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摘要：将北京大学图书馆110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晚清和民国的初创与曲折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合并扩张与长足进步时期、改革开放后追赶世界先进大学图书馆的持续发展时期，分述了三个阶段的特点和成就。并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从八个方面展望了大学图书馆的未来。
关键词：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图书馆 110周年 大学图书馆 未来。
今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110周年。110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晚清和民国的初创与曲折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合并扩张与长足进步时期、改革开放后追赶世界先进大学图书馆的持续发展时期。如今，她正满怀信心，朝着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目标奋进。
本文以时间为序，回顾历史，关照现实，直面新情势下的挑战，力图探索未来发展。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它的建立与京师大学堂一样，是晚清政府和无数仁人志士数十年救亡图存、艰难探索的结晶，承担着兴办新式教育、开启民智、促进社会改良的历史重任。
1896年，刑部尚书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建立“京师大学”、“设藏书楼”的主张。同年，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也上书，指出“仪器图书，亦必庋藏合度”，大学堂应当“建藏书楼、博物馆”。随后光绪皇帝发出上谕，为京师大学堂拨款“购图书、备仪器”。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通过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把藏书楼的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其作了种种具体的规定，还详细开列了藏书楼的经费预算。该章程不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正式文献，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建馆章程。
《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通过调取各地官书局图书和选购民间及国外书籍两种方法，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收集图书。其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实际上是在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即担负着收集和保存官方出版物的职能。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对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示范作用，此后，办学堂必建图书馆，建图书馆必取法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1902年10月，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第一批图书运送到京，藏书楼的主管人梅光羲也正式到任履职，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正式创立。从藏书楼创立到辛亥革命发生的9年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主要做了建设藏书和制定规章制度两件大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也正式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在曲折中前进，经历了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建成独立现代馆舍的短暂黄金时期、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时期，凝聚了许多先贤的探索和心血。以下追忆的仅仅是其中的几位。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有所发展和完善，但从整体上看，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经费长期没有着落，重收藏轻使用，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低，管理混乱，设施陈旧等。使北京大学图书馆获得全面改观的，当属蔡元培和李大钊两位先生。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一整套新的规章制度，聘任了一批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教员，提倡学术自由，使北京大学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也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了新的转折。其实，早在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他就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和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把大学图书馆列为“革新之起点”，把办好图书馆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来看待。并且毕生宣传和贯彻这一主张，在著作和讲演中多次阐述图书馆的重要作用，提倡无人不当学，无时不当学。他认为“为研究学问计，最普遍是图书馆。”除了在学校教育中贯彻他的图书馆思想外，他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图书馆工作，曾经担任过北平图书馆馆长、国际图书馆中国分馆筹备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等职，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改变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现状提出了设想：“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买，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随后，他力排众议，聘请当时并没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的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又在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的决议，使李大钊成为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蔡元培对李大钊的选择、聘用和信任，使北京大学图书馆走上了改革和振兴之路。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期间，十分关注和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竭力筹措图书经费，动员社会各界捐款捐书，在赴欧美考察期间，把为“建筑一所大学图书馆”征集募捐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即使在离任后，他还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促成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的落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大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图书馆学家，对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他所撰写的《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美国图书馆学员之训练》和《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图书馆学论著，最早对我国图书馆特别是学校图书馆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对图书馆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教育职能，以及图书馆与学校教学的关系等问题，均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还热心介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图书馆的先进技术方法，代表了当时图书馆界的水平和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图书馆界的一名实干家，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第一，他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进行藏书建设，使不同学派和思想的各种图书得以入藏，形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雄厚、广泛、多样的藏书传统。尤其是对当时涌现的各种宣扬新思潮、新学说的书刊的大力收藏，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变成了一个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第二，他订立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规划和规章制度，积极配合北京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组建适应现代大学图书馆需要的图书馆机构和工作人员队伍，加强和改善读者服务工作，提倡开架式借阅，提高了图书馆的整体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