长江局的工作，提出“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的确对项英指导新四军的统战工作有一定的影响，但更应该看到，王明对项英的影响是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联系着的。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作为实现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内，中共多次声明遵守四项保证。在国共团结抗日的大背景下，对包括项英在内的所有共产党人而言，都面临一个既要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又要独立自主的开辟抗日根据地、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间的矛盾。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有一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问题。项英在新四军统战工作中的失误，主要不是因为执行王明的右倾路线，而是不懂得如何处理统一战线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的关系，处处小心谨慎，生怕处理不当破坏和影响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在新四军皖南时期曾担任该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指出：“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张国焘同时期搞工运的，与王明毫无关系”[10]。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双方不仅没有共同的组织形式，而且没有公认的决议和宣言，加上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这就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冲突。抗战初期，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处于弱势，国民党处处加以限制和刁难，我军如果全部遵从、照办，就难以打开局面。项英认为军事摩擦会导致统一战线的分裂，但没有看到我军可以在维护统一战线不破裂的情况下灵活地反击国民党顽固派。事实上，在统一战线中，斗争和团结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国民党处心积虑限制、消灭共产党的情况下，军事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不予抵御无以打破限制，无以放手发展。新四军在开展统战工作时必须敢于冲破桎梏和限制，新四军的整体力量才能增强，抗战的大好局面才能打开。
皖南事变后，中共一面巧用各种时机，将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一面重建新四军。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江苏盐城成立。
刘少奇、陈毅等人及时总结了事变发生以前新四军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统战工作的方针有了较大的调整，主要体现在：
皖南事变前，中央已经发现了项英等人的工作失误。1940年5月6日，总政治部明确指出：“在组织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9]p164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新四军政治工作中的失误还未来得及纠正，皖南事变就爆发了。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他们存在“一切迁就国民党”的错误，所领导的政治工作，“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严守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共产党从皖南事变中得到的惨烈教训。1941年7月，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刊物《真理》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建军工作》，强调指出：“首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排斥一切非革命意识的侵蚀。”[7]p121他还提出了“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7]p122的口号。
皖南事变让共产党人认识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仍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所以“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1]p763。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这一策略，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12]p119;在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友军中不明大义受人煽惑的挑衅行为，则采取一再退让的办法来促进对方觉悟，只在退让无效而危及自己根本生存的时候，才采取严肃的自卫手段，一待对方退去，本军又继续待以友好态度，力求再度实现抗战的团结”[12]p120。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作出有力回击的同时，也不计前嫌，配合友军抵抗日军的进攻。1941年5月，日军突然进攻湖北大洪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立即行动起来，破坏敌后的交通运输线，为友军赢得了防御和阻击的时间。1942年12月，日军进攻国民党李品仙、汤恩伯部，新四军在安徽淮南、巢湖和桐城突袭日军部队，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军作战。1943年1月，日伪不断在南京东南扫荡新四军及韩德勤部，危急关头，“新四军三师黄克诚与韩总部互为犄角，策应得力”，“新四军一、二、四师粟、罗、彭诸部出动部队援助友军，打击敌进军之后路”，2月24日，“彭部攻克泗阳之洋河镇据点”，“韩部突围，路经此间，彼此配合，恰收协同对敌之效”。新四军的英勇义气之举赢得了国民党军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韩德勤也“驰书致勉谢”[13]p1022—1023。
（三）在统一战线中争取多方力量的支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十分广泛，国民党固然是团结抗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其他阶层的抗日力量也需要动员，只有实现整个中华民族总动员，才能尽早驱逐日寇出中国。
早在皖南事变前，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华中地区的民运工作。皖南事变后，中共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抗日的事实，特别强调要重视群众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明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一切抗日的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之中心一环。”[2]p274为了发动和组织千百万广大群众参与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华中局要求“部队党与地方党应有切实的配合，定出切实的计划”;“各部队必须用一切方法协助与掩护民运工作的发展”[2]p275。在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华中和苏北地区各种救国团体，如工救、农救、妇救、青救、儿童团，以及文化教育抗敌学会等纷纷成立，并蓬勃发展。
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新四军非常注意动员乡绅参加政权建设。新四军在盐城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县区参政会议，实行三三制，广泛邀请各地方的乡绅和知名人士出任临时参议长，改变了他们过去“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态度，“这些士绅先生们，一边帮助军队参加抗战，一边领导武装进行保家卫国”[12]p465。从重建军部到1942年9月，新四军在盐城、阜宁、阜东、滨海等7个县市成立了参议会，到1943年年底，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完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建设。在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同时，在经济上，新四军在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和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鼓励民族资本家发展实业，有力地保障了中间势力的利益。在正确的路线发展指引下，人民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不少乡绅“宁愿损失自己的利益，减轻租息，增加工薪来支持抗战”[12]p465。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汲取前期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失误，真正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新四军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30多万人，成为共产党在华中和苏北坚持和领导抗战的基础，并在抗战结束后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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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旸，复旦大学统战基地青年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题图 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刚组建的新四军。
责任编辑 / 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