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心求正觉 忘己济群生】 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济群法师是国内从事佛学研究及教学、弘法的知名法师,少年时即以行者身份居于宁德支提寺和闽侯雪峰寺。

1979年从鼓山涌泉寺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1981年于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到莆田广化寺等处参学。

现任厦门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顾问、客座教授。

长期从事唯识、戒律、道次第的研究及讲授。

自号山人的济群法师,居于五老峰阿兰若处。

阿兰若为梵语音译,意为寂静处。

此处曾是近代高僧弘一大师住锡南普陀期间的掩关静修之地,如今,弘公手书的甘露井依然泉涌汩汩,清冽如昔。

泉边品茗,岩下步月,如此闲适的山居时光,并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事实上,它距闹市不过几步之遥。

但能得门而入,无须跋涉,便是别样洞天。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穿过甘露井所在的几重岩洞,是掩映在竹影中石砌禅房。

屋中素朴的白墙上,挂着“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的木刻楹联。

这副集自《华严经》的对联,不仅彰显了大乘自利利他的核心精神,也是兰若主人始终不变的愿力所在。

正是在这份愿力的推动下,十多年来,法师往返于兰若与尘世之间,法音广宣,度众无量,足迹遍布海内外各地。

由他参与创办并担任所长的戒幢佛学研究所,也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教育体系。

弘法教学之余,法师还以文字般若与大众广结法缘,目前,已出版人生佛教修学引导、戒幢论丛、以戒为师四大系列丛书三十余册。

其中,既有接引初学的启蒙读物,也有深入经藏的研究论丛,既有面向信众的开示,也有僧团建设的指导。

他对经教义理所作的现代诠释,使无缘亲聆法音的读者得以品尝法味,啜饮甘露。

日前,由法师发起并主持的“佛教与心理治疗”研讨会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拉开序幕,这是国内教界和心理学界的首次对话,来自各地的法师及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弘法归来的法师,虽舟车劳顿却依然有着山居时的淡定和从容。

或许,这正是一个修行人“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境界吧。

因为慈悲,所以入世度众;因为智慧,所以不著世间。

带着对方外之人的好奇和向往,记者采访了济群法师

周刊:法师是如何选择出家生活的?   济群:我出家的经历很简单,当时年纪还小,对佛法和社会都没什么认识。

之所以能选择出家,主要还是因为受家庭影响。

如果说当时对佛教有什么印象的话,那只是好感而已,而且这种好感还很朦胧。

因为家中常常接待南来北往的出家人,也就结识了不少僧人。

或许是缘分吧,他们都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到各个寺院去。

我从小就很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所以,出家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周刊:古德时常赞叹童真入道,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早期教育不谋而合。

法师是否认为,这是成为一个僧人的最佳起点?   济群教界童真入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长道路却和我截然相反。

他们像我一样早早就出家了,在那样的年龄,也谈不上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多半只是受到家庭影响。

如果剃度后不曾从学佛中获得法益,对外界诱惑是不具备抵抗能力的。

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和社会有所接触,往往会因各种原因回到尘世。

这几年,佛学院毕业生中还俗者不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小就出家的。

由此,也促使我对童真入道的问题进行反思。

我认为童真入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年龄上,可以有更多时间修学佛法;一是在僧格养成,因为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

但这两点优势,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

年少出家,文化基础多半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再就是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力。

和童真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它也同样有利有弊。

其优势在于:世俗生活都已经历,既然发心出家,也能自觉将此放下,不易产生动摇;另外,多数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验,为今后深入经藏、利益众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而不足之处在于:经历了长期的世俗生活,习气往往比较重,而人到中年后,性格多半已经定型,再要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气就很困难。

这种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出离心,又缺乏良好的修学氛围,在寺院生活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原形毕露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孰优孰劣。

周刊:法师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佛学院,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开始面向社会及高校弘法

当时弘法在国内尚未充分展开,整个社会对佛教还是充满误解,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

那么,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      济群: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还不知弘法是怎么回事。

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薄弱,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

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在后山一个偏僻的地方继续学习。

读书之余,也在佛学院讲课。

广化寺的几年生活,使我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基础上,对戒律、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研究。

1988年来到南普陀寺,在阿兰若处静修,这对我的学修和弘法都有很大帮助。

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与东南亚及港台交流频繁。

由此,也有因缘接触到很多来自海外的法师,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这才使我萌生了弘法的愿心。

首先是在南普陀寺为信众开设“正信佛教”和“人生佛教”系列讲座,并在厦大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始面向高校的弘法

其后,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座。

我就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

周刊: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您目前的弘法事业?   济群:从个人工作来说,主要是在各地举办佛学讲座,领众共修,并通过著述、音像、网络等多种形式与大众共结法缘。

科技的发展,使信众有了更多的闻法因缘和选择机会,但也带来了信仰市场的混乱,使许多修学者目迷无色,莫衷一是。

所以,这几年我特别着重基础建设,着重修学体系的思考,希望探索一条适合现代人根机的,简明而又稳妥的修行之道。

弘法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社会对佛法的需求,更体会到培养人才是教界目前的当务之急。

目前,我在闽南佛学院担任研究生导师,同时也在苏州西园寺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工作。

出家后,几乎一直是在佛学院度过,也始终在思考佛教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希望能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教学模式。

近年来,随着心理学的逐渐热门,海外心理学界将佛法运用于研究、实践的成功经验也陆续介绍到国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弘法契机,因为佛法是心性之学,和心理学有着共同关心的对象。

所以,我们会同国内心理学界的专家学者召开了首届“佛教与心理治疗”研讨会,并组织翻译了相关译丛,展示西方人将佛法运用于心理研究及治疗的最新成果。

通过这些介绍,一方面可以对国内教界及心理学界有所启迪,一方面可以使民众认识到佛法对获得健康心态的作用。

这也是我最新的弘法方向。

周刊:近年来,法师著述颇丰,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济群:举办讲座的影响比较有限,整理成文后,就能利益更多的人。

自1999年出版“人生佛教系列丛书(《心经的人生智慧》《幸福人生的原理》《学佛者的信念》)”以来,近十年中,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目前已出版的书籍有四大系列,其中,以“人生佛教系列”的适应面最为广泛,即使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从理性层面来接受,共有十多小册。

而“佛法修学系列”主要是针对信众的引导,并以皈依、发心、道次第这些基础建设为重,如《皈依修学手册》《认识菩提心》《佛法修学次第》《问道》等。

戒幢论丛系列”侧重于学术性,主要是对佛法经典的解读,如《真理与谬论》《认识与存在》《菩提心与道次第》。

“以戒为师系列”则是今年最新推出的,定位为“普法丛书”,希望通过对戒律的简明解读,使僧团大众对法和律具备基本认知,现已推出第一辑,包括《认识戒律》、《戒律与佛教命脉》、《僧伽礼仪及塔像建造》、《出家剃度及沙弥生活》、《比丘资格的取得》五本。

周刊:法师常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您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么多事业,是否总是有许多顺缘在推动?   济群:我认为我个人所有的,只是对佛教事业的一份愿力和一些想法,正由于众多因缘的推动,才使我为社会和教界做了些事情。

首先是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可以将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付诸实践;其次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为我提供了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使我有更多时间内修外弘;第三是西园寺普仁大和尚的全力支持,使我能以戒幢佛学研究所为平台,实施教学理念;再就是各地护法居士的积极协助,这都为我的教学和弘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果没有这些因缘,很多想法也许至今还是想法而已。

就我自己来说,虽然不是积极主动的人,但对弘法事业始终保有一份愿心。

周刊:从目前情况来看,教界这些年的发展相当迅速,寺院纷纷大兴土木,前去朝拜的信徒和观光客也明显增多,可谓“香火鼎盛”,但问题和负面新闻也在逐渐浮出水面。

作为出家多年的法师,您对当今教界的现状是如何看待的呢?   济群:从表面上来看,佛教界的发展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

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中还有太多问题,可以说是一言难尽。

在此,就我想到的简单谈几点意见。

一、作为出家人,首先要明白,僧人的本份就是内修外弘。

自身佛学素养和道德水准提高了,才能给大众以正确引导,否则就会将他们引向迷信、盲信的误区。

而作为寺院来说,除了给僧人提供修学办道的环境,也是民众净化身心、舒缓压力的净土。

定位准确了,才知道寺院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面向社会。

二、应重视佛教制度建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一套适合当代的相关制度。

出家的考核制度、沙弥的教育制度、新受戒比丘的学修制度,等等。

道在人弘,有了健康的个体,才会有如法的僧团,才有能力荷担如来家业。

三、宗教政策落实以来,整个教界都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先后创办了几十所佛学院

虽然也为教界培养出一些人才,但并不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最佳方式。

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寻出一套适合现代的佛教教育制度,是教界的当务之急。

四、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许多寺院也在走向商业化。

这种商业化,实际就意味着佛教的世俗化。

我对教界出现这种现象非常担心,希望大家对此有所警觉。

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使不少僧众的信心道念随之淡化,长此以往,他们又何以化世导俗。

所以,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也是教界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

五、对僧团财富的合理使用。

随着旅游业和经忏的盛行,使一些寺院非常富有,怎样合理使用这部分收入?在我看到的情况中,大部分都是在修庙、造大佛,或是存放银行,更有甚者,浪费在各种无谓应酬中。

如何使这些财富用于佛教弘法、慈善和教育,是教界领导者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

六、教界应该认识到弘法的重要性。

一方面,出家人具有弘法的责任;另一方面,社会是佛教生存的土壤。

唯有在全社会普及佛法佛教才有永久的生命力。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佛法在今天的弘扬已不能停留在传统方式上,更要契理契机,以现代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诠释。

同时,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大众提供智慧的解决之道。

汉传佛教为大乘,提倡自利利他、慈悲济世的精神,在今天这个人心躁动的时代,更应该发挥自身优势,为安定人心、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作用。

七、各地寺院虽然重建了不少,但多数都缺乏规划和设计,有的甚至比较俗气。

寺院是民众的精神家园,建筑本身也应该能够体现佛法的内涵,也就是表法。

所以在风格上要朴素、庄严、和谐。

另外,在使用上要注意实用性,集修道、弘法、教学等多功能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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