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文革”劫难]一大代表名单
一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湖南永州市）一个佃农家庭。
李达是兄弟5人中唯一获得读书机会的幸运儿，15岁考取永州中学，获得公费待遇；1913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
初到日本，李达因学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只得于1914年回国养病。
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立志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之路。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
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谴责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以失败告终，这对李达打击很大。
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是行不通的，便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由“实业救国”转向“革命救国”，开始研究马列主义理论。
这段时间，他为国内报刊撰写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如《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
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二 1920年8月，时值暑假，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工作。
在沪期间，他拜访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担任编辑，不久又创办了《共产党》杂志。
1920年12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主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暂由李汉俊代理。
李汉俊与陈独秀就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存在很大分歧，加上党的活动经费没有着落，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一职，把工作交给了李达，由李达代理书记。
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1921年2月开始，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身份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家召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七弄31号）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
李达因在会议上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连候补委员都没选上，而张国焘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共“二大”之后，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带着妻子王会悟和出生不久的女儿来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学长。
1923年4月，毛泽东和李达一起创办《新时代》杂志，李达任主编，为杂志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共“二大”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
1923年11月，《新时代》杂志被湖南军阀查封。
三 1923年秋，李达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据李达自述，他脱党的原因有三： 第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问题，不注重理论研究。
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觉得做理论研究也是对党的贡献。
“在党与否，仍是一样。
”他辞去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愿意参加示威游行及其他社会政治活动。
第二，对中共中央实行的与国民党联合的方针“想不通”。
他不同意跟国民党搞“党内合作”，“不愿意做国民党员”。
第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作风。
1923年暑期，李达从长沙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李直言不讳道：“我主张党外合作……”陈大发雷霆，不但拍桌子、砸茶碗，还破口大骂。
李达由此认为：“像陈独秀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做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
”他当时就萌发了脱党的想法。
后来，李达因忙于教学和写作，有时不能参加党小组活动，屡次受到陈独秀的严厉批评。
陈独秀甚至威胁李达：“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多次受到刺激，心灰意冷，便中断了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联系，自动离开了党组织。
1926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迁到武昌，李达受毛泽东之聘，到讲习所任教。
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达在国统区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国民党特务暗中指使暴徒打断了他的右臂。
此后，李达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教授唯物主义哲学。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教书一边埋头著述，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辩证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3部重要理论著作。
抗战期间，李达由北平去庐山而后又转往他处，他的夫人王会悟被日本人逮捕投入监狱。
王会悟出狱后辗转来到重庆，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多方照顾。
1945年秋天，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还专门会见了王会悟。
四 1948年初，毛泽东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给住在长沙的李达带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
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安排下，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深夜秘密离开长沙到香港，然后乘英国的商船到天津，5月14日抵达北平。
5月18日，毛泽东派人用自己的座车将李达请到香山双清别墅他的住处叙谈。
当轿车到达双清别墅大门口时，毛泽东已在门口迎候了。
他过去对毛泽东总是直呼其名，现在还能叫他润之吗？李达几次张口却没有叫出声来，毛泽东笑着说：“你过去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嘛！”毛泽东的话把李达的疑虑和拘谨一扫而光，时空和地位造成的隔膜顿时消失了。
两人无拘无束地进行交谈。
毛泽东摆摆手说：“离开党组织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
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
”又鼓励他说：“你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大革命失败后的二十多年来，你在国统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两人的这次谈话十分投机。
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做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
是他的关怀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结束了，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
党中央及毛泽东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
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11月又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五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李达对一些不正常现象产生了反感。
他看到一家报纸神乎其神地宣传一个14岁的农村小姑娘是如何讲哲学的报道后，生气地说：小孩子都能这样讲哲学，还要我们干什么？ 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七一》杂志准备刊发一篇文章，题目是《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作者系湖北省委的一位主要领导。
李达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已得到毛泽东审批并肯定，看后非常生气地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越？恩格斯也没有说要超越马克思！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越？我们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 “大跃进”中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大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
李达知道后给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打电话，指出这是唯心主义，还提出要见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
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下榻的武汉东湖招待所休息，李达突然推门而入，说：“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了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据说是省委同意的，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提这个口号，你听说没有？这是唯心主义！” 毛泽东看到李达认真严肃的样子，想调整一下气氛，诙谐地说：“怎么，你今天来找我算账的？” 李达生性耿直，理论上的是非原则问题非要和毛泽东辩论清楚，便一再追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看到李达认真起来，也认真地说：“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李达听了不高兴，毛泽东又举了一些历史事例进一步说明：“三大战役、直罗镇战斗的胜利，都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李达不同意这种解释，仍固执地问：“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泽东看到李达还在较真，不客气地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 在场的梅白见此情景，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口号可以由省委取消。
”李达仍坚持说：“口号可以取消，思想不取消不解决问题。
”毛泽东不再说话，客厅里一阵沉默。
梅白之后送李达回武汉大学，李达对梅白说：“连毛泽东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主观能动性，我们的国家要大难临头了。
” 事后，毛泽东也有些后悔，对梅白说：“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了，耳还不顺。
听了鹤鸣兄的话觉得逆耳，看来还要多和他谈谈。
” 六 1961年，李达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因患胃溃疡、糖尿病、高血压、双手战抖等多种疾病，到庐山休养。
李达尊敬毛泽东，但不曲意迎奉，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达脑子里有一串疑问，就把藏在心里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李达问：彭德怀怎么会反党呢？不是要反“左”吗，怎么又反“右”呢？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李达的话，把话题转到理论问题上来。
毛泽东说“你的那本《社会学大纲》，在延安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很需要这样的书。
前几年，我们工作上出了一些问题，与不懂哲学、搞片面性有关”，建议李达“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
李达接受任务后，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修改著作。
就在他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修改《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和林彪等人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唱起了“顶峰论”（康生、林彪宣扬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论点）。
有一位省委领导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
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他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
”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非常尴尬。
1965年底，李达调到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
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他又返回武汉大学完成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再次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李达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
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典范。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在大会上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定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
批斗大会上，主持者不停高呼“李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以壮声威，头脑热昏了的造反派竟跑上台去给李达戴上笨重的高帽子，用手使劲地把他的头按下去。
6月13日，武汉大学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群众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
学校派人到湖南李达的老家，找来了几个自称受过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
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李达3人定了反党“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3顶帽子。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
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
7月中旬，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都非常痛苦。
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反而日甚一日，直到他卧床不起。
八 1966年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他用抖动不停的手，在发给他写交代材料的稿纸上写了一张便条：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 顿首。
七月十九日 便条写好后，李达小心地将它放进信封牢牢封好后，恳请负责看管他的人把信送到东湖宾馆，交给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转呈毛泽东。
看守不敢擅自将信直接送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而是送给了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使得这封救命信在毛泽东离开武汉后，才被邮寄到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作，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战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
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被学校“文革”领导拒绝。
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籍，可现在就是把我当做敌人，当做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仍被拒绝。
8月10日，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看到了李达的这张条子，立即在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处境困难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当权者们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李三”看病。
然而，一切都晚了。
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不凡而又十分艰难的人生之路。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提到了李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71年，毛泽东洞悉林彪的种种阴谋之后，再次想起李达，说：“看来李达是正确的，他当时就反对‘顶峰论’。
”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责编 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