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摘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历史悠久，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提出是在近代以后，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内涵不断变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这是对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该理论凝聚着以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政治层面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政治一体的前提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性，在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从而使中华民族内部形成“同呼吸、共患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4—0001—16。
古代有“华夏” “中华”等诸多概念，其内涵不断演变，但作为族群称谓的“中华民族”概念并未形成。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意识萌发，民族理论发生深刻变化，“中华民族”一词才脱颖而出，并为以后历届中央政府、社会各界和全民所接受。20世纪初以来，“中华民族”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时至今日更提升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新高度。近年来，有关中华民族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颇为丰富，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深入研究：就研究内容而言，有涉及中华民族理论在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等某一具体时段中演变的原因、过程及影响;就研究视角而言，有从文化认同角度开展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研究，有从族群角度讨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问题等。①从现有研究可见，对“中华民族”观念演变进行长时段历史审视的研究相对缺乏。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华民族观念被赋予了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论凝聚着作为中国人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走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该理论一经提出即为各族民众广泛接受。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形成，是基于历史与现实，是对百年来有关中华民族理论研究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而我们认为，对百年来“中华民族”理论的演变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探寻“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论演变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探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阐述近百年来其相关观念理论的萌生、演变与再构，并从“一体多元”的维度阐释当今“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论构建的科学性。
民族，作为客观存在，是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和民族人种体的多维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客观存在且具有广泛同一性的民族实体，也是一个拥有独特的统一原则、形成发展历史和明确归宿感的命运共同體。诚然，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形成是基于中华大地农耕、游牧两大文明内部各民族彼此依赖、互动的内在需求，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必然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各种要素相互支持、作用的结果。
中华民族的整个生存空间位于欧亚大陆东端，东西跨经度62°，南北跨纬度49°，是一个幅员广阔，且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虽然历代王朝的疆域范围时有消长，中国各民族生存发展空间却是明确而稳定的，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地域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一种对内开放，对外相对封闭的地缘状态：一方面，东北有大兴安岭与西北利亚相隔，北部横亘有广阔的蒙古高原和沙漠，西北地区则有帕米尔高原和无垠的戈壁荒漠，西南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而东南地区则为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正如《尚书·禹贡》所描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卷3高山、沙漠和海洋形成了工业时代以前人们难以逾越的天然地理屏障。古代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中心本就相距遥远，而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使古代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交通与交流相对困难，从而决定了中华大地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具有很强的内向性，也使传统中华文化的认同性和凝聚力不断加强，在与外部交流借鉴过程中表现出稳定连贯的延续性，没有出现诸如古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南侵而出现“断层”千年的现象。另一方面，在中华大地内部的自然框架中，有包括高原、平原、丘陵、盆地等结构完整的地理体系，地大物博，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并无对外开拓的需求。亚洲东部“于外严整而于内又气象万千”，虽然内有因高山大河阻隔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地理区域，但在各大自然地理单元之间存在若干通道，使古代各族之间可以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徙戎论》所言：“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戍卒亿计……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而与华人杂处;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可见，中华大地既是中国各族人民共生共息的地理空间，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
（二）中华大地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有着天然的物质互补需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经济基础。
中国地域辽阔，内部自然环境差异巨大，形成了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北起瑷珲，中经陇山、横断山脉东缘，南至腾冲的400毫米等降水线，即被今人称之为“胡焕庸线”，这条线既是中国半湿润—半干旱区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农耕、游牧两大文明的分界线。“胡焕庸线”两边的自然地理环境迥异，人口与经济分布均成鲜明对比：东部农耕文明区域人口较为集中，“自唐宋至明清的千余年间，占全国人口总数常高达95%以上”;西部干旱的游牧文明区域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其间穿插分布着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耕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77%，人口占全国总数通常在10%以下。”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各地居民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北粟南稻、东渔西牧等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也正是因为西部畜牧业与东部农业经济的差异性，东西各民族生产和创造的财富不仅为本民族所需，也成为其他民族所需，使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经济产生互补性联系。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著名的“丝绸之路”“茶马互市”即是典型例子。两汉以来，自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的“丝绸之路”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经济辐射力，丝绸、布帛等物资以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西域的物产相互交流，带动了沿线各民族、各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唐宋以来内地农耕区的茶叶等物品与藏区、蒙区及西域的马匹和其他物产经茶马古道、草原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等交通线大量地输入、输出，故“茶马贸易”成为汉、藏、蒙等民族之间重要的经济纽带。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形式多样，虽然有战争有冲突，但和平交往始终是主流，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各民族实现了经济和文化互补，东中部地区的农业经济与西北部地区的畜牧业经济互为其社会经济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民族间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需求、联系和依赖，共同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并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提供了物质条件。