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歌》创作前后|游击队歌创作背景
1937年底，正值北国天寒地冻的时节，音乐家贺绿汀随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来到山西，为抗日部队演出。
首场演出前，贺绿汀意外发现前来接待他们的参谋处长正是他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时的营长李云鹏。
战友相见，分外亲热。
李云鹏拉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当年在海陆丰（今天的广东汕尾市）你写过暴动歌，今天你该写首更好的抗日歌呢！” “好啊！”贺绿汀一口答应。
尽管一路忙忙碌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老战友的嘱托。
然而，他每每拿起笔来，又不知从何下手。
贺绿汀虽然参加过广州起义，对战争场面有一定了解，但对八路军游击战士打游击的情况却很陌生。
为了寻找创作素材，他一有空就与八路军战士泡在一起，多方搜集有关八路军打游击的资料。
一次，贺绿汀来到八路军新成立的炮兵团慰问，看到一门门崭新的大炮，惊喜不已。
陪同人员兴奋地对他说：“我们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炮兵，你看到的这些大炮一部分是我们从日军那里俘获的，另一部分是阎锡山南逃时丢弃的。
” “你们能搞到这么好的炮，真是不容易！”贺绿汀很是佩服，更加想了解八路军是如何打游击的。
说来也巧，贺绿汀到八路军总部没多久，时任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来到学兵队，做关于游击战术的报告，贺绿汀慕名前往听讲。
彭雪枫绘声绘色的演讲，将贺绿汀带进了一个神奇的游击战世界：青纱帐、绿水旁……到处都是游击健儿英勇杀敌的战场。
贺绿汀听完报告回到宿舍已经很晚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彭雪枫精彩的演讲，学员们摩拳擦掌的抗日救国激情，以及他之前看到的游击战资料在他脑海里不断闪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他轻轻地从床上爬起来，点燃油灯，挥笔写下曲谱和歌词：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完成后，形象鲜明，语言生动，节奏明快，音乐与歌词搭配得十分协调。
游击队员机智灵活、勇敢顽强、紧张愉快的形象跃然谱上，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誓御外侮的坚强意志。
歌曲节奏以开始两小节的节奏型为主导，进行各种变化发展。
歌曲结构按照起承转合的格式组织，属于有再现的二部曲式。
第一、二、四乐句相似，第三句则完全不同，在节奏、旋律、调性上与其他各句形成明显对比，使全曲在统一中有所变化，群众既容易记住歌词又容易传唱，还不感到单调乏味，这也是这首歌能在群众中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年后，贺绿汀回忆当年创作《游击队歌》的情景时说：“这首歌是先写成曲调再填的词。
我一开始就定下了明确的创作意图：要通过音乐的刻画，反映处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的游击战士的乐观情绪、昂扬斗志和革命自豪感。
在曲、词结合上，我把不重要的字或衬字全都摆在轻拍上，把重要的字摆在长音或强拍上，根据曲调的节奏变化与旋律线来考虑每一句歌词的具体安排，使歌词与曲调完全吻合。
这样，虽然每一句歌词的长短都不相同，但词与曲的起、迄、问、答完全一致，曲调既充分表达了歌词的意义，唱起来也朗朗上口。
” 贺绿汀一夜未合眼，或许是过于兴奋的缘故，他创作完成《游击队歌》后竟然一点儿睡意也没有。
第二天一早，他拿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游击队歌》，找到负责接待他们的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兼学兵队音乐教官周巍峙，说：“我昨天写了个新曲子，唱给你听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
”不等周巍峙发话，他便照着歌词哼唱起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这首歌写得真是太好了！你马上跟我到学兵队去教大家唱！”周巍峙听完后，激动不已。
为了让学员们在演唱时充分把握住这首歌的精神，他在教唱前，还对歌曲进行了详细讲解。
其实，贺绿汀的担心是多余的。
试唱之后，军营里到处都响起了《游击队歌》，战士们个个豪情万丈。
为了使这首歌的内容更加丰富、更有气势，他又将歌曲编成了四部合唱。
1938年春节，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在山西洪洞县高庄举行，中央特地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台晚会。
晚会的高潮就是演剧一队演唱《游击队歌》。
当时，尽管没有钢琴，没有乐队，只有欧阳山尊（中国戏剧的奠基人和北京人艺的创始人之一）的口哨伴随着全体队员的歌声，但大家都被这首歌愉快、活泼的旋律和歌词深深打动。
一曲终了，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晚会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与演剧队全体演职人员亲切握手、交流，对他们的演出给予了赞扬。
朱德还当即将这首歌工工整整地抄写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并说：“战士需要这样的歌。
” 在以后的岁月中，朱德一有空闲，就翻出这首歌，反复吟唱，陶醉其中。
毛泽东也非常喜欢这首歌，1943年7月，他在接见贺绿汀时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 自从《游击队歌》在高庄晚会上唱响后，许多八路军部队专门派人骑马跑几十里路来抄写谱子。
从平型关大捷回根据地休整的八路军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还把演剧队邀请到部队教士兵们唱这首歌，并对部队指战员说：“大家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
”就这样，演剧队队员们马不停蹄地从一个连队转到另一个连队，教战士们唱歌。
杨得志的部队出发那天，遇上漫天飞雪，战士们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精神抖擞地开赴新的战场。
《游击队歌》一经传唱，迅速传遍全国城乡，甚至在敌占区，人们也常常听到这首歌。
一群群热血青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听了这首歌后背上背包唱着歌奔赴敌后。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常常在行军途中哼唱。
美国友人卡尔逊不仅自己爱唱，还在他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多次提到这首歌，并大段引用了它的歌词。
周总理非常欣赏这首歌，1964年，他任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总导演时还专门将这首歌收了进去。
当时有人不同意，认为这首歌过于轻松，抗日、跟鬼子斗争哪有那么轻松。
周总理却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
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